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多年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莱勒·卡尔哈尔德（Reiner Kallhardt）的作品。
之前，莱勒沉迷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他研究著名的中国雕塑《收租院》近20年时间，并就此和他的中国学生周春芽做专门探讨，此后他亲赴四川参观，组织了德国收租院研究小组。莱勒以他那严肃而充满热情的学术态度，给我们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接着，年轻的周春芽带上行李，到德国跟着莱勒学习去了。周春芽的来信，以及以后不断来自各个方面的信息，增加了我们对莱勒的好奇，作为一位传授艺术的德国教授，他的实践及其成果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事实上，也许是特殊的气质与文化背景，莱勒的艺术遵循的是另一条路线：反图解同时又控制着无意识心理的抽象主义。在欧洲现代艺术史上，强调思想与神秘观念的艺术家不少，蒙德里安的艺术很早就表现出蛛丝马迹，使我们得以窥探这个持久的艺术策略的形成机制。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基础主要是通神学，即相信我们所见到的一切表象，都存在潜在的本体，拥有共通的本质——这种信仰使人不禁回忆起同为荷兰人的斯宾诺莎。最重要的是数学、现代技术、斯宾诺莎与蒙德里安神秘主义之间存在着的隐秘联系，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抽象艺术浪潮的整体进程。康定斯基、至上主义乃至包豪斯这些艺术现象的涌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非是偶然和零碎的，他们都应被视为是遭受到一个统一的社会史进程的推动。
西方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于科技作为普世价值的信仰、集体沉浸和自我叙述，触发了欧洲艺术世界的差异化叙述。莱勒·卡尔哈尔德的排列系列（Permutations）无疑可以与布拉格的库普卡（Frantisek kupka）、慕尼黑的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以及俄国的马列维奇（KasimierSeverinovich Malevich）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上下文。值得注意的不仅仅是莱勒对神秘秩序或科技作为20世纪意识形态的迷恋，而是我们恰恰整体沉浸在这个时代中，整个社会世界都浸泡和充满着抽象的技术话语，它们牢固的嵌入我们的生活。与其说科技再造了我们周围的自然，不如说技术话语已经成为20世纪人类生活的自然，莱勒与蒙德里安的不同之处在于因为他出生更晚，以致他彻底放弃了将旧的视觉经验和技术话语统一起来的信仰，精确地安排形式与结构是一种新的空间与时间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莱勒彻底的属于当代，他的艺术异常清晰的呈现了我们被浸泡在技术世界中的感官，它的敏感和易变，它的冷漠、效率和无动于衷。
他的晚近作品以一种风格化的方式显示出莱勒在作品中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他在他的色彩表现系统中注入了阴阳两极，类似于我们传统的卦象，但略有改造，更接近于一个二维码系统。事实上，莱勒并不是在运用阴阳去阐释技术世界，而是试图再一次的用技术的内在逻辑对一个无限开放的系统（阴阳或世界本身）进行描述。无论成功或失败，莱勒自始至终在他的艺术创作中追问技术逻辑的极限，正如第一个触摸世界尽头的冒险者,在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导演色彩与形式的戏剧，那些看上去简化并消除色彩的构图所组成的连续性空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构成主义，而成为一种更为安静和富于韵律的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