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吕澎先生，你曾经在《艺术·市场》第六辑里谈过中国大陆艺术家在市场中的心态问题，随着市场问题的复杂化，能不能谈一下批评家在市场中的心态问题。
吕：要不是太忙，我早就想谈谈这方面的问题。读一读近期的杂志，我们能看到，中国大陆不少批评家至今基本上对市场还是持矜持的态度，“文人风范”仍然是一些批评家的架子。
问：你能不能说得再清楚一点。
吕：当然可以。你去读一下他们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作者相信有一个离开社会的绝对真理的存在，而他也许正是这个绝对真理的代言人。当然有时也能见到谦虚，说自己在走向绝对真理、接近绝对真理。
问：你怎么能说他们在坚持“有一个离开社会的绝对真理”呢？我没有见到有说这话的批评家。
吕：话是没有人公开说，公开说的是说批评与市场必须独立开来。并认为这样具有纯粹性。可是，谁会认为这是纯粹的呢？我们究竟见到了多少纯粹性的文章呢？我倒是知道不少批评家在向商人介绍某某艺术家的作品不错，建议商人买下来，由此产生了雇佣金、差旅费、工作报酬之类的事情。
问：你可不要把问题混淆了，许多批评家说的是批评工作本身要独立，不受实际市场的影响。
吕：这也是大错特错。什么是实际市场，有陈逸飞、丁绍光的行画市场，有象梵高的具有历史、学术价值的作品的市场，有波依斯的黑板、黄油的市场，有昆斯的色情前卫作品的市场。我不知道这些批评家想过没有，在金钱因素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胞的时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规则不断变换、并且各个地区国家变换不一律的大自由市场。难道我们的观念就丝毫不受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或现象的影响吗，难道金钱交换就那样可耻以致不敢涉足，而表面上双手空空却私下多少也获取一点佣金、报酬（即便是差旅费用）就那样清白和值得高傲吗？
问：我们干艺术、干批评，不是为了金钱吧，人总应有一点理想，有形而上的追求吧？
吕：没错。一个人如果缺乏根本的善良意志，缺乏一个理想，把自己作为一台赚钱的机器，做人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可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理想的本质是个人宗教，善良意志是我们生活于社会中的人格基础，至于形而上的追求，我不知道它与个人宗教有什么不同。是的，一个人如果能甘于寂寞，认认真真地坐下来做一点学问是非常幸福的。这样的学者是人类存在的意义不会丧失的保证人，他们监督着这个社会不至于因物质主义的恶流而崩溃。但是如果把个人的崇高意志扩大，就会产生语词甚至行为的暴政。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要知道：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必须争取更多的金钱，发生更多的交换。金钱使我们对理想的肯定迅速而有效；而交换使我们的思想的传播更为实在和具体。这个简单的道理不知为什么不少人还不清楚。
问：只要他们坚持严肃的学术态度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叫别人跟你想得一要呢？
吕：可是，自从1989年以来，有哪一篇文章能够让人反复思索，并从中发现到新的、有活力的思想呢，陈词滥调的文章一大堆，连新瓶装旧酒都谈不上。
问：那你是说，批评家应走向市场？
吕：一定要用“走向市场”这四个字也可以。不过，关键是中国大陆批评家应该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去面对今天的社会生活与艺术生活，过分愤世妒俗的态度并不解决问题。就社会分工而言，干艺术只是千万种职业中的一个，艺术家只是产业大军中的一员。就理想而言，一个垃圾工也许可能具备比一个艺术家的还崇高的理想。至于艺术工作、批评工作的神圣性，我们只有具体见人物见文章才可以清楚。事实上，由于自己的工作而换得了劳务费、报酬、乃至回扣之类的东西，这倒不是什么坏事，该得所得，就受之无愧，这就是生活。
问：西方国家的市场制度似乎较为健全，批评家的独立性是显而易见，这又如何解释呢？
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又提出西方国家呢，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历史、文化，或者说艰难的现实难道与他们的一样吗，我们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与他们的一样吗，从南方到北方我们都要产生异地之感，就更不用说西方了。中国批评家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用学术乌托邦的思想指导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就太让人紧张了。
问：你呢，你在干什么，你不是在写历史、写艺术、搞批评吗？
吕：我接着你的潜台词，我也在办展览，帮助艺术家卖画，帮助商人买画，在办《艺术，市场》杂志。甚至由于这些工作和事情，使我的写作和清谈艺术的时间很少了。好在我认为，九十年代，行为的写作比书面的写作更为社会所需。
问：书面写作不同于行为写作吧？
吕：是的，但我看，90年代是一个行动的年代，康德式的沉思放在下个世纪再说吧。
问：你不应该否认书面写作的作用！
吕：我何时否认了这一点？我只是说90年代大概出不了象样的书面写作，这是由艰难的现实、不健康的文人气质和迂腐的知识、滞顿的生活反应共同在不少批评家身上造成的精神桎梏决定的。为了批评事业，你有抛弃权威感而甘愿做一个普通人的心态吗？为了批评事业，你愿意无私热情支持他人的工作而不会在名利得失上过多计较吗？为了批评事业，你有因自己的能力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发觉自己不再能做一个好的批评家从而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向和方式的思想准备吗？为了批评事业，你有把人生的失败视为一种幸福的体验而不视为丢人现眼的悲剧的人生观吗？没有，就趁早干别。
问：你谈的已不是市场问题，而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事了。
吕：是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句话：做人首先要树立人生观，这是对的。我们今天建设市场的工作实际上仍然是一场革命，还是以一个普通的革命战士的身份参加进去正确，林语堂说他始终喜欢革命，但不喜欢革命家，其中的道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199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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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篇文章自然是为了呼应“中国大陆艺术家在市场中的心态”一文的。但是，真正的写作动机是我对艺术界某种山头主义、权威意识的反感。我认为不少批评家对生活不放松，总有一种摆架子的倾向。有时为了一点点不愉快的细节，也会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其实我对批评家这三个字的认识较之以前反而更模糊，我不知道批评家究竟是干什么的，大量粗制滥造的画册、展览序言，表明了中国的今天没有一个真正具有学科水平的批评空气。而在面对市场时，有些批评家也总是心态不正，没有气度。现在，有了一个“批评家公约”，这是为了争取批评家在市场中的收益而产生的一个很幼稚的东西，我认为是件好事，只是作为批评家，我以为对待金钱报酬永远不必太认真，根据情况，见机行事，毕竟许多艺术家至今仍处于贫困生活的状况中，他们哪里能拿出更多的钱来支付稿费。倘若是画商，我们也要看看他是谁。最关键的是，我们不可能见画、见钱就写，否则，写作的文化意义是不存在的，进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这样的批评家算个什么呢？
该文发表于《江苏画刊》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