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底，我开始着手写作《21世纪中国艺术史：2000—2010》。与之前的两部十年艺术史不同，在我看来，这即将过去的十年与之前的情境有很大的差异：上个世纪80年代，现代艺术是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政治形势而产生的，西方哲学以及相应的人文领域里的思想对艺术家的影响开启了新的艺术历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艺术问题，对这个时期的艺术在观念、风格、表现与技法上的变化给予了高度的关注；90年代，商品与市场经济得以发展，艺术从人们的观念形态的层面进入到了实际的交换领域，这本应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逻辑结果，但是，由于长时期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对艺术的宣传与教育功能的过分提倡，艺术的创作与作用被限制在极端狭小的领域，人们对于艺术进入市场的现象普遍难以接受，这看上去与市场化的趋势形成了一种矛盾甚至冲突。尽管如此，市场经济导致的国际接轨，使得中国的当代艺术进入了全球化的语境，很快，西方社会的艺术制度的运行开始对中国的艺术体制产生冲击，那些脱离体制的艺术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参加国际展览开始在国际机制中生存与发展，整个90年代的历史景观是，新的艺术现象不断产生，市场以及相关联的制度因素开始对当代艺术起着抚育与催生的作用。进入新世纪后，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中可以看到新的艺术制度萌芽：画廊、艺术空间、美术馆、艺术博览会、拍卖机构以及市场化运行的艺术媒体，与之同时，策展人及其相应的制度规则也被引入中国，参与艺术投资、收藏以及经纪活动的人也不断涌现，因此，书写新世纪十年的艺术史就完全没有之前两个十年那样单纯，尽管90年代的市场现象已经比较明显，但是，中国大陆本土艺术的全面市场化出现于新世纪。结果是，这个十年充满着远远不限于“艺术本体”的复杂问题。
熟悉西方艺术史的人了解，从文艺复兴时期到今天，艺术都与赞助、资本、基金以及由多种社会力量支持的美术馆与博物馆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正是在这些语境要素的不同组合下，构成了不同时代或者是时期的艺术生态，直接影响着艺术创作的题材、内容、风格、趣味甚至技术的变化。
中国的当代艺术与市场发生直接联系开始于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那时，批评家们提出了涉及艺术制度的若干新问题；很快，中国当代艺术家被邀请参加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开始进入全球艺术体制的运行轨道。进入新世纪，市场力量将全球艺术体制的范例带入了中国，引发了中国大陆本土的艺术制度各个要素的建设，2000年这届“上海双年展”被认为是具有国际体制雏形的例子。由于特殊的政治制度与市场制度之间的复杂关系，新世纪十年中的艺术生态经历了复杂的演变，甚至参与了实际的艺术生产。事实上，在新世纪的十年中，涉及艺术制度问题已经成为艺术史十分重要的内容，这就是我在《21世纪中国艺术史：2000—2010》写作中将涉及艺术生态与艺术制度的事件与活动作为重要的历史内容的原因。
从2005年开始，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中出现了“井喷”式的价格上升，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艺术市场又出现了急速的波动，这种波动又引发了人们对当代艺术的价值判断，这实际上是新的艺术制度形成过程中发生的现象，也是若干复杂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导致的。但是，无论中国问题有多么的复杂和特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与变化是不可能与人类的经验完全相悖的，因此，正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今天的艺术现象成为我们研究艺术史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以为应该收集和研究国外已有的知识与经验，相信在对这些知识与经验的了解与研究，能够有助于中国艺术制度的合理建设，减少由于缺乏知识认知导致的问题，同时，也能够对艺术创作有进一步理解与认识。这就是我想编辑“艺术经济学丛书”的基本出发点。在这样一个奇特的物质主义时代，人们对今天的艺术遭遇充满沮丧，不过，我认为，“丛书”中讨论艺术与物质社会的关系的著作恰好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精神世界及其价值。
感谢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能够慧眼识别这些著作在今天的重要性和建设性。并给予及时的出版；感谢本“丛书”的翻译者，他们对今天中国的艺术事业做出了及时的贡献；感谢孙越在翻译工作中的组织与统筹，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学术的严肃态度，使得她耐心地应对了翻译工作中的各种琐碎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