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胡洁兰
我与胡洁兰是大学同学，同一个年级，不在同一个班。因为政教系三个班几乎同时在一个阶梯教室上课，所以，无论年龄大小，政教系的三个班的同学都在一个教室听课。这样，每个同学就很容易与任何班的一位同学熟悉。可以想象，我很快就知道了胡洁兰的家庭情况——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女儿，并试图接近。因为一个《理想的鲜花》的诗朗诵节目排练，我成为这个节目的录音与排练工作的协助者（就是打杂，不是演员）。终于有一天傍晚下自习后，我以聊天的名义把她约到学校露天操场的一个角落，表达了我对她的喜欢。我把一个饭盒式录音机放在空空的书包里，试图悄悄录下我俩有意思的说话内容。可是，我说话时身体总是不由自主地晃动，随着说话，单脚也会抖动，这样，饭盒录音机几乎仅仅录下了“咯、咯、咯”的声响——随着抖动书包带隔着帆布敲打录音机的声音。尽管如此，第一步走出去了，我们开始谈恋爱了。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都江堰宁江机床厂子弟校当政治课老师。胡洁兰被分配到著名的成都七中当老师。她每周末都要从成都坐长途汽车到都江堰来看我，这使我很受感动——那个时候，被分配到外地的人似乎总有点觉得低一个档次。
一个学期之后，我调到了四川省文联戏剧家协会的《戏剧与电影》做编辑。这个时候，我开始了写作的经历，尽管主要的工作是修改剧本，写写戏剧与电影方面的新闻。由于回到了成都生活，我与胡洁兰结婚了。直至1990年，胡洁兰都是七中有名的教师，并且在学校工会或团委担任重要职务，最后被评为成都市的优秀教师——她被作为未来校长的角色给予关注。她漂亮和轻盈，上课对学生非常友好和亲切，学生毕业后多年也会不断念叨他们的胡老师的名字。我很早就非常清楚，她显然是一个出色的女人。
吕婧出生之后，胡洁兰自然将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小孩的成长中。彼时，我已经在艺术史的翻译和写作方面有了初步的成果，同时，我也被文联领导作为年轻骨干的培养对象，被委任为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可以想象，胡洁兰的工作和生活中的事务与压力开始不断增加，这样，她越来越多地把自己的精力重心放在了整个家庭上，对太多家庭事务的承担与对我的工作的理解，让我能够继续任性地按照自己的人生想法推进。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她的这种角色变化缺乏敏感性。青春时期——那时才二十多岁，中学欠读、下乡劳动、工厂做工的经历，没有培养我在人性或道德方面的敏感，更不用说文明社会的领悟力，导致我几乎没有体会到胡洁兰的一种来自家庭背景基于爱的教养与奉献精神。1990年底，由于我辜负了文联领导层的期望——在学术会议上经常发表激进的学术观点，并且在头一年动乱的时候被怀疑参加了天府广场的打砸行为，我的副秘书长职位被免去。次年即1991年，我开始了“停薪留职”，靠自己在体制外谋取生活——人生的冒险开始了。记不起那时我是怎样挣钱养家的，我开始办《艺术市场》，我经常离开成都，总是待在广州筹备“广州双年展”。胡洁兰没有阻拦我，她仅仅是在学校工作的同时，全力支撑着整个家的一切。当她发现，我可能会在广州长期工作，甚至未来的事业还没有任何定论的时候，她毅然放弃了成都七中的工作——她失去了成都市优秀教师的称谓，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失去了每个月的收入，失去了未来在学校的个人发展机会，她开始全力以赴地操持家务与寻找挣钱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为了让我能够更加有条件和心情做好“广州双年展”。的确，没有她在精神和实际努力中的支持，我是没有条件在广州有整整一年多的时间操作这个后来争议非常大的展览的。然而，历史地看，“广州双年展”具有非常的价值与象征意义，这让我感到欣慰。不过，对于我来说，如果没有胡洁兰的支持，在充满活力但也是混乱危险的1992年，我怎么可能在异地城市——特别是广州这样一个正在轰轰烈烈推进商品经济的城市——实现举办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大型展览的目标？胡洁兰参加了“广州双年展”的开幕式，她看到了展览活动中所有好的和不妥的现象，但是她没有对之给出自己直接的评价：实际上，坚定地支持我的一切努力就是她始终不变的评价。然而，从广州回到成都，她用焦虑但仍然没有丝毫放弃对我的支持的心情给我写了一封信：
回来后心情很乱，很想念你，担心你。担心的不是其他，而是你的身体和我们的今后。这次广州之行更进一步体会到你所做的工作的必要性，但同时也感受到当前企业家、艺术家的素质现状、心理状态从而对你推进工作的可行性、幅度又有些疑虑。当然，从自私的角度我想你收缩你的活动范围，不要贪大求高，应从实际出发来推进工作。好了，希望这些都是多余的话。我知道，她说的话不是多余的话，但是她在自己担心的同时，仍然保持着对我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她关心我的一切，她希望我回家休养一下，希望我也慎重地思考一下今后的何去何从？她谈到了各种可能性，谈到了未来的风险，提醒我要冷静地对种种问题给予思考，最后，她仍然说：“但这一切都不重要，关键在于你的抉择，我们是为你的发展而迁移的。我要跟你在一起，守着你，爱着你。”尽管她在信中多次谈到家里的经济困难与问题，而我在这个时候，却仅仅想着所谓的事业，而不顾她的情绪与对未来的担心。今天重读她的信中的很多内容，内心感到非常伤感与歉意，我那时为什么没有对她的生活感受给予充分的尊重与关怀——而这样的尊重与关怀才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品质与教养。实际上，胡洁兰承担的不仅仅是具体的家庭责任，更保持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妻子应有的教养与美德。
数十年一路走过来，我们的女儿吕婧长大成人，在澳洲与美国的学习期间，她经常与母亲保持电话沟通与交流，讨论生活与学习，吕婧今天所具有的良好品质，我认为大多是她的母亲胡洁兰通过自己的言行无形中培养与滋润出来的。吕婧不仅与胡洁兰模样很像，在素质和内在品格方面也很接近她的母亲：冷静、稳重、细致与思考充分，且从容不迫——这都是胡洁兰始终都具备的特点。
在与疾病抗争的时期，胡洁兰表现出坚强与镇静，那些不同阶段的治疗方案与手段显然是以对病人的精神压力，肉体痛苦甚至摧残尊严为代价的。可是，她总是尽可能表现出不让大家感到不适和难受的状态：微笑、从容、镇定；她总是要尽可能给她的朋友以及家人以轻松而保持希望与可能性的情绪，她总是表现出尽可能不要给人太多的担心与心理负担的精神面貌，而实际上她在手术后八年中的化疗、近一年的强化治疗，以及最后三个月与癌细胞扩散的抗争中，饱受肉体和精神的煎熬。直至生命的最后，她嘴唇微微地颤动，那无法表达内心的言语的微弱状态让我心痛不已。
只是到了胡洁兰生命的最后时刻，我才真正完全认识到她一生的好，她一生的善良、她一生的包容、她一生的同情心、她一生的牺牲精神以及她偶尔对我的责备中充满的永恒善意与爱的忍让；理解到这个女人是那样的默默无闻地支撑着她男人的事业，而除了爱，没有任何别的索取。实际上，她在八年前的手术之后就已经在思考人生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她阅读了一些与人生和死亡问题相关的著作。但是，她总是让我感觉轻松安静与从容不迫，这些就是我们来到人世间应该具备的美好品质。
我的罪过在于，虽然我是一个文人，读了一些书，拥有一些关于人生的知识，但是，直到胡洁兰在受到疾病深深折磨之后真正离我而去，我才彻底地体会到：只有爱，以及为爱的付出，才是人生的意义。
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