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2011成都双年展的总策展人，如何评价此次成都双年展？其中的建筑展与独立建筑设计展有什么不同？
吕澎：很难找到某一个角度来谈这次双年展。从展览的内容来看，它其实是把艺术、设计和建筑，通过又独立又有联系的方式策划在一起展出。在过去的双年展里，建筑展都是单独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三个领域都跟我们当下城市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关联，也跟城市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态度所发生的巨变有关系。此次双年展跟别的双年展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做了16个特别邀请展，参展艺术家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其实是给更多的人提供机会，也是给城市提供机会。因为在短时间里，市民能看到这样的展览，比看不到展览显然要好些。
对于此次成都双年展的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趋于保守或者温和，有的人认为有意义，主题是由我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立场决定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对西方艺术非常了解，也应该了解，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普遍说来，对于自身传统却缺乏认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自己的文明传统和资源重新审视和挖掘呢？其实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人，大部分都是缺乏传统教养的。所以用与传统资源能产生关系的主题也就显得必要。当然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和文明建设的出发点会有一些契合，但我最初的主题就是如此，并没有改变。成都政府西部经济、文化战略的意图已成为今天的普遍观念，但什么是我们要的艺术，那就是另一个话题。
我本人不太在意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坦率地讲，此次成都艺术展的参观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798艺术园区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4年来才有100万人参观，去年的第八届上海双年展90天内参观人数有16万人，我们在37天达到了28万参观人次。影响力也是评判的一个方面，从媒体来看，例如国内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和国外的《泰晤士报》、《法兰克福汇报》等多家媒体都做了报道或者文章转载。
记者：此次成都双年展上的建筑展主题为“物我之境”，设定这一主题的契机是什么？虽然田园意识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也是在欧美极富历史语境的话题，但是在当下的中国谈“田园城市”，与经济转型和社会生产生活产生更为切实的联系可能是一条有效的路径，您如何看待？做了哪些工作？
吕澎：“溪山清远”这一主题是我很早以前就提出的，“物我之境”的定位是建筑展策展人，也是《时代建筑》杂志主编支文军先生确定的，他也希望艺术展和建筑展在气质上形成对映，“物我之境”在根本上依然体现的是自然和人、自然和心灵的关系，当然，“田园城市”也是成都市自身发展的一个目标。
对“田园城市”的理解，我以为这当然是西方来的词，建筑学人也经常在文本中反复讨论霍华德，显然西方人对田园城市在理论上的理解会与国人有一些差异，但是田园化、生态化的人文自然环境必然比非人性的、只顾开发和发展不顾生活质量的城市生活要更好，但是很难做到，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只有少数人住在所谓欧陆风情或者自然环境相对丰富的地方。
建筑展小组在展览中进行了很多学术讨论会和课题研究，策展过程包括尝试很多微观课题、到大学去讲学、讨论考察报告和以文化产业视角提供规划的提示等，也在帮助成都市政府就如何建立和规划田园城市提供理论支持，至于政府如何吸收、采纳，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在建筑展策展中，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确定建筑展的策展人，并敦促整合和推进工作，这次的策展人支文军是刘家琨推荐的。
记者：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主义、伤痕美术，90年代的政治波普和当下的犬儒和艳俗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在30年间，一直在亦步亦趋地追随欧美地区的变化，至今处于萌芽阶段。而几位比较著名的建筑师认为中国的当代建筑开始于10年前，您如何看这10年的中国当代建筑？
吕澎：中国的当代建筑在哪？我没有看到。我以为今天中国的建筑基本还是西方建筑语汇。建筑界和艺术界一样，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中国性”问题，并在努力做出改变，但当下建筑设计的社会系统和语言系统依然是西方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世界的建筑设计的贡献，我们可以拟定一个60年概念，前面30年是学习，后面30年是创造。
对于未来艺术的形态我们是没法想象的，我对艺术的未来从来不预言。简单地说，未来的建筑设计的感受逻辑和批评逻辑一定不是西方书本上的逻辑。当然，有些建筑师正在努力改变这种情况，这是能够看得到的。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趣味、思路和思想，但没有看到很多像样的成果。通过和建筑师交流，我发现建筑师对“未建成”有很多神话式的想象，未建成就是让梦想保持，而建成的确是让梦想破灭。在方案阶段，建筑师会获得自我满足和期待感。客观原因是建筑是综合性的社会事件，最终形态建筑师很难控制。
记者：由于对艺术的观看方式和艺术本身定义的改变，很多艺术家的作品逐渐跨越其他媒介和学科领域，您如何看当代艺术与建筑之间的跨界交流？为建筑的可能性提供了哪些读解空间？
吕澎：我觉得跨界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特点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不要让艺术充满壁垒，跨界是艺术领域自身的变化，没有任何不当。建筑是一种功能性的艺术，如果让建筑成为物理事实的话，建筑师不得不须从功能考虑。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建筑师不应仅仅将建筑看作是三维的实体，而是能够让人在其中体验、感受和生活的空间，因此建筑建成是必须的，考虑人的需求也是必然，但艺术的跨界和想象力的呈现，让建筑师有无限的可能性，而在成为事实阶段中，还需要建筑师理性。很多建筑师会非常强调功能，但也有一些建筑师认为功能是相对的，因为人性是不能被量化的，还有一些建筑师追求空间关系中的人居变化，这些都没有错。其实在建筑判断上，我是一个功能主义者。功能是具体的，美学是相对的。
记者：您最近有策划哪些艺术活动或展览？有哪些艺术领域的长远计划？
吕澎：最近要策划一些小型群展，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另外，我也在写一些书稿，关于艺术家的工作环境和体制改变。
原则上，我不想在近阶段再做大型展览。但是如果2013年的成都双年展还会邀请我来组织和策划，我会尝试推动成都双年展的彻底国际化，让各个国家做自己的国家的展览。届时，在建筑展方面，我会再找好的策展人，将展览面貌做得更好。未来的建筑策展人必须拥有综合的能力和经验。目前，建筑师会设计建筑的很多，但是可能在策展方面没有很多经验。
记者：您如何看中国建筑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吕澎：中国的建筑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就像我在策划成都双年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一致，是两种体制的对接问题。建筑师似乎怎么做，最后都是由甲方说的算，建筑师在任何项目中面对的甲方只有两类，一类甲方是政府官员，另一类是私营企业主，政府官员是从政治的角度做判断，私营企业主是从投资的角度做判断，这两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对建筑思想的破坏。我们国家的官员，大部分是对建筑无知的，他们就会用无知的标准来衡量建筑。体制决定了真正的决策者是将官位放在第一位的，其他是放在第二位的。当然，未来是会改变的。
我觉得独立建筑设计事务所是很好的载体。建筑除了功能以外，创意依然是最重要的，创意没有就永远没有。
吕澎，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个人著作包括《20世纪中国艺术史》（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进程与市场化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