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市场在中国获得合法地位，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作为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市场的第一次尝试，希望以市场打破当时艺术圈的沉寂。
1992年的夏天，广州美术学院旁边的江南大酒店里，频繁进出电梯的，多数是参加首届“广州·首届九十年代艺术双年展”（以下统称“广州双年展”）的人，这座酒店似乎被参展者包了。
其实，“广州双年展”艺术主持吕澎和他的同事只是租了里面的两个房间作为组委会办公室。批评家严善錞说：“吕澎有本事，就在这两个房间里，把美术界搞得神魂颠倒。”
早在1990年底，吕澎就开始编辑《艺术·市场》杂志，期望唤起艺术市场来为现代艺术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条件。然而他也明白，仅仅是一本很薄的《艺术·市场》杂志，不足以燃起人们对艺术市场的共鸣和市场本身的可能性。
于是在1992年，一场由批评家作为组织者和评委，撮合着资本与艺术家，由报纸、电视等媒体广泛传播的盛宴，逐渐在江南大酒店的两个房间里面变为现实。
艺术走向市场，与其说为了金钱，不如说以“市场”为托词，通过市场来为现代艺术寻找出路。
“中国现代艺术展”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面，中国的现代艺术进入了一篇死寂。这段时间，在全中国范围内现代艺术的展览屈指可数。吕澎说：“在85美术运动时期非常活跃的批评家、艺术家例如高名潞、费大为、徐冰、黄永砯等等陆续出国，到了美国或者法国。那时，艺术界的人们相信，在西方国家是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国内的批评家和艺术家不同程度地显得无所适从。官方不可能再为现代艺术提供机会了，之前的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应该是现代主义在80年代的最后一次狂欢。很快，艺术家们就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严酷性与艰难。”
转机发生在1992年，那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邓小平的讲话打住了关于市场经济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市场的话语体系获得了合法性。走向市场成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脱离死寂的转机。在吕澎看来，艺术走向市场，与其说为了金钱，不如说以“市场”为托词，通过市场来为现代艺术寻找出路。
吕澎在这一年写下《走向市场》一文，发表在当时在美术界具有影响力的媒体《江苏画刊》以后，执行主编李建国打电话给他说：“你的《走向市场》发表后，我们接到很多读者来信，他们都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一定是疯了，他怎么敢说让艺术走向市场！”
回想起这段往事，吕澎告诉《新周刊》记者说：“当时人们的观念里面，艺术与市场是对立的。虽然很多艺术家内心里希望艺术品能出售，但觉得这个问题放在桌面上讨论是不齿和错误的。‘广州双年展’就是要正视艺术与市场的关系，推动艺术走向市场。”
“广州双年展”举办期间，组委会在华南植物园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艺术圈有很多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包括没有参与评委的批评家水天中、朗绍君、范迪安、王林、栗宪庭等人。
栗宪庭发言时说：“王林强调商业介入艺术之后，可能产生的对艺术创作的严重腐蚀；吕澎则强调市场对现代艺术的支持和推动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是理想主义的，都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现实太复杂，事情远远没有这么简单。”说着说着，栗宪庭就在会场上留下了眼泪，讨论会因此而中途结束。
吕澎后来说：“我理解老栗的心情，知道他想保持中国现代艺术的纯粹性，可是，他也一下说不出究竟这个时候的艺术界究竟该如何是好。我望着李路明和其他人扶着栗宪庭上车回酒店的情形时，心里更加明确：在这个国家的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完全没有改变，并在短时间里无法改变的时候，什么是当代艺术发展的有效策略。”
对于市场与艺术的关系，吕澎在2016年接受《新周刊》采访时，依旧坚持20多年前的立场：“艺术家受到了市场的支持！市场对艺术家的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资本的偏好，一种是市场中的人文背景。如果市场是在尊重艺术家创作的前提下，市场的正面作用会大于负面作用。如果市场是在纯粹个人偏好的视角来起作用的话，负面的作用会更大一些。总的来说，市场的支持是当代艺术今天能存活的主要原因，市场的取向跟学术的取向总体来说是一致的。但有一个问题是，当一种学术取向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以后，资本会希望这种取向保持不变，而艺术的本质是变化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会有一些负面的作用。”
刘德华当时兴奋地在王广义的作品前拍了照片、问了价格，但没下手买走这幅10万元的画。2008年这幅画拍出1097.6万元的高价。
翻看“广州双年展”的文献资料，可以看到摄影师肖全给展览拍下的很多珍贵镜头。其中一张记录了评审委员会里面的批评家赤膊上阵、汗流浃背地打开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作品，炎热的仓库已经成为评审员们评审工作的场所。
“广州双年展”的历史性突破，还在于这是第一次由批评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吕澎说：“之前美协的展览，评委都是艺术家，艺术家作评委有偏见之处，更何况还有官方标准。批评家作为评委，相对来说能够站在中间的、学术的立场上。我相信，今天任何一个大型展览的评委都不可能像当时‘广双’那样参与具体的体力劳动，然而大家却兴奋之至。如果人们要说这是不专业的，是缺乏分工的业余现象，我只能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需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的。”
预展时，香港歌星刘德华兴奋地在王广义的大批判画前照着画面的造型做了好几个动作、拍了照片、问了价格。据严善錞回忆，“这张开价十万元的画，他没下手，让大家扫兴，说他会后悔吐血的。”事实上，这张名为《大批判·万宝路》的作品，2008年出现在北京春拍市场时，以1097.6万人民币成交。
“广州双年展”设文献奖、学术奖和优秀奖三类，最高奖是文献奖，代表“湖北波普”的王广义和“湖南新图式”的李路明分获了大奖。
吕澎表示：“‘广州双年展’推荐的获奖作品，都是符合当代艺术史标准的作品，它跟官方的标准不一样。可以看到，双年展里面的艺术家，绝大多数都是今天最重要的艺术家，他们在艺术史里面的地位和在今天市场上的表现都非常出众。”
据获“广州双年展” 优秀奖的画家陈雷回忆称：“十月的一个早上，我与李路明坐了一夜的火车抵达广州。径直去了位于江南大酒店的双年展组委会，吕澎问我们住哪？李路明说准备在朋友家打个地铺。打地铺？吕澎笑说，你得了大奖还打地铺？王广义可是在这家酒店订了间豪华套房。”
而批评家彭德的回忆更是饶有趣味：“研讨会我同栗宪庭坐在一起。因为质疑双年展同资本相联系，栗宪庭说着说着竟流下了眼泪。不过当王广义手捧脏兮兮的一万元奖金请栗宪庭上馆子时，后者没有拒绝。据说王广义颤抖着手说：老栗，有钱了，你随便点！”
20年后，王广义对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曾写下一段话：“‘广州双年展’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它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它在今日的影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广州双年展”展场上，出现了两次针对市场介入艺术的行为艺术。
湖南美术出版社编辑的孙平借全国各地青年艺术家云集广州的机会，在广州美术学院发行“中国孙平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民币股票（A股）”并宣读招股公告等一系列行为活动，以假乱真地模拟着当时风靡全国的炒股热潮。
与此同时，艺术团体“新历史小组”的成员以清理工的身份，用“来苏水”喷撒地面，搓擦作品，使展厅空间内弥漫着医院气味。在此前后，他们散发了《消毒》文件，其中包括“双年展学术工作研讨会纪要”、“评选情况报表”，还有通告、公告，认告等数十份告示。
艺术批评家高岭认为：“与其说这次‘消毒’行为是针对市场操作艺术的嘲弄，不如认为它是‘新历史小组’消解艺术界的前意识形态后遗症，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诞生清理场地。因为后意识形态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并不排斥市场与操作，主张艺术与社会生活的流程相结合。”
历史是有问题的烟云，艺术史也不例外。当代史研究资料浩如烟海，因而不得不对资料进行梳理甄别。
吕澎不仅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积极参与者，还是历史的书写者。在写超过1000页的大部头著作《20世纪中国艺术史》时，吕澎在扉页后面单独写着一句话：“历史是有问题的烟云，艺术史也不例外。”
吕澎说：“这是我的一个体会，每个人都可以充满兴致地去写作，但不等于这个写作是没有问题的。我写了100多万字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但其他人还是可以写100本不一样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历史问题需要反反复复去做研究，历史的讨论没有穷尽。不能认为某人的历史书说了就是这样了，未来的写作和研究还有极大的空间。”
已故艺术批评家黄专曾在《当代何以成史》一文中提出：“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11次再版时，相当不安地讨论了艺术史描述‘当前故事’的危险：‘越走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就越难以分辨什么是持久的成就，什么是短暂的时尚。’的确，当代不能成史，几乎是学术纪律严明的当代史学和艺术史学共同遵循的某种潜规则……不过，当代不能成史并不是人类史学尤其是艺术史学的传统，相反，‘通古今之变’才是中外史学的最高理想……”
“通古今之变”也是吕澎的理想，他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溪山清远——两宋时期山水画的历史与趣味转型》，探讨了中国古代画史上的心灵山水、真实山水、程式山水和写意山水。而吕澎着墨更多的，则是他有份参与其中的中国当代艺术史。
在写当代艺术史的时候，吕澎并没有太多因为时间贴近当下而产生的焦虑。迄今为止，吕澎已经写下了三本中国当代艺术的“十年史”——《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中国当代艺术史：2000-2010》。
他总结道：“80年代关键词是‘解放思想’，在封闭的情况下，通过阅读、翻译以及引进西方艺术展览，打开人们的视野。90年代关键词是‘走向市场’，是一个开始接触市场大背景的时期。21世纪关键词是‘建立制度’，例如画廊、拍卖、博览会等一些列的艺术市场游戏规则。”
吕澎并没有因为这三段历史跟现在非常接近，而产生写作时的焦虑，但他有一种感觉：“80年代的资料并不多；90年代的资料比较多，需要很多时间整理；21世纪以后的资料爆炸，根本整理不过来。
在历史的写作中，要避免把历史写成新闻事件。过去历史学里面有讨论说，太近的历史是不是会成为新闻事件而非历史，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历史学态度。二战以后，欧美的历史写作者就是记者出身的，例如有参加过越战的记者写出了越战史，写得非常棒。
关键还是如何判断和使用资料的问题，而非资料的远近问题。古代史研究依赖文献和考古发现，可以用的资料非常有限。当代史研究资料浩如烟海，因而不得不对资料进行梳理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