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很多人认为就是被招安、投降,但我所说的“合法性”是指当代艺术在这个社会应该有存在的理由和不受侵犯的制度条件。直到今天为止,当代艺术仍然可以被一个电话所终止,因此,实现当代艺术的合法性是我们的目标,当然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有时不得不采取策略的措施。1992年广州双年展期间,我与广州美协、文化局的领导、老画家吃饭,提出展览的目的就是顺应市场经济,帮助艺术家解决生计问题。我只字没谈现代性、艺术革命,但作品自己会说话。当时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已经接受市场经济,他们认为这展览是买卖,所以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但有些人就会问“都搞成生意了,艺术到哪里去了,学术到哪里去了?”严格地说来对于这样的提问,不能回应——这种智商和考虑问题的角度让你没办法回答。我们通过行动、策略将艺术与合法性的规定、规范要求结合起来,目的是使它能够以合法的、被人尊重面貌出现,这不是投降,或者要求艺术家改变自身的艺术立场,而是在意识形态压制之下通过策略争取机会。
在目前的情况下,体制仍是最主要问题。所以还是要抓住市场经济,尽管其制度还不健全,但是毕竟它顺应了发展的观念,同时官方对这个概念开始有了认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讨论问题,才会为当代艺术创作争取更多的空间。某种意义上,市场给了当代艺术一个机会,一个通道——虽然通道里还是有明枪暗箭,也有些人会在过程中被市场吞噬,但冲过去总会有幸存者,总比完全被扼杀要好。而且是否会在市场里迷失,还是要看艺术家本人的学术信念。你不是真正热爱艺术,当然就失去信心,也不会有坚持的恒心。
旧有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惯性仍然是我们社会的大问题,但显然仅仅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思考在这样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什么?如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同时不断地一点点扩展边界,每个人都这样做,总有一天边界会被拓开。作为艺术批评家,应该非常充分地意识到这个背景。这不是一个抽象的背景,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工作。面对它,既然针锋相对就会流血,我们可以用某种自由主义的态度,通过“不跟你玩”的方式来寻求自由,这个看起来是很犬儒的动作,还是有强烈的消解意识。
作为生命存在的方式,通过死亡、流血、破坏的方式也可以,但大家并不愿意。要想让社会迅速地健康起来,只能通过实干,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无意识共鸣。这并不是知识分子能办到的,它与社会的操作层面发生关系。不管是批评家、艺术家,还是工厂的工人、老板都尽量做好自己事情,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我在经商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与生命有关的危险。面对知识圈里的一些哗众取宠的攻击言辞,我认为太不重要了。生命受到威胁与被人说(骂)了两句所导致的结果,完全是两码事。我在乎的是,事业会不会受到影响。之所以当代艺术的形势下降到今天这个程度,没有明显的起色,与当代艺术中的人有关:要么不支持、漠不关心;要么支持的力度不够,没有方法。不要以为自己在“批评”就是站在真正的知识分子位置——究竟是在说风凉话,还是真正在解决问题,最后会落实到具体的事情上。社会需要批评,市场经济中的缺陷需要人指出,但问题在于作为批评者,你指出了问题的所在了吗?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了吗?只是泛泛讨论资本强权、官商结合是不行的。抽象地谈有什么用呢?道理谁不会说。坚持真理、思想要有深度、要有精神追求,这样的语言只是说出来,有什么意义呢?重要的是拿出解决方案和行动来。
西方文明中,一个好的习惯是通过逻辑和科学方法去证实。中国传统文化最精华的部分,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它需要你去感受。世界很多事情不能通过解说表达,但是可以理解。而你的理解是通过什么呈现的呢?就是通过你的行动来呈现:将你感知到和想说的东西呈现在你的每分每秒的言行当中,呈现在做事的各个细节当中。对于一件事情,即使你能说出十个观点,但没有行动去落实,我不会认为你已经理解了这件事。王林在其文章将我不同时间说的“买断历史”与“改造历史”拿出来说事,是完全没有理解问题所在,他的批评和提出的问都缺乏学术常识,他对任何一个对象的讨论完全缺乏基本的语境理解,因此是错误的,是没有智商的。或者说他也有智商,他是故意要这样说。那就更差,那就存在着道德性的问题。有些人总是以空洞的高标准去要求别人,却不去对高标准给予身体力行,结果,我们很怀疑他提出的标准的正当性和真实性。这让我想起在80年代末,有一次在中央美院开油画研讨会,我作为旁听去参加了。靳尚谊说艺术第一要义是真诚,这个表述没什么错误。但我就举了一个手,我问:“真诚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仅仅说到真诚,我们却不知道真诚是什么意思,并且难以找到证明的话,我们很难去验证真诚的真实性。” 他没有回应没有解释。结果,使用“真诚”这个概念也没有什么用。别人也不知道你究竟想说什么。
我想做的事情是在家写作,但现在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责任。面对今天的问题,我们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都成了问题。我们的背景在西方找不到范例,只能自己去开创。建设、操作的过程是艰难的,光说话显然是不行的,只有通过行动才能真正书写历史。其实,行动就是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