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我去信湖南美术出版社，告诉他们我是一位现代美术的学习者和爱好者，我一直在翻译西方现代美术方面的著作，希望有合作的机会，翻译一些那时中国年轻艺术家急切希望了解到的西方现代美术。很快，有一封来自长沙的书信到了我的手中回复了，启开信封，读到了热情的文字，编辑自我介绍说，他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叫邹建平，是湖南青年美术协会的秘书长，热爱现代艺术。同时，信中还附上了一张照片，是他光着膀子坐在自己的一件绘画作品前的半身像。邹在信中说：“这就是我”，希望保持联系，看有什么好的国外的书需要介绍给读者，就尽快动手。之后，我们开始了不断的书信往来。我们最早的合作是一本关于达利的研究性的传记。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翻译完了《达利》，当然，也很快就出版了。那时出版的书虽然没有今天精致，可是，也是让我激动不已。
1988年是“海南热”，我带着寻求发展机会的目的去了海南三亚。结果，我没有在三亚落定，却利用出门的机会去了长沙。我想去看看湖南美术出版社是个什么样子。记得我第一次走进在人民路的湖南美术出版社的时候，看到的是颇有时间痕迹的旧建筑，建筑斑驳并多少有些肮脏，当走进邹建平的办公室时，他并不认识我是谁。
“你找谁？”具有陌生感的询问。
“我找邹建平。”
“你是谁？”
“我叫吕澎。”
“啊，哥们，我是邹建平。”这时的声音突然充满热情。
邹建平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之后，我认识了李路明和当时的社长萧沛苍，以及编辑孙平和姚阳光。从此，我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开始有了密切的来往。
尽管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可是，要在中国系统和大量出版现代主义的著作也不完全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由于我生活与工作的城市是成都，我与四川美术出版社也有很早的联系，可是，除了能够出版《塞尚、凡高、高更书信集》和《风景进入艺术》这样内容温和的西方著作，出版社仍然是小心翼翼的。可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哥们在这个时候似乎没有任何顾虑，他们几乎是做他们能够想到的事情。这样，一个西方现代画家的丛书就这样出笼了。我为这套丛书贡献了《达利》、《培根》（跟另外的朋友共同翻译的），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总是能够得到邹建平和其他哥们的鼓励与敦促。
1988年10月，我在成都利用四川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的身份，与张晓刚、毛旭辉等人策划了“1988’西南现代艺术展”。邹建平、李路明不仅参加了展览，还让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画家》为展览做了一期专号，应该说，这期专号是当时现代艺术展览中最为奢华的画册。《画家》最早的编辑是李路明，在80年代的中后期，这份杂志与其他重要的杂志（主要是《江苏画刊》、《美术思潮》）共同构成了推动现代主义艺术的平台。在这个杂志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湖南现代主义艺术团体（被称之为“《画家》团体”）。每次我到湖南长沙，都能够看到经常来往于美术出版社的艺术家——例如刘采、刘庄，大家喝酒，讨论艺术，说说女人，充满着乌托邦的空气。在举办“1988’西南现代艺术展”的时候，李路明、邹建平到了成都。正逢我筹拍电视故事片《第一追杀》，他们参加了我的开机仪式之后，去了阿坝。那个时候我们在成都的见面情景至今记得，朋友、艺术以及开心，很是难忘。
也是在1988年的时候，李路明就邀约我写一部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著作。可是那时我只对翻译西方现代艺术的著作有兴趣。我甚至认为，中国艺术家在80年代的努力更多地是向西方的学习，似乎没有什么自己独特的东西。所以，我没有要写作关于正在中国发生的现代艺术的欲望。直到1989年4月中旬，我与周春芽到长沙玩，住在美术出版社旁边的招待所，从电视里得知胡耀邦去世，引起了很多人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有一种情绪和感受开始在心中渐渐弥漫。我似乎感受到了，但是还不是十分明确。可是，到了1989年的下半年，我已经认识到，倘若时间像这样无情地流逝，未来的人能够知道我们在80年代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运动吗？今后的人了解我们曾经有过的充满理想的精神状态吗？他们知道那些发生在80年代的青春的故事吗？我意识到，我应该承诺李路明的邀约，写作8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现代艺术史。很快，我与易丹就于1990年的春天完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1979—1989》。李路明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事实上，他付出了很多劳动。他从出版社和自己的资料中，收集了大量的作品图片，使得这部艺术史有了尽可能丰富的资料。不过，由于那时的资料保存很原始，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通过电子文件的方式留存，所以，当时出现在书中的很多图片资料就成为稀有的文献。我与李路明共同在他的家里校对稿子，核对图片，每天的吃住和工作都在他的家里，直至将书编辑完毕。读者应该知道，1990年的中国仍然非常沉闷，可是，湖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和社长始终没有放弃这本书的出版，直到1992年的春天，也正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这一年，他要求人们往前看，要发展经济，不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上花费脑筋，发展才是硬道理。所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两年前完成的书稿这时才获得出版。
市场经济的发展给那些现代主义的实验者提供了机会，一些批评家在想，在很难通过美术家协会办展览的情况下，如果可能，是否可以通过市场的渠道继续推动现代艺术的发展。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孙平有了很好的沟通，结果，在《画家》停刊之后，我们共同商量和策划，他通过努力获得了出版社的支持，编辑出版了《艺术市场》。今天看来，这份杂志的形象非常可怜——没有好的纸张，没有精美的印刷，甚至就没有太多的页码。可就是这份杂志，开启了中国艺术界对艺术与市场的关系的全面讨论。有很多艺术家和批评家参与了讨论，这份杂志虽然只到9期就停刊了，可已经是我们今天研究艺术市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导致的问题的珍贵文献。在编辑《艺术市场》的过程中，我与孙平不断有关于编辑工作的信件往来。那时，虽然家里已经有了电话，但是，涉及编辑工作（选题、约稿、编辑、校对以及设计）的讨论就是在那些一封封信件中讨论完成的。不过事实上，我们当初的兴趣不在市场，而是希望通过市场这个话题通道，重新找回现代主义运动（尽管那时王广义已经在艺术市场的访谈中使用了“当代艺术”这个词汇，不过）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出发点非常简单，甚至幼稚，可是，正是这个动机，与90年代的市场大趋势有了非常的吻合。与孙平的个人友谊也是在这次合作中建立起来的。直到杂志最后转刊（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两期）、停刊，我们的工作都是充满热情和理想的。
上个世纪90年代是一个思想面临转型、感觉遭遇困顿以及充满精神崩溃可能性的十年，因为市场经济同时带来了物质主义的侵蚀。不过，我记得我与其他批评家共同组织“广州双年展”的时候仍然是精神饱满，带着理想的。我记得，“双年展”这个词就是在编辑《艺术市场》、收集国外资料的时候知道的，并且是在湖南美术出版社谁的办公室里讨论在广州举办展览时，决定使用“双年展”这个名称。当时从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毕业、在意大利工作的孔长安从意大利寄来过一些信件，介绍威尼斯双年展，可是直到那个时候，我们对这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展览仍然知之甚少。90年代的社会生活已经可以使用“物欲横流”来形容了，我的很多时间也是在商业与公司生活中度过的。直到1998年年底的一天，王广义问我是否还有意愿写新的十年美术史，我在简短的思考之后还是动笔写了。《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就是在1999年中完成的。实际上，我当初是将这本书的完成看成是一个句号。我似乎决定之后不再有任何写作了，将经历全部放在经营上，那时，我也因为看到了太多的拜金主义现象而对艺术界失去兴趣。为了及时出版，我是在湖南宾馆进行稿子的最后修订和校对的。在将稿子交付李路明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写作生涯结束了。临离开宾馆的时候，我把装满资料的箱子留在了房间，我内心这样想：我不再需要它们了。可是，当我离开房间准备去机场时，李路明在房间门口看到了留在里面的资料箱子，提醒我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带走。这时，对斯文的尊重还是让我回头拉上箱子去了机场。这个事情似乎是一个象征：无论是什么原因，我是放弃不了对艺术史的写作了。
从1988年之后的很多年里，因为出版、编辑、展览以及别的事情，我经常去长沙。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哥们在家里、小街、宾馆、岳麓书院、湘江边上吃饭、照相、聊天。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我也经常与当时的社长萧沛苍讨论出版、艺术以及别的事情。实际上，没有他的理解与支持，过去有很多关于现代艺术的书的出版都是没有可能性的。萧老师理解现代艺术，并且以安静和理性的决策支持着编辑们的工作。记得在1990年的一天，我们很多人在邹建平家里吃饭，当大家讨论到《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是否还能够出版的时候，萧老师说：“只要有条件就出版，放心。”他说话的时候很平静，但是也非常肯定。他的神情让我有非常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其实，这就是力量，也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湖南美术出版社拥有一段特别光荣的历史。两天前，我到程昕东家里做客，发现客厅里有很多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些成果印证了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同仁的努力。尽管人们通常将书中的内容看成历史，可是，如果没有像湖南美术出版社这样的工作，历史也是难以成形的。
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哥们认识有二十年了，大家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无论如何，过去的那段友谊与感情是会保留的。也正是因为曾经的友谊，曾经的合作，曾经的讨论，同时，也因为共同书写的艺术史，我会永远记得与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哥们来来往往——特别是像在街边小饭馆吃蛋炒饭这类事情——的日子。
2010年4月30日星期五于上海信安左城酒店523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