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人们才再一次敢于公开发表议论。他青年时代的伙伴、曾经的留美幼童并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理的唐绍仪这时（5月21日）这样评价：“袁的策略就是让一个政党反对另一个政党，形成制衡。有时他会派同样的人去互相监视对方，向他报告彼此对某一计划的想法态度。袁世凯害怕炸弹和暗杀，于是把自己锁在高墙内。对于一位由人民选举出来的领袖而言，如此害怕面对公众是极为奇怪的。在他执政的四年间，走出官邸的次数不超过六次。他本应坐在敞篷车里，向他的子民表示自己对他们的信任，或者表明自己并不害怕他们。”[1]曾经一直坚持君主立宪政治立场的梁启超以后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有这样的评价：
他很明白，全国国民，都反对他当皇帝；不过他以为要抵抗，除非要有充分的力量，眼看作全国人是不济事的。他以为头一种力量是枪炮，放着手里有几十万雄兵还怕谁来；第二种力量是金钱，有的是外债，有的是造币厂，不愁劳人不顺着他的指头动，但是结果怎么样，几十万雄兵，几千万金钱，其效力几等于零，他的皇帝，于是当不成。由这一点看，他根本上没有知识，全不了解国民意志力的伟大。[2]
无论如何，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失败意味着：“帝制” （几千年来的秦汉政体）以及儒家政治体系形式上的合法性在中国彻底丧失。不过，作为人们取得共识的“立宪”仅仅是一种话语形式，在强大的儒家思想的继承背景下始终没有得以真正兑现，之后的政治家们出于统治的表面正当与政权的稳定，总是在策略上编制新的话语系统，维护他们自己设计并认为具有合法资格的政治安排。
1916年6月7日，共和制的犹豫者黎元洪接任总统。人们议论着此举究竟是基于1912年的《临时约法》还是1914年的《宪法》，尽管黎元洪同意“民元约法”，但段祺瑞坚持基于“民三约法”，导致了法统之争，孙中山、梁启超均告诫段祺瑞不得违法，避免引发新的政治危机。6月25日，驻沪海军将领李鼎新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宣布支持南方，在上海发展起势力的冯国璋也对北京施加压力，博弈的最后，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黎元洪宣布遵循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8月1日，之前为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复会，蔡锷被黎元洪授予一等勋位。不过，基于权力平衡与大局的需要，革命党人的军事委员会解散，段祺瑞被黎元洪任命为总理。袁世凯复辟帝制引发的法统问题终告段落。
然而，之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政治的稳定，黎元洪接替总统职位之后，与总理段祺瑞之间冲突不断，以致形成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矛盾与相互掣肘，导致政府内部人事调换与变化。政治圈的基本逻辑仍然大致按照之前立宪和革命党人派系的划分，在国会，表现为国民党派系的“宪政商榷会”和进步党人的“宪法研究会”，前者的主要人物是张继、孙洪伊、林森、吴景濂等，他们强调在宪法中要规定省宪大纲，省长必须民选；后者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主张中央集权，官派省长。在参众两院的会议上，因宪法问题甚至发生斗殴。1917年2月3日，美国因德国宣布以潜艇实施海上封锁而与德绝交，并邀请中国合作。段祺瑞和梁启超以及国会的研究系[3]议员们主张响应美国，与德国绝交，并加入协约国，梁启超等人的目的是，通过参战可以争取到收回德、奥租界以及延期交付庚子赔款。然而，当参战案提交国会时，国民党派反对参战，重要的反对者除了孙中山，还有唐绍仪和章炳麟，他们主张中立。可以想象，除了德国希望阻止中国参战外，日本和美国都努力促使中国参战，日本旨在通过中国的参战获取经济利益和对北京政府的控制；美国则希望加强协约国的力量尽快结束战争。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段祺瑞召集各省督军开会，组成督军团通电申明对德宣战。5月10日，段又发动由商、政、军界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强迫议员同意宣战议案。这些举措因为非法导致普遍的反感与愤怒，甚至外交、司法、农商以及海军总长也提出辞职。最后，众议院以内阁部分人员辞职为由，决定暂缓议决宣战案。结果，段祺瑞的督军团与国会部分议员发生冲突，前者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后者则要改组段祺瑞内阁进而去职。黎元洪的决定是免除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但这次黎元洪又被段祺瑞抓住了把柄，因为他是以外交总长伍廷芳副署的命令宣布免去段的职务，而段则通电告诉人们：没有经过他本人副署的免职命令根本无效。这引发了数省的督军或省长宣布独立于黎元洪政府。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助居间调停时，黎元洪便召安徽督军张勋进京。张带领5000士兵进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不得已在6月13日安排宣布“将参众两院即日解散” ——同样的一次非法滥权——之后不久，即7月1日，张勋干脆推溥仪复辟登基。策划这场“丁乙复辟”中的张勋发自内心有对清王朝的眷念，他甘心成为清王朝中的一个忠臣， 所以当他一进入紫禁城就跪在前皇帝的面前。不过，他在制造复辟行动之前也是经过了康有为和曾经的北洋同盟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意的。这也意味着，尽管已经民国六年，但不少人的血液还存有清廷旧制的余温。张勋充任内阁总理和接替曹锟兼任直隶总督，却没有给段以官职。十二天后，张勋就被段祺瑞的军队赶进荷兰使馆里去了，滑稽的是，张勋感到他被出卖了。
在张勋复辟失败之后，紫禁城的遗老旧臣又将恢复清室的希望转向新的权力者。正如溥仪所记述的：“在冯、段上台之后，孤臣孽子们的目光曾一度集中到这两位新的当权者身上。”[4] 因为他们清楚，这些共和首领曾是张勋的同盟。他们在拒绝新的政治规则方面于内心中都是没有什么原则区别的，存在的问题只是权力在谁的手中以及如何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可以想象，袁世凯去世之后，作为北洋派系开始分裂，临时总统冯国璋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导致直系（冯）和皖系（段）的出现，从1916年直至1927年，北京政府的权力几乎被军阀所掌控，人们习惯称之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期间，爆发过直皖战争（1920年）、直奉战争（1922年、1924年）以及1925年的军阀混战（孙传芳、吴佩孚、冯玉祥），这些争夺势力范围和权力的战争几乎没有什么正义可言，军阀们各自打出的政治旗号与讨伐敌人的理由冠冕堂皇，却都缺乏属于现代国家的政治理想与社会抱负，他们仅仅对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不断变化的利益方向感兴趣[5]，这使得他们之间的战争只能导致这个国家缺乏信用[6]、政治失序、经济衰败以及社会混乱[7]。这就是为什么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希望通过北伐——对北方军阀们的讨伐——而实现真正的“共和”的原因。
一开始，针对段祺瑞的“参战案”和“督军团”事件，孙中山就发起过“护法运动”，他的目的是维护“元年约法”，否则现实的中国与复辟无异。正如他给粤、桂、黔、湘、滇、川各省当局的致电中所说的：“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之本，公等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唯一任务。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8] 可是，在不同条件与环境下与孙中山合作的军人和政客出自各自利益与政治目的，使孙中山的“护法之役”屡屡受挫。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孙中山力图使“共和”这个概念不受到玷污，并根据国会是否恢复将北京政府的合法化问题反复提出来。但是他所依靠的陆荣廷和唐继尧只对势力范围有兴趣，他们对孙的支持有其原因：尽管他们是反张勋复辟的队伍中的一员，但当段祺瑞从张勋手中重新取得权力之后，陆唐不仅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分配，还受到段祺瑞转身消灭的威胁，他们希望从孙中山那里获得广泛的影响力，以改变被动的局面。实际上，孙中山与军阀合作的结局与梁启超大致相似[9]。孙最终因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反对而受困于军舰，直至1923年6月29日蒋介石到达广州辅佐孙中山，孙于8月14日抵达上海脱离危险。1924年1月，陈炯明被孙中山指挥的滇桂联军和粤军所驱逐，孙才又回到广州。对自己领导的护法运动，孙中山有这样的评价：
护法之役，前后六载，国家损失，不为不重，人民牺牲，不为不大，军兴既久，所在以养兵为地方患。故余于护法事业将告终之际，发起化兵为工之主张以补救之。如实行此主张，于国利民福，当有所裨；否则护法之役，所得效果，惟留法之不可毁之一念于国人脑中而已。较辛亥丙辰所得结果，不能有加也。[10]
早在讨伐张勋复辟之后的次年10月，皖系段祺瑞利用自己在国会中的力量，选举了原清室太傅徐世昌作为正式总统——实权仍然在段的手中。徐曾是张勋复辟计划的策划人[11]，他成为总统使溥仪再次充满希望，溥不仅关注新闻动向[12]，且尤其注意徐的政治计划。眷念旧制的溥仪所观察到和经历到的事实表明了从袁世凯时代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共和”时期在政制上的不稳定，孙中山以后在1919年10月8日给上海青年会的讲演《改造中国的第一步》中就强调了阻碍国家建设的“陈土”是官僚、武人和政客，指的就是这个现象。而梁启超早在《大中华》（1915年）的发刊词中就写道：“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昌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益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13] 这样的现状自然给那些曾对“共和”充满希望的人的内心布上了无法摆脱的阴影并带来深深的痛苦。他们认为革命后的形势与革命之前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那么希望又在何处？
注释：
[1] 转引自郑曦原编：《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版，第115页。
[2] 梁启超：“蔡松坡与袁世凯”（1926年），《梁启超自述：1873-1929》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181页。
[3] “研究系”可以被视为民国初年的梁启超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得名于1916年在北京成立的“宪法研究会”。因其温和的态度和方式与该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均为不和。1917年9月1日，国民党雇佣刺客枪杀了研究系重要人物汤化龙；1925年11月，国民党骨干朱家骅又带领青年学生烧毁了研究系的《晨报》馆。
[4]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页。
[5] 1916年，中国陆军人数约50万人；1918年有100多万人；1924年150多万，1928年超过200万人。北京北洋政府的军费开支1916年为1.5亿多，1925年达到6亿元。（见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6]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受苏俄的怂恿派人限清室全体人员三小时内离开紫禁城。470个太监与100多个宫女被赶出宫，冯让太监和宫女们自谋出路，以致其中有缺乏生活能力的人跳进了4米深的护城河。然而，清朝隆裕皇太后是在国际社会关注下签下退位诏书，将原有领土完整转交给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作为满、蒙、回、藏、汉五族共和的共和制中华民国通过的《优待皇室条件》文件，作出了相应契约承诺。次日，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表示微词，但是，冯玉祥对撕毁一份国家契约不以为然，他答复说：“此次班师回京，可说未办一事，只有驱逐溥仪，才真是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可告天下后世而无愧。”事实上，在“革命”、“人民”这类口号下，中国历次政权都对这类信用很少顾及，检视其原因，与这个国家缺乏契约精神的文化传统有关，朝代的更迭与合法性的确认，大都是通过武力来实现的。
[7] 这个时期的军阀派系非常复杂，除了直、皖两系外，还有以张作霖为统帅的奉系，山西阎锡山、西北冯玉祥、云南唐继尧、广西陆荣廷、湖南赵恒、四川刘存厚、刘文辉等军阀派系。
[8] 《国父全集》第3册，第451页。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261页。
[9] 陈独秀在1917年的《新青年》第3卷第4号中的“时局杂感”中，以一种幽默的口吻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步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进行了一个有趣的比较：“进步党不乏贤达可敬之士。惟愚之评论进步党人，也急切功名，依附权贵，惮于根本之改革,是其所短耳。以此原因,进步党人每以能利用权门自喜而反为权门所利用,一点污于袁世凯,再见欺于督军团。国民党之荣誉往往在失败。进步党之耻辱往往在胜利。”（《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10]《国父全集》第2册，第191页。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265页。
[11] 溥仪在谈到“丁已复辟”的背景时对徐世昌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述:
复辟的酝酿,早发生在洪宪帝制失败的时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陷于四面楚歌,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又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而引退的徐世昌,曾经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过,说“民党煎迫至此,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这个主意得到早有此心的张、倪二人的同意,但因后来没有得到各国公使方面的支持,所以未敢行动。袁死后,他们又继续活动,在徐州、南京先后召开了北洋系军人首脑会议。并在袁的舆榇移到彰得时,乘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致祭的机会,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做出了一致同意复辟的决议。（《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
以后段祺瑞利用了张勋复辟的急切心情,成功地从黎元洪手中夺回了失去的权力。正如溥仪看到的:张勋复辟的结果“成全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一个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一个当上了总统,而张勋则成了元凶大憝”。《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10页。
[12] 溥仪记述:“在复辟刚失败后,《上海新闻报》有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段是最能打动紫禁城里的人心的:‘使徐东海为之,决不卤莽如是,故此次复辟而不出于张勋,则北洋诸帅早已俯首称臣……’不但我这个刚过了几天皇帝瘾的人为之动心,就是紫禁城内外的孤臣孽子们也普遍有此想法,至少在徐世昌上任初期是如此。”（《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0年版,第111-112页。）
[13] 《饮冰室文集》第三十三，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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