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的说明，这个在去年被认为有政治倾向错误——承认私有制的合法性并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立法项目遭遇极大阻力后被再次提交，并最后获得通过。这无疑意味着对1949年以来长期以来的“社会主义”概念的重大挑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制度的未来上究竟有什么根本上的社会主义特征再次成为思考的问题。就在同一天，美国财长保尔森大跨步地登上上海期货交易所的演讲台，他呼吁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他建议：中国开放对于外资参与券商的持股限制；增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配额；放松外资参股银行的限制（希望外资可以控股内地银行）。如果连同本年人大会议“从民生向民主”的浓厚空气来观察——不少媒体的话题大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或者民主制度问题，2007年的春天具有象征意义。
从保尔森嘴中说出的美国人特有的急促话题与艺术完全无关，可是，在中共十七大即将召开，在中东和平进程仍然渺茫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恳请——他于3月7日在美国参议院大会上作了关于渴望和平并寻求美国帮助的讲演——呼吁美国加大中东冲突调停的力度——的国际焦虑时期，在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50%（2001—2006年）而双边出现严重的“失衡”的局面，在民生问题、社会冲突成为普遍问题而所有领域出现的问题都将人们的视线不断地引向“体制改革”、“民主制度”这样的词汇的空气中；在陈水扁加大力度推进“台独”而台湾的学者例如龙应台站在无党派立场上提醒中共领导人解决台湾问题的根本是“民主制度”的时候，什么是艺术的基本语境就变得很清楚了。事实上，保尔森到中国进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实质性内容，是从制度——看上去不过是金融制度——上加快步伐改变这个与世界根本不可分离的中国。当保尔森强烈地暗示中国改革的步伐仍然需要加快，当他再次提醒中国继续使用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相结合的手段管理经济将越来越面临危机时，任何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经济所带来的政治问题的严重性与紧迫性。
从2004年开始突显的艺术品拍卖市场的迅猛发展，似乎对应了经济领域的发展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普遍关注。最为关键的问题仍然是：在80年代出现、之后在90年代开始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现当代艺术的合法性在市场领域获得了空前的认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艺术与市场的关系表现出强烈的警惕与怀疑，而这些警惕和怀疑的立场来自传统道德、计划经济思维以及利益集团的焦虑等不同的方向。按照社会人的本性，金钱本身的作用是无可质疑的，重要的是应该对“艺术”的道德性和精神性的特征给予充分的尊重。可是，当艺术品成为一种消费品，成为身份的象征物的时候，人们应该如何面对自身的需求。对这样的问题早在艺术进入市场的同时被很快地解决了。艺术市场的真正作用不简单是给艺术家带来了工作与成就的机会，不简单是为新的投资商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向和赢利机会，不简单是拥有者获得了艺术的欣赏，这些都是表面的结果，真正值得重视的是：艺术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对一个曾经通过“美术家协会”这个实为计划经济的群众组织对全国所有艺术家实施管理的艺术制度给予了致命的撞击。作为每年从政府拨款并接受中共领导的全国各地的美术家协会继续存在着，通过全国美术家协会发放通知组织展览的工作继续进行着，可是，那些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巴西、德国、英国、芬兰、捷克、日本、韩国以及更多的国家的城市里参与和举办展览的并获得广泛影响的艺术家几乎不是美术家协会的会员，更不是“美协”的官员。那些手中拥有“美协”权力的“美术家”、画家很清楚地了解到：在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以及太多的西方国家城市的著名展览会上的中国艺术家，对是否参加“美协”没有丝毫兴趣。曾经控制着艺术家展览机会的“领导”与“权威”只有在很小的权力范围内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展览、获奖以及销售，这些统统无须“美协”就能够达到，于是，与整个国家的现状一样，艺术的变化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进行：一条是计划与意识形态管制历史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中的艺术家继续享受旧有体制的工资与福利，他们丝毫也不去思考他们的所得来自何处，他们甚至根本不愿意这样的现状发生改变：他们甚至在获得固定收益的情况下，明或暗地进入自由市场，这样的结果是，他们从两个方向获得利益，但明显缺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法性。正如体制内的一般状况一样，获得稳定保护的个体缺乏积极的精神与努力，因为构成体制基础的意识形态本身不鼓励这样的精神和努力，道德号召也许不时发出，可是，道德号召的历史在1949年直至1976年被利用到了极限，因此，那些从事“艺术创作”的“美术家”究竟以什么样的立场和出发点进行艺术工作？他们如何能够真正理解艺术所面临的现实究竟有什么含义和问题？基本地说来，大多数“美协”成员在艺术上缺乏活力与自信，他们在市场经济迅速改变这个国家的时期，时常焦虑不安，却又难以逾越体制的鸿沟。与经济领域一样，艺术机构的权力阶层（秘书长或者主席以及那些副职或者部门负责人）在保持并增加权力与荣誉资源的同时，也利用“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获取经济收益进而依此强化荣誉。权力资本在特殊的范围内运行并产生作用，这构成了“美协”体制的进一步腐败与衰微。
是什么导致了“美协”权威的丧失？人们关注金钱，而没有意识到“市场”的意识形态作用，直到拍卖场上一件张晓刚的作品达到了几乎两千万的时候，直到人们发现当代艺术家的身价被高估到了（六亿人民币）《HI艺术》（2006年尾期）的时候，什么理由可以解释这些与“美协”没有关系的艺术家的现状？为什么曾经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与媒体对接受“资本主义艺术”影响的现象进行批判的“权威”或者著名“美术家”不再向这些现象提出严重的置疑？为什么西方人不去投政府权力所好而购买“美协”官员的作品？为什么中国企业家将他们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射到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家从来没有像这十年那样，艺术与金钱融为一体，在最强有力的资本的支持下散发着曾经只有领袖才能散发的“金光”。人们自然会警惕金钱对艺术的“毒害”——一个很早就不断警告的可能，可是，在依附于国家制度的“美协”体制没有被彻底击垮之前，在新的艺术立法没有健全之前，在涉及艺术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没有成为国家的科学议题之前，艺术家们也只能承受着金钱的双向可能性：毒害与给予活力。可是，无论如何，除了利用金钱的力量，还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能够争取艺术家尤其是年轻艺术家发展的可能性？就像民间资本和民间企业创造的国民财富逐渐从零发展到了超过50%以至将出现相应的资本保护措施和制度要求一样，当代艺术在市场中的发展也即将彻底改变“美协”陈旧的体制。这表明了金钱的力量完全不局限于个人肉体上的满足，它一直并主要作为腐蚀制度的工具存在着。
根本地看，重要的是价值观的改变，是对人的需要、对满足需要的制度的认识以及相应的措施的采纳上的改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家重新拾回佛洛依德的学说，不过是想证明人的精神的复杂性不容压抑；阅读萨特的存在主义，不过是想宣告个体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做主而不是听命于救世主；那些通过加缪、卡夫卡以及大多数西方文学的阅读而清醒地发现自我是一个无限发展的空间并以此可以证明人的生活的重要性的年轻人，从经验和本能上已经发现了另一种制度的优越性。当1989年的政治风波再次暂时终止了制度改变的可能性时，在80年代已经形成了的个人需要理念究竟还有什么通道可以得到继续满足的可能性呢？天安门发生的事件证明了粗糙的政治行动与口号对于任何冲突的双方都已经失效，理想的建筑图纸已经成型，所有希望改变历史的人都不得不从研究选择什么样的螺丝钉才能适合建筑的某个局部的层面上入手。
涉及市场的艺术杂志纷纷出笼，曾经发表“纯学术”的媒体也大量发布拍卖和市场的消息，更多的投资人发现当代艺术如此地具有奇迹般的利润，曾经的批评家——无论老少——也频频充当有收入的策展人甚至寻求投资开设展示空间（这些空间的名义和实质既可以是学术的也可以是商业的），四处发出的拍卖声一浪高过一浪，艺术家——主要是画家——为画廊、投资人、收藏家甚至拍卖行的催促声逼迫得疲于奔命，国外的画廊纷纷进入中国，今天，任何经济领域的增长幅度与艺术市场比较都相形见拙。这所有的一切让人紧张不安。因而出现“泡沫”、“崩盘”这样一些促使人紧张的词汇。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任何人对经济的预测都是缺乏把握的，谁能够判断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几尼指数？谁能够将这样一个在经济急剧增长的同时出现大量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所有领域）的现实给出稳定性的解决方案？谁能够找出社会的微观场面与宏观局面之间的稳定结构与关系？其实没有。
因此，我们的参照只能依凭刚刚过去的历史。从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的列车——之前她已经在或快或慢地行径——正在飞奔，她的前方不是悬崖，而是金光闪闪的未来。在这样的行径途中，列车的管理者与维修者将不停地倾听那些不正常的声音，他们的责任感促使他们警惕着前进中的问题；只有那些不愿意登上这个列车的人每天都在担心——经常是兴灾乐祸的心情——列车的出轨，只有那些本来就不在这趟历史的列车上的人看着她飞奔直前的情形充满嫉妒或者仇恨。当然，那些身怀不同目的的人尽管正在享受列车飞奔带来的快感，如果他们仅仅是出自投机与不可告人的目的，也终将从列车上被人们甩出来。我的意思是说，艺术家在金钱的腐蚀下可能出现对艺术的“变节”，可是我们并不担心真正的艺术家的坚定；投机分子当然容易搅乱市场，可是，市场本身的力量就能识别真正的艺术投资人；画廊与拍卖行的风起云涌是否将艺术的未来推向万恶的深渊并不取决于数量，而决定于市场规则的进一步建设。在当代艺术市场出现如此“火暴”的时期，难道不是我们进一步建立新的规则新的制度的机会？在缺乏活力的艺术迅速被抛弃、当代艺术成为市场“宠儿”的时刻，难道不是我们进一步地书写当代艺术历史的大好时光？
那些担心金钱腐蚀批评家和艺术史家的人也不必有什么多虑，谁不知道金钱具有腐蚀作用？我们不是看到金钱正在腐蚀所有利欲熏心的“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吗？他们依凭自己的权力走南闯北，采风写生，大开笔会，在无知或者受骗上当的企业搭起的舞台上唱着一轮轮平庸无知、缺乏任何思想与创意的艺术大戏，正如他们对时代没有认识，对市场经济的根本意义没有认识一样，他们对艺术也没有任何基本的认识。另一方面，大量的金钱涌向当代画家，涌向曾经不被体制接受的人，涌向不断用艺术的语言揭示现实与历史问题的艺术家，这是历史的进步，是改革的胜利。
显然，不是所有获得金钱的人都是真正的艺术家，可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关注谁多谁少以至我们需要将他得到的那部分拿出来平均分配吗？是高喊人们不要去购买当代艺术品吗？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关注在什么制度、什么方式、什么游戏规则下的获得。在两个体制并行的情况下，哪一个体制更加符合今天社会需要的机会与过程中的正义？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
判断一个人是否符合道德不是因为他获得了多少金钱，而是他获得金钱的合法性程度。当代艺术家在没有旧有体制的支持下仅仅依凭自己的才能，获得了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的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尽管他的艺术没有得到失去任何影响力的“权威”的认可，没有得到旧有体制在合法性方面的承认，可是，他的艺术得到了富有生命力的市场接纳，这样的结果究竟对谁是最坏的消息？这难道不清楚吗？
当代艺术在拍卖场上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市场经济体制的胜利，是这个国家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发生决定性改变后的丰硕成果。尽管因此风声水起，问题重重，可是，正如改革面临攻坚战的局面一样，充满生气的艺术市场也将要求人们关注她的体制建设与制度安排。所以，在如此混乱、急促、嘈杂以及前赴后继的艺术市场里，我们不必担心这个市场的“泡沫”或者“崩盘”，只要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仍然将有效地继续下去，我们就应该在艺术市场领域为新的制度和规则摇旗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