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个人记忆的方式有很多种：阅读日记，旧地重游，或者翻看老照片。至于我的情况，中小学时零零碎碎的日记早就散失了。旧地，已经没有了：出生的地方重庆公安局临江门 宿舍已经在上个世纪90年代被拆除建了高楼大厦，长大的地方成都五世同堂西南局三槐树大院的民国时期的青砖别墅早在1975年就被毁了，修建了四川省广播电视厅大楼；以后居住了很多年的红星中路四段168号青砖墙红砖楼的房子也早已不再。所以，我只能翻看过去的照片。十八岁的照片很少，翻到了一张是我刚刚完成了一幅自画像后拍的照片。那之前几天，我临摹完成了一幅列宁在高尔基家里听可能是钢琴家凯德洛夫弹奏贝多芬《热情奏鸣曲》的苏联油画，之前有很多年的时间，我在三槐树大院自学绘画。使用的教材是不知从那里找来的苏联克鲁普斯卡亚工作室的教本，经常在家里的窗户旁的桌上布置静物，画素描，对H、B系列的铅笔的特点有体会。同时，也经常试图找到老年人画素描，因为老年人脸上有皱纹容易出效果。回想那个时候，我临摹过列宾画的肖像画，列维坦、希斯金和库因兹的风景，王叔晖的《西厢记》——是用水粉颜料在白板纸上临摹的。也在图画纸上画过一些国画山水，张贴在床头，有朋友说像是在坟墓边睡觉——画中的那些山脉像小山包也像坟墓，所以很快就不学国画了。学习最多的就是素描和油画。
很难想起那时的心情究竟是什么，总之，有时间就画画，由于从苏联的画册中经常看到肖像画，所以，也试图想画一画自己。为了了解自己的造型能力，画完之后，我就特别照了一张自拍，想对比一下画得像不像。那时，我戴了一顶应该是炼钢工人的帽子，原因是，样板戏《红灯记》中的英雄李玉和形象提示了工人阶级的造型是时髦的——尽管我没有找到像李玉和戴的那种大盖帽。肖像的背景是阴暗的，远处是夜晚中的建筑和灯光，这个环境当然是从样板戏的布景中抄来的，试图象征性地表明自己也是某个故事中的角色。
应该就是这一年的初秋，我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上山了。地方是汶川县漩口区白花公社蔡家杠大队第一生产队。这个地方就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最震中的地点，我回去慰问老乡时看到，一队和二队之间的山沟已经被地里喷出来的山石填成了一个小平灞，今天，这里立了一块牌子作了说明。在1974年的一天，我随成都市公安局知青办公室的人与其他几个知青，到了山下的白花公社。我和另一个知青与生产队副队长一块上山，他帮我背行李，告诉我：今后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样他好给我写总结，表现好，就可以回到成都去。那天下着中雨，天空阴暗，山路泥泞，从山下到山上，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被生产队的书记和社员们欢迎了一下，能够记得那些看到稀奇和不解的脸：朴实、善良、没有文化，有些年轻人有点狡诘的神情。从此之后，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半的时间，中间我经常设法参加县文化馆或者州文化馆举办的美术训练班，试图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快一些，过得好一些。在山上，我没有放弃画画，十天一个休息日，我会背上舅舅给我做的精致画箱在山上或者高山写生，水粉和油画都有。从19岁在白花公社旁边的一个山顶上拍的一张照片来看，好像那时我没有什么忧郁、感伤的情绪，我与其他知青和农民一样，早出晚归，夜晚除了政治学习和批判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就是一个城市里的年轻人，在山上与农民一道种包谷，悄悄盼着有一天能回到成都的家，完全没有其他的复杂思想：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文学、没有文化、没有娱乐；有开会、有劳动、有画画、有等信、有睡觉。
2009年8月18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