尽管《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已经认定了葡萄牙与西班牙试图瓜分世界的边界，但是，来欧十世（Leo Ⅹ）在1515年11月3日发布的通谕中进一步明确：赋予葡萄牙发现、占领以及将要占领的土地——“从博哈多尔角（Bojador）到印度，不论位于何处，甚至是今天未知的地方”——的特许权，任何人在这个范围内贸易、捕鱼甚至航行，须经得葡萄牙国王的准许。可以想象，作为对这个特许权的回报，葡萄牙国王要为天主教向新领域的发展提供经费，建设教堂和派遣传教士。大发现之后，商贸与信仰搭配进军远东丝毫不勉强和让人感到意外，《巨人的一代：明末最后几十年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Generation of Giants: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的作者邓恩（George H.Dunne）没有忘记提醒说：
无须怀疑大发现时代众多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者真正的宗教热情。他们是宗教信仰非常强烈和狂热的人，他们怀有扩展天主的王国的高度责任感。这使得鼓动罗马教廷对此事业给予支持成为了现实。[1]
葡萄牙以及其他试图前往新世界的欧洲人对“印度”“中国”“远东”“亚洲”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天主教获得了罗马时期的扩张以及本笃会完成了欧洲文明的基础秩序之后，他们一开始以为已经完成了信仰的全面覆盖，与文化水乳交融的宗教似乎所向披靡。大发现让他们感到震惊和兴奋，既然人类所占有的空间远不止于他们过去所知道的范围，一个新的传教阶段开始了。
一开始，在欧洲建立了共同价值观的天主教的传播者带着已经树立起来的“欧洲人主义”的姿态跟随商人前往新发现的土地，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对打开中国大门无能为力。例如在1563年，在澳门的葡萄牙人超过900人，有八位耶稣会会士已经在这里开始了他们的工作。然而，当会长于1565年向中国广东官员申请进入中国大陆传教时，他被礼貌地拒绝了。三年后，一位在试图进入中国传教毫无建树的西班牙籍耶稣会士瑞贝拉（Juan Bautista Ribeira）带着粗糙甚至野蛮的心情向总会长说：“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是依靠武力，在军人的面前给他们指出这条道路。”同样的话不止一个人说，有一个叫阿法罗（Alfaro）的传教士甚至说出这样一种话来：“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2] 直到意大利耶稣会士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8-1606）于1577年10月到1578年7月在澳门留驻的考察，新的传教策略产生了。范在给总会长的信中说：“进入中国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调整我们的策略，采取一种与迄今为止我们在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方法。”[3] 跟着于1579年7月到达澳门，次年11月就到了广州的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Michele Rruggieri,1543-1607）受到范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学习中文。当中国的官员与葡萄牙商人会谈时，总要邀请罗明坚参加，因为罗开始理解并尊重中国的礼仪和文化。1583年，罗明坚与刚刚到达中国不久的利玛窦开始被允许在肇庆建造第一所天主教房屋默许传教，相信这个时候他们联想到三十一年前西班牙耶稣会士沙勿略（Francis Xavier,1506-1552）搭乘葡萄牙商船抵达泰山上川岛不得其门而入中国并死于上川岛一定百感交集[4]。不过，“对上帝的荣光和灵魂得救的热情并没有休眠，它反而激励和鼓舞它所感染的人心”，沙勿略的后继们知道“铁链和苦役甚至暴死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关系到多少灵魂从永世沉沦在永恒的奴役之中得救的问题”，利玛窦说明了这一点[5]。现在，人们可以说，真正开始影响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也许可以从另一种文明的布道者的工作中发现。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hew Ricci,1552-1610）的确是传播福音和对中国文化有明显贡献的传教士。他于1571年加入耶稣会。二十五岁时就去了葡萄牙等待着前往印度。在葡萄牙，他接受范礼安的教导，学习中文。
很难理解和相信，在传教士们的事业处处碰壁的时候，会收到肇庆知府王泮邀请，接受经总督批准了的——没有任何逻辑的意外——由“国家赐予的一笔财产，修建一所教堂和房屋”。尽管修建教堂和传教的开始仍然遭遇了种种的困难和麻烦，不过，利玛窦们坚持推进着他们的事业。当官员（应该是王泮）看到了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挂有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时，了解和认识世界的观念便开始发生。王泮要利玛窦用中文翻译并绘制一张世界地图，利玛窦照办。不过，他完全理解中国人一直没有改变的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所以，他将中国的版图绘制在世界地图的中央，这既没有违背基本的存在事实，也满足了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世界“中心”的意识。然而，那些有怀疑精神和知识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改变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事实上，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6]。
西方文明最初以天主教教义传播事业的方式与具有独立发展历史的中国文化相遇，注定是要发生严重的冲突的。早期的罗马帝国之所以最终接受了天主教是因为希腊化文化浸淫的结果，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不过是一个文明系统中的因素，而对于那些即便具有彻底牺牲精神的传教士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传统环境中工作，冒着“背叛天主教信仰”风险的策略与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的岁月，利玛窦逐渐认识到，要让中国人入教，必须接受他们的知识习惯，例如中国人熟悉儒教，他就必须通过将天主教的教义与儒教思想进行尽可能地拉近，以便中国人能够接受天主教的思想。可是，儒教本身就经历过变化，在宋代，朱熹所确立的儒家思想与天主教教义无法对接，而利玛窦发现古代的经典儒学反而接近于他可以组织起来的解释路径，因此，利玛窦就试图通过寻找天主教教义与早期儒家思想的相似点，来传播其宗教思想，这样的方法当然有效。就此而言，利玛窦的努力证实了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思想以及宗教之间，在理解对方而不是灌输的基础上，是可以有通融之处的。当然，这样的解释除了需要通过透彻理解中文而深入地体会其后的思想，也需要温润的语言策略和从容不迫的人格魅力，而这些，都是利玛窦的品质。1592年，利玛窦与范礼安进行了最后一次讨论，他改变了自己的服装[7]。之前，罗明坚以及其他一些传教士的策略是通过佛教和尚的服装来接近中国人，可是，这样的方式仍然收效甚微。既然中国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是最明道理并是可能加入天主教的一部分，利玛窦干脆穿上了中国士大夫的服装，利玛窦意识到有正统象征意义的形式——就像天主教发展出来的种种形式、习俗和语言一样——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形式意味着一种高度的符号化的认同，他解释说：“对我们来说，当造访地方官员时，或是其他重要人物身着礼服来访问我们时，穿上一身丝绸的外衣和戴一顶与之相称的帽子是很有必要的。”[8] 当穿上中国人非常熟悉和感到自然的服装之后，在与中国学者和官员亲切的交往过程中，利玛窦便开始将欧洲的文明通过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制图学的知识以及人文主义思想传授给他们，天主教的教义就在日常的交往和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一丝丝浸入到中国人的大脑里，传教的工作就这样产生了令人欣喜的成绩。[9] 事实上，为了有效地传播天主教教义，利玛窦也充分利用了那个时候的不少知识分子——例如东林学社的成员——的理解力，通过与他们进行儒学辩义，来寻找理解天主教教义的可能性，进而让这些学者官员皈依天主教，去影响更多的中国人。利玛窦的策略与努力在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这样一些著名人物的工作中得到体现。利玛窦的策略性是如此地符合当时的中国语境——因为传教本身的合法性是非常不稳定的，他与其他的传教士经常遭遇着恐吓甚至驱逐。所以，即便能够在一座城市里稳定下来，他也是小心翼翼而没有过分张扬的，例如在南昌传教的时候，利玛窦在一封给他的罗马朋友的信（1595年10月12日）中这样写道：
我不认为我们应该修建一座正式的教堂，而是代之以一间做讨论问题之用的房间。另一个厅则当作用来做私人弥撒的场所或做接待室。因为在这里，通过私下的谈话传播福音要比正式的布道效果更好，成果更显著。[10]
在1601年到达北京并获得了中国皇帝的默许可以留住传教之后，利玛窦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策略：通过文化浸润和思想交流，实现传教，这样，在官员和知识分子中间，书籍与学术讨论，很自然地导致了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外国人在中国的这种策略和态度在之后的不同历史阶段中都能够发现，只是不同时期的表现会得到不同的遭遇。
尽管传教士们后来通过景教石碑证实了几百年前就有他们的先辈进入中国传教[11]，但是，16世纪开始的大规模的传教势力向亚洲进发是基于大发现之后的交通条件和人们视野的迅速打开，这时，时代要求一个国家——尤其是拥有辉煌历史的国家——去适应世界格局的变化，迅速改变现有的惰性以及难堪的状况。然而，这时的中国（明政府）已经处于衰退的状态：皇帝昏庸无能，太监势力控制着整个朝廷，那些想扶正皇帝为国家出力的官员总是处于与“阉党”心力憔悴的博弈与斗争中。在北京，利玛窦没有能够说服皇帝——万历皇帝不过是一个昏庸懦弱并听信奸臣的人——给予他授权合法地传播教义。以后，他放弃了上奏皇上争取传播福音明确授权的努力，而相信只有通过翻译、出版以及永无焦躁并充满热诚的交谈，即通过思想的传播和感情的交流去逐步争取中国的知识与士大夫阶层。
的确，更为深入的传教方法和事实上的知识（道德、哲学以及科学技术）传播是对教义和儒家思想语词的改造。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思想的载体即语词虽然可以传达思想的内涵，但是，不同文明传统所使用的语词本身形成的话语结构并不如利玛窦们想象的那样容易翻译和重新组合。中文有“调适”这样的词汇，即改变一种形状或者结构以便适应被选择的对象，利玛窦甚至了解宋明理学与古代儒学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但是，基于这是两种完全独立发展而来已经非常系统的文明，仅仅将意大利、葡萄牙、拉丁文或者别的欧洲文字表述的教义句子翻译成中文，这已经遭遇巨大的困难。中文有自己的历史能指或者涵义惯性，将一个拉丁文翻译成中文究竟如何选择字或者词？用中文表述天主教的思想，或者借用中文词汇重新赋予其含义，其结果很容易产生歧义，一个中国人很容易滑向原来他熟悉的字和词最初的含义，他几乎不可能像翻译者——用母语思维就更不用说——那样用欧洲文字去理解原文的含义。这样，重新理解或者变异就在所难免，中国读者难以轻易地保留原来的思想逻辑。利玛窦在解释何为上帝，在利用“五伦”“三纲”的儒家教谕传扬西方一神教，或者在讨论灵魂不灭时使用儒家强调的道德完善观点，由于采取的是赋予词汇以新的含义的方法，因而存在着事实上的语词歧义和理解盲点，例如“GOD”用 “上帝”（天上的皇帝或统治者）或“天主”（天上的主人或主宰）来表述，是否就是准确的呢？传教士们通过句子的完整性与反复阐释，以确定各个名词术语翻译为正确，这项工作在传播教义的合法性上本身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当然，利玛窦们总是通过不断解释和文本重写，来解决翻译问题，同时，又尽量回避中国人不习惯的字眼，例如尽可能回避“受难”“原罪”或者“救赎”——这是基督教义中的核心内容——的解释，这就大大缓解了中国受众在聆听教义宣讲时可能发生的难受与内心抵触，这也是为什么利玛窦的传教也被认为有偏离教会教导倾向的地方。可是实际的情况是，当中国人在接受教义的过程中逐渐理解了其中的名词术语的本性时，他们很自然地就会远离儒家、佛家更不用说道家的思想。无论如何，利玛窦的工作可以被视为西方文明在进入中国之后最早的调适并产生卓越结果的努力——尽管他的传教策略经常被认为是让天主教义适应儒家思想。事实给予这种努力有力的证明，到了1608年下半年，利玛窦在一封给自己兄弟的信中报告了他和其他传教士共同努力近三十年的成绩，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两千名天主教徒，其中还有不少是学者。”[12] 两年后，利玛窦去世，中国皇帝下诏书，利玛窦在北京获得了一块墓地：这意味着传教获得认可，并给之后传教士们的工作提供了可以继续前行的依据——利玛窦通过自己的死实现了为天主教做出的最后贡献。最重要的是，在之后的传教队伍中，履行利玛窦调适策略的传教士总是能够获得成绩，而那些绝对主义的“欧洲人”，往往都面临严重的挫败和牺牲。
在中国文人士大夫中，利玛窦的朋友徐光启是对外来文明表示欢迎并充满热情地去理解的一个范例。他同样面临利玛窦所遭遇的问题：两种文化如何融合？徐光启发现西方的道理能够解决具体问题，而儒家学风尤其是宋明理学却过分玄虚和空疏，他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儒学之士自己与利玛窦交往的体会：“既又相与从西国利先生游，论道之隙，时时及于理数。其言道理，既皆返本蹠实，绝去一切虚玄幻妄之说。”[13] 不过终究，徐的目的是“补儒易佛”，他即不满儒学的现状，也更反感佛学的教理，而基督教带来的整体性的西方文化便成为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工具。危机时，徐光启的知识与能力当然获得了机会，满人对明王朝的逼近迫使皇上命令徐光启和李之藻用欧洲模式训练军队。但是终究，思想不敌制度，从澳门前往北京由葡萄牙人组成的军队在南昌就被皇上的诏书通知返回，先进的工具并没有被及时地采用。[14] 尽管如此，在传播来自西方的知识方面，徐光启不遗余力，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他还在为修历操心。最后，皇上用国库的钱为徐光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这意味着由利玛窦奠定的天主教事业在中国进一步获得了条件。[15]
注释：
[1] 本书转引自中文版。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006页。
[2] 转引自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003页。
[3] 转引自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003页。
4] 沙勿略先从日本到果阿，于1552年4月离开果阿到达马六甲，在这里他遭遇总督的严重阻碍。7月，沙勿略离开马六甲前往中国。12月2日，沙勿略因病死于葡萄牙与中国人做贸易的上川岛。
[5] 《利玛窦中国札记》，参见“第一章 圣沙勿略努力要进入中国，但未成功”。
[6] 利玛窦写道：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养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谈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出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以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然而这还不是惟一的结果，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陆地带，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的到来所造成的恐惧。（《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126页）
[7] 改穿儒家学者服装的正式批复文件是由到中国与利玛窦一块工作的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1560-1640）于1594年7月带给利玛窦的。
[8] 在利玛窦离开南京到达南昌时，他便非常习惯地穿上绸袍。也是在南昌，他非常顺利地与当地官员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交往与沟通。两百多年后（19世纪70年代），来自英国的传教士仍然面临这样的问题，当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D.D.,Litt.D.）换上中国服装，头上做了一个假辫子后，他听到身后有人说：“啊！他现在看起来像个人了！”（《亲历晚清四十五年》[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REMINISCENCES T.Fisher Unwin Ltd. London]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9] 在一封写于1595年10月28日的信中，利玛窦描述了他在南昌与中国人的密切来往程度：
我连吃午饭的时间也没有，往往是下午一点钟才吃上。
一个星期里，我要受到两次或三次的赴宴邀请，有时一天里要赴两个地方，我也不得不两个地方都去⋯⋯
（转引自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028页。）
[10] 转引自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033页。
[11] 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称“景教”，该教留下了一个石碑，名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简称“景教碑”，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最早文献。碑文分“序文”（景教的教义和该教在唐代146年的传教史）与“颂词”两个部分，由波斯传教士用汉字和叙利亚文撰写。“景教碑”历时1100多年，唐代灭佛（“武宗灭佛”）时埋于地下，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明代最早见“景教碑”的是金尼阁，以后是葡萄牙传教士曾德韶，曾将文字翻译为葡萄牙文发往欧洲。
[12] 转引自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
[13] 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上册，第66页。
[14] 那些在广州的商人担心葡萄牙人的势力由此扩展到内地，所以通过贿赂京官劝说皇上：击退满人无需这些外来人，商人以此阻止葡人扩大生意的范围。
[15] 事实上，传教士们在利玛窦去世之后的工作尽管有过发展的高潮，但是在中国传教的工作仍然非常艰难，在与宫廷反对势力（例如担任过南京礼部侍郎、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等职的沈㴶[1558-1634]于1617年8月签署的逐教令对各地传教士形成了巨大的打击，即便如此，到了1622年，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的数量仍然有增加。）包括阉党的博弈与斗争的同时，内部在如何能够有效实现传教的目的方面也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传教士的顺利传教通常被普遍看成是利玛窦采用的调适性方法的结果，但是，通过教授数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其他科学的方法传教也一直受到质疑，例如耶稣会日本省区的省会长卡尔瓦罗（Valentim Carvalho）在将总部从日本撤离到澳门时，于1615年发布布告严厉地阻止利玛窦制定的传教方法。尽管于1613年从中国回到罗马的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他是《利玛窦札记》的整理者和润色者）促使教廷开会（1615年1月15日）研究过适应性传教的相关特许权问题，例如在行弥撒仪式时戴帽，翻译圣经可以使用中文等等，并且，罗马教会1615年6月27日的最高会议简报还颁布了会议政令，但是，这些信息没有因为金尼阁及时发回中国的文件副本而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欧洲人主义的逻辑不断地阻止着“适应性”的方法。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些试图让中国人不仅接受宗教信条，还要服从教会所有法律法规和在欧洲或其他殖民地的习俗的努力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同时要知道，当金尼阁于1621年从欧洲回到中国时，明朝政府对天主教教徒的迫害正处于高潮。大量的史料表明，那种所谓的“不妥协”的绝对主义或者纯粹主义的传教立场和态度总是招致中国人的反感，或激化矛盾导致更加严重的迫害、被捕和牺牲。
【温馨提示：本网站将用18个月的时间，依次更新完《20世纪中国史》上卷（中文版）的全部内容。更新时间提醒：下节内容将于2025年2月28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