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双年展”是一个标志：前卫艺术应该“下课”——不再具有文化意义。
前卫艺术“下课”的第一个原因是它沾满了让人反感、恶心的政治意识的粪土。我们经常见到：从事前卫艺术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总要将自己的工作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以寻求一种冒险的刺激。艺术与政治在说法上可以联系起来，但这不是我们将艺术作政治化或庸俗社会学化解释的理由。艺术只是一种话语形式，该话语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支配该话语的权力体系。对艺术和艺术活动所蕴含的政治因素作无限放大或津津乐道，无异于把自己放在了一个过时的无聊的游戏圈里，因而与“历史意义”这几个字是沾不上边的。“广州双年展”是一次明确的提示：艺术的政治作用不过如此而已。
前卫艺术“下课”的第二个原因是它成了无教养无文化的象征。自从1989年以来，我们看到了不少无教养无文化的作品。这种情况在北京“泼皮”画中反映得颇为明显。我们当然明白：这是一个无教养无文化的时代，所以，一些画家通过自己的作品来展示一种“白痴”与丑恶就似乎找到了理由。可是，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白痴就是白痴，泼皮就是泼皮，“白痴”与“泼皮”的内在意义是不可能转换的。在这个问题上，千万不要试图在别处寻找自己可以进入历史的依据。二十世纪的艺术已经充满了谎言与垃圾，如果因为西方艺术中有垃圾的存在，而将其作为自己是垃圾也可以炫耀的依据，也就太白痴了。二十世纪很快就要结束，清理垃圾的工作将在下个世纪展开。一个艺术家，一个画家，如果还认识自己是一个人，就应该通过作品表现来做人的基本的自尊、基本的教养和基本的智商。
前卫艺术“下课”的第三个原因是它成了捣乱合法化的托词。“破坏即创造”这句话因其缺乏富于智慧的操作理论背景而成为废话。我们常见不少前卫艺术家在没有太多文化知识的情况下以“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行为艺术”、“方案艺术”等等为幌子，从事着捣乱与无意义的破坏活动，而批评家又处心积虑地为这些捣乱破坏活动贴上艺术的标签。
实际上，直至今日，我们所见到的所谓“装置艺术”或“行为艺术”，几乎是粗制造的、毫无趣味的游戏，有些艺术家对某个由语词提示的观念津津乐道，旁观者很清楚，那是无聊得很的。在一个“怎样都行”的社会里，如果我们还想使生活有意义，就应该把艺术工作归复到它应该的位置上。换句话说：画画就应画出让人喜欢的画，千万不要借口说新的艺术一开始不会让人理解，慢慢它就有观念了。这完全是个过时的说法，甚至是一个托词。今天已不同往昔，美好的事物应接不暇，人类的智慧在各个领域里如泉涌般的展现，“艺术”的充气主义般的含义不再有魅力，而绘画、雕塑也就是一种社会分工后保留下来的手艺活。如果你的作品不能给人可以理解的智慧展现，那么，你的作品就是捣乱后留下的废物。“广州双年展”期间出现有太多这样的废物，这都是所谓“前卫观念”导致的。
前卫艺术“下课”的第四个原因是它成了国外外行玩弄政治游戏的工具。尽管当代中国艺术在国外也有受到严肃对待的时候，但大多数“前卫艺术”在国外的命运几乎是政治化的。不少国外的人士(无论他是艺术外行还是内行，比如象奥利瓦)，在对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当下的社会现实根本不懂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选择，就其个人经历而言，无可非议，甚至作为一种文化艺术的交流而言，也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一种文化进行评定而又不懂该文化的相关背景和情境，这是一种无知的随便。而许多前卫艺术家对这种“无知的随便”又是那样看重，自身的形象——他自己看不见——可怜又可笑。
前卫艺术“下课”的第五个原因是在当代社会，艺术承担揭示存在问题的任务已经结束，她又重新回到了她原有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去抽象地谈论艺术，而应该具体地研究绘画、雕塑、工艺、设计、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等等等等。二十世纪将“艺术”抽象化，其根本原因是哲学的深入。既然哲学在当代社会再次与艺术脱离了关系，或者准确地说，形而上的课题不再与艺术有关，那么，艺术的迷雾就此消散，呈现出来的只是画在纸或布上的图画；用青铜、石头或其它材料制作的雕像；通过声波传出的乐音；通过摄像机摄录下的图像，如此等等。人们更乐于听到“画像”“歌星”、“演员”这类词，而不是玄乎其它的“艺术家”。
我指出前卫艺术“下课”是想说：九十年代不再存在所谓的“前卫艺术”，不要再去上“超前卫”(奥利瓦)这类词的当。人类完全可以不依赖于乱糟糟的手工活来提示发展中的问题。艺术的功能无非是提供消遣、审美、愉悦与幻想，而不应该提供思想负担——它也不再可能提供思想负担了，它至多只能提供混乱。因此，在九十年代，认真、严肃地面对画布、面对艺术的历史、面对人类文化传统的画家将受到尊敬。如果有人说他在进行既不是绘画也不是雕塑，既不是音乐也不是舞蹈的“艺术实验”，我所能回答的是：如果你真的是严肃的、认真的，并且是有智慧、有教养的，那么，你会为人类的艺术宝库提供新的财富，但那个“财富”肯定不是不负责任的“前卫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