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启程前往罗马——这是一年的时间内第四次前往意大利。
在复杂冲动的支配和一段时间的准备后，我策划的一个展览在Rovereto的MART开幕。这个展览的题目是『全球性绘画：中国新一代艺术家』，参展艺术家都是80、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我的目的是在欧洲举行年轻艺术家的一次巡回展览，以满足自己对最近几年艺术迭代的好奇心与思考，并将中国新的艺术介绍到国外。筹备展览期间的某个时刻，我发觉我的动机与举措多少有些奇怪：在新冠疫情即将爆发时我正在写作《20世纪中国史》，彼时，我似乎已经进入了远远超出关心艺术史这个范围的思绪中，并且对未来的艺术史写作有了强烈的迟疑。2019年6月7日，我应《文艺研究》编辑金宁的邀约完成了文章《消失的温馨时光——从艺术史向历史写作的转向》，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写到：
随着对艺术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的研究，我越发产生了对历史而不仅仅是艺术史的兴趣，由于我经常阅读史学史尤其是新史学的相关理论著作，我越来越认可：历史的写作也同样可以看成是一种基于事实材料的文学写作，换句话来说，历史真的是我们塑造出来的。然而，当我越是要为特定的艺术问题寻找其上下文的联系时，我越是将目光扫向那些语境的更深处，这样的思绪逻辑最终将我引向了对发生在20世纪的那些历史事件与问题本身的思考。结果，艺术史的温馨写作时光消失了，我开始了沉重的《20世纪中国史》的写作，当我搜寻发表在《文艺研究》上不同时间发表的文章时，我注意到，我从艺术史到历史写作的转向的确是迟早的结果。
我在『消失的温馨时光』一文里详细交代了为什么会开始写作越出艺术史范围的历史著作：我自己当然知道这是在艺术史的长期写作中存有更深入了解不限于艺术语言、风格、样式的历史问题的内心驱使，彼时的情绪似乎是说，我的艺术史写作是不是应该结束了——在『消失的温馨时光』里，我也交代了自己将2000多册关于中国现当代艺术史参考书籍捐赠给香港中文大学的事实。我回想起，多年前2000年的初春完成《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时，我曾有过一次对艺术史写作的悄悄告别，不过那时是因为生计的原因，失去文联的工资使生活的压力非常巨大，感到必须全力以赴努力谋生养家糊口，而这一次似乎是由于一种内在的原因真的要对艺术史放弃了。
事实再一次不尽然，尽管在『中国史』的写作和出版的几年期间——实际上该书的『序言』开始于2013年，我始终不能对这一百年的历史问题释怀——几代读书人的心理疾病，但是，当我于2023年9月底在米兰的一个咖啡馆里看到厚厚的两本『中国史』（上下卷）放在眼前的桌上时，内心的种种不安和焦虑已经舒缓下来。我得承认，尽管过去我在意大利、法国包括韩国出版了自己不同语言的艺术史著作，但是每当我第一次见到新书实物的时候，内心都不再产生兴奋——那都是自己写作的逻辑结果。『中国史』的出版唤起了我再次思考，后面究竟还会写什么？
202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的年份。之前的2022年10月16日我在伦敦的时候，还焦虑着书的最后完成，可是几天后，我在米兰写下了『中国史』第十章的最后一个段落。在这座欧洲时尚之都，我在轻松的心情下观看国王美术馆里恩斯特（Max Ernst）的系统文献展，这个展览让我也联想起在这里曾经不同时间看到的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卡罗卡拉(Carlo Carra)和契里柯(Giorgio de Chirico)极为系统而专业的研究回顾展，这次旅行我也参观了一旁20世纪艺术中心关于欧洲现代主义到当代艺术的收藏展览，对20世纪初期意大利的现代主义原作也有了难得的系统观看，之后，与设计师朋友殷九龙去了Rovereto,参观了MART的收藏展，又一次看到了意大利现代主义时期的作品。11月初，在西班牙的黄梅夫妇带我们去了距离巴塞罗那不远的老城镇基罗纳（Girona），在咖啡馆室外喝咖啡，观看古老的建筑和街道，久远古老的建筑和弥漫时间痕迹的一切让我惬意异常。实际上，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我游历了美国和欧洲六个国家的十几个城市的美术馆，一路的视觉经历勾起了我早年学习艺术史的回想：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西班牙、德国和那些低地国家的美术馆看到的大量作品，再到在伦敦看到的早年翻译《英国美术》时印象深刻的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 der Jungere）的《大使像》，特别是在柏林新国家画廊里看到的完整的表现主义作品大型展览，曾经在书本上浏览到的艺术史上的作品历历在目。此外，数年来，有两次欧洲的观看经历，让我确认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尽管是通过印刷质量很差的书或画册学习西方美术史这种不得已的路径也仍然是有用和有意义的：一次是在西班牙马德里美术馆里，我在宽大的展厅里很远就识别到远处展墙有一幅迭戈·罗德里格斯·德·席尔瓦-委拉斯开兹（Diego Rodríguez de Silva y Velázquez）的油画，这幅画曾经出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黑白小书里，画中是一个侏儒坐在街边；另一次是在意大利拿波里（Napoli）一个教堂的收藏库里，我进门一下就识别了其中一幅尺寸很小的普桑（Nicolas Poussin）风景画，这一次不是因为曾经看到过这幅画的印刷品，而是从构图、手法、风格以及气氛判断出来的。我想说，过去虽然我们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很好的条件看到欧洲艺术的原作，可是，对改革开放初期出版的质量不高的印刷品的阅读，以及对为数不多的艺术史原文著作的翻译，也仍然让我在早年感受到另一种文明的气息，并培育出艺术史的视觉经验。事实上，我的第一部关于西方美术的著作《现代绘画：新的形象语言》（2022年再版时的标题是《欧洲现代绘画简史》）于1987年出版时，我还没有出国观看原作的条件，除了80年代初在成都看到的《蒙克》版画展，根本没有机会看到欧洲艺术家的原作，但那些偶尔读到和翻阅到的不多的英文原著和附图，一定传递了不少艺术史的信息并滋生出多多少少对以后有用的视觉记忆，进而还能够激发我在没有看到原作的情况下去写作介绍另一种文明背景下的绘画史。
2023年即将过去了，我用这一年的时间完成了《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英文修订版（由于修订版涉及到了2000年到2020年的艺术现象，Macmillan想将书名调整为《20、21世纪中国艺术史》），年底，我的意大利文的《美术的故事》修订版也由Rizzoli出版，以致在我看来，我的一个写作阶段结束了，我应该思考下一本书的主题。12月6日《全球性绘画》开幕式结束后，我们又去了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国王美术馆里的格列柯（El Greco）展览、乌菲齐美术馆里的乔托（Giotto di Bondone）时代空间、波提切尼（Botticelli）作品空间，再次洗涤了我的视觉经验，我尤其注意到波提切尼不同时期的作品风格与手法之间的差异在我的大脑里引起了不小的疑问。从一个展厅到另一个展厅，在那些伟大艺术家们的作品面前不断驻足凝视，尽管乌菲齐美术馆来过数次，但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唤起了我无限的迷思与好奇，留恋不已——每一次的观看都会发现新的问题。
这样看来，我还会像在疫情三年里那样充满紧迫感地继续写作与艺术史的距离相对遥远的历史故事吗？我想说的是，自今年10月从欧洲回来之后，我发现对艺术的兴趣与爱好，尤其是早年对艺术史的学习，使得我对艺术史知识的探寻依依不舍。的确，我热爱艺术史，我还意识到，在今天这样一个经过改革和思想解放过滤的特殊历史时期，艺术及其艺术的历史仍然可以给予我自由思考和写作不少空间，何况，艺术史不仅仅给我们带来艺术的历史的知识，更是我们了解人性，洞察精神领域神性问题的路径。今年的5月，我第二次去了ITatti。这个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的图书馆和机构，我是在校对吕婧翻译的《肯尼斯克拉克：生活、艺术与文明》时才有了更多的了解的，之前，关于贝伦森（Brenard Brenson）和克拉克（Kennth Clark）这两位艺术史家的故事，激发了我于2022年10月去佛罗伦萨时第一次拜访了ITatti。ITatti的图书室和后院百年没有变化的花园，让我深深感受到一种文明的气息：教养与永恒。这种气息引发我5月的这次拜访时干脆在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两天，以便我好好地接收ITatti的感染。的确，对我来说，参观这样的『圣地』，不简单是完成一次学术考察，更是一次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缅怀。我知道，今天的当代艺术圈子，很少有人对远离当代艺术的古代历史感兴趣——有人甚至认为古代艺术与当代艺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们的今天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我们会因为今天的物质享乐或者充满未来主义氛围的科技信息爆炸而忽略隽永的过去吗？
年中，我原在国美的研究生，后来去北大读博的张敏从伦敦给我带回了三本书：贝伦森的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画家》、《贝伦森与克拉克通信集》以及塞克瑞丝特（Meryle Secrest）写的《贝伦森传记》，在当今西方艺术史学研究领域，这些书远没有T.J.克拉克（Timothy J.Clark）或者贝尔廷（Hans Belting）等人的书时髦，但是对于试图了解英语系统的艺术史研究及史学史的学生和老师来说，其学术作用丝毫未减，所以我也很想将《贝伦森传记》翻译出来。从2022年的9月到今天我在欧洲数个城市美术馆的参观经历，的确让我恢复了早年学习艺术史的心理状态。我回想起过去几年『20世纪中国史』写作时光，那的确是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事件刺激有关——对这段历史的写作出自50年代出生的人（这是关心社会以及国家命运这类宏大叙事的一代人）早年思想与社会氛围培育的结果。可是，经历了1978年以来四十多年复杂历史变迁的人应该反省：难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个人的力量在历史长河中的的确确的渺小而微不足道？难道今天还继续认为历史的进程总是基于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努力的结果？难道几千年来的文化与思想惯性可以被几十年物质发展的力量所轻易摧毁？难道个人的存在价值仅仅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中才能够呈现？难道个人的精神世界真的不可以在非常狭窄的趣味空间里有效生存？当然，我所感到的最基本的问题是，在越来越频繁地接收到负面、难受甚至属于噩耗的信息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能够在不对命运妥协、不对邪恶力量低头的同时仍然寻找到安身立命的场所与机会？
每个人的时间、经历以及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也终究完全不同，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似乎就应该终止试图无限触及不可能实现的人生『天花板』的过分欲望，事实上，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人生的『天花板』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文明的体验与认识的尽力而为，并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通过出版或者上线与他人沟通。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很清醒地决定在后面的日子里继续写作艺术史，并在以后的写作旅程中，尽量从事一些艺术史方面的翻译。最近我也想到，虽然今天AI的能力已经非常强大，但是，人文主义文字的内在性并不是字面的一般翻译能够挖掘的，『内心需要』——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很早使用过的一个难以解释的词汇——决定着人的判断能力，正如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的文明社会一样，人工智能即便会产生出一个新物种，其本身的逻辑也会衍生出相应的伦理和道德，衍生出人类文明的积极力量。我继续相信：人类的未来基于善，未来将产生赋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条件的新的控制要素，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念，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什么希望呢？
当然，人的幸福感不仅仅限于对未来的期许，实际上，幸福本身仅仅在对往昔的追忆与思考中就可以实现。无论如何，将今后的日子与精力放在研究艺术史已经足够了，这是我2019年的那次思想转向的一次很自然的回转。
2023年11月30日星期四写于成都飞往罗马的飞机上，12月17日改于罗马飞往成都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