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研习艺术史的年轻学子如果仅仅是限于普通教科书或者书店里流行的艺术史通俗著作的阅读，或者自以为是地认为日常见到的“经典”艺术史著作已经穷尽了艺术史的基本问题，这会暴露出在艺术史知识以及史学领域上的严重缺陷。实际上，教授艺术史的老师也许会有同样的毛病，将几十年学来的知识当作课堂上足够用的内容，由于缺乏不断的学习和研究，尤其是收集新的史料，自己拥有的知识惯性和判断也会耽误学生。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1987年，刘海粟在《中国美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尽管可能是他人代写的），告诫从事研究艺术史的人：了解中国油画史的真正源头应该追溯到一百多年前，比如一个叫“蓝阁”（林呱）的画工（难道不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的画家？）。关于这位中国画家的油画作品不是这里要陈述的重点，我想提醒的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中国广东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大量的绘画作坊，这些作坊中产生的绘画作品有不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油画。在若干个被称之为“X呱”的画家中，刘海粟提及的那位“蓝阁”（林呱）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作为一位中国画家，他的绘画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性和技法上的娴熟甚至让人难以置信，显然，这让他的名字被留下来，而他油画技法的老师就是本书的主角钱纳利。
基于今天留下来的历史文献和作品实物，我们可以得出基本的结论：在若干从欧洲到中国来旅游画画的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法国等国的画家中，钱纳利是对中国油画最有贡献的一位。这不仅是因为他教授出像关乔昌（林呱）这样的学生，而且他在中国二十多年的生涯里，留下了大量涉及澳门和广州的地域风情绘画以及中外人物肖像。他几乎一半的成年人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在中国去世，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在澳门的墓地见到他的墓碑，也是为什么我要在墓地旁的马礼逊教堂里给澳门科技大学的学生讲述19世纪中国沿海油画史的原因。
所以，我们学习中国油画史，不仅仅是蜻蜓点水一样地了解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这样一些受到中国皇帝趣味影响的传教士的绘画，更要了解让油画普及于中国民间社会的像钱纳利这样的欧洲画家，这些欧洲画家在手法、趣味、风格甚至作画的心情上都非常不同于宫廷里的传教士。这样，我们才可能更加透彻地了解中国油画的历史，了解东西方之间文明传播的复杂方式与路径。
顺便提及一下，当你阅读了本书，了解到19世纪欧洲油画在沿海城市的传播情景后，会充分认识到：之前一些艺术史研究者使用的“外销画”这样的词汇是如何狭窄而根本不能概括19世纪中国接受外来绘画影响的情况，19世纪即便是批量生产于澳门广州的那些中国风情画，在作画态度、生产目的以及最后的结果上也不是如今大芬村那样的情形——彼时的墙纸也在贡献中国的风景而不是凡·高的复制品。可以进一步坦率地说，在上中国美术史的课程时，老师甚至根本就不能用“外销画”这样的词汇去概述那个时期的欧画东渐问题。了解钱纳利在中国的艺术经历，可以让我们认知绘画及其历史的复杂性，进而才能够让我们准确地理解中国油画的产生与发展，认识不同文明的特殊性以及变异的复杂性。本书于2024年出版，正是钱纳利诞辰250年，希望本书的出版可以有助于弥补中国近代美术史尤其是中国油画史教育上的缺陷。
2023年10月18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