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揭示与暴露湮没于时间尘埃中的问题的历史学家经常不受欢迎，原因之一是他总是让人们不得安宁，总是想通过改变人们过去长时间关于往昔的习惯看法，使得人们对眼前的合法性难以继续保持无可置疑的确认；第二，他总是旧事重提，让人们觉得这会耽误眼前的大好时光，影响创造新的历史，对于一些不愿意听到“历史旧账”的人来说，“朝前看”是他们的惯用词句。的确，人们基于通常具有的对现实的不满意和渴望世界变得更好的心情，相对更加在意对未来的判断或者预测，他们觉得这才是积极并富于建设性的——曾经的疼痛已经过去。
不过人们也关心，提供对未来的可能性的预测究竟有多少可以被验证或者“兑现”？那些可能与预言相似的事件或者事实在“预测”中究竟占有多大的比例？结果，没有人给出满意的答案。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未来的震荡》让不少中国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大多数50年代出生的人们正是在这类未来学美好言语的伴随中度过了若干个难忘的春秋，直至被另外的预测所指引或者最终放弃了当初的信任。作为历史学家，我没有打算嘲笑预测未来的科学，相反，我同意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基于观察得来的估计：“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人类将面临增长超出我们星球的物理极限的危险。”我甚至认真地注意到他及他的同事们的判断，“一旦过冲状态[overshoot]出现，只有两种途径能够回到可持续增长的沃土：要么是‘有管控的下降’[managed decline]——通过有序地推出新的解决方案（从养鱼场捞鱼），要么就是‘崩溃’[collapse]（你不得不停止吃鱼，因为没有鱼了——渔民们的生计也不存在了，在1992年以后的纽芬兰地区就是这个样子。）过冲是不可能持续的。”【3】 但是，依照学科分工，这些预测工作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除非我们将这些已经制定出来的预测与我们要研究的过往问题联系起来，并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历史问题上。这样，“物理极限”“崩溃”这类词就容易派上用场，因为这些词汇能够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中国的今天，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一套严谨的数据来证明中国的“物理极限”即将到来，以致也许我们将面临不是“有管控的下降”就是出现“崩溃”，而是联想到几乎每天都能够在不同的媒体中读到的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越来越严重匮乏的局面的报道与提醒。对于一位人文主义者来说，只要他稍加观察就会发现：“极限”问题远远不止于物理世界，在道德、信仰、价值观方面，中国似乎已经出现了极度的堕落、缺失或者无生气的混乱，这也许让人更加感到焦虑与不安。
总之，中国当下问题深重，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我希望本书能够是一次提醒：今天所有的问题与现象都来自于之前种种历史的原因，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思想传统中寻找这些问题与现象的源头并给予历史的分析，是我们今天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今天看到的当代风景，其实就是历史风景的一部分。本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对20世纪历史的考察，寻找到今天正在发生着的问题的原因，通过历史的描述、分析、解释与判断，为读者提供理解历史、面向未来的基础。的确，人们经常从中国历史的源头（从五千年到三千年不等）来分析现代或者当代的中国历史，并从先秦开始描述中国历史的形成与特征，清理思想与文化的脉络，我的工作与此相似，基于研究取向的策略，我也试图通过“绪言”这样的机会从秦汉到戊戌维新与20世纪有密切相关的历史内容进行了尽可能短的勾勒，以便提醒读者直到今天也无法避免思考的历史问题，例如两千多年前形成的秦汉政体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话语体系包裹下继续存在的问题。
不同历史学家提供的历史形状往往是不同的，这不是我说的重点，焦点问题是：当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历史仅仅限于当局政府或者政党提供的有限资料和单一视角而进行的编写，并长期地用于全民教育与宣传的时候，这样的历史是值得深深怀疑的——就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于1972年再度回到大陆看到曾经的老朋友时提出的含蓄疑问一样：“在这样一个以礼仪著称、追求教育事业的国家里，中国的‘平均主义者’却将其私愤发泄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儒家思想又在哪里？这些都需要一些解释。”这个问题意味着：仅仅是对儒家思想传统的研究仍然不足以解释1949年之后的中国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前往中国研究中美关系问题的费正清在他的书中说道：“如果一个人对中美关系不感兴趣，不对其感到诧异、恼怒，或是惊恐，那么他对中国的研究就不会长久。”【2】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诧异、恼怒，或是惊恐”是一种必须具备的历史态度：研究问题并给予批判性分析和判断，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质素，否则，来自权力者或者党的意识形态所强行规定的历史文本将侵害人类的精神文明。与批评家或思想家不同，历史学家的批判性并不表现在观点的直陈和对事件给予大胆的结论，而是小心翼翼地选择资料与文献，进行有价值观立场的排列、利用，在对被认为是历史事实的描述、分析、解释的过程中，呈现出自己的观点与判断。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学家中，有关19世纪到20世纪的通史成果微乎其微，我的上一代或更上一代历史学家们有关这个时段的研究明显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影响，这里所说的影响，不是不同学派因其自身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以至于我们需要小心翼翼地对待之前历史学家的贡献，而是说他们的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大多消失在历史学需要尽可能避免的意识形态压力中。
所以，本书的确有这样的目的：试图通过对一段特殊时段的历史的描述与考察，提醒读者改变甚至放弃他们过去长时间习惯的看法，以致对已有历史陈述的合法性给予重新思考。当然，我旧事重提，就是要让人们觉得这完全不会耽误眼前的大好时光，影响到历史的创造，相反，我们对新的历史的创造正需要我们对过去重新考察与分析，以便调整我们的策略甚至战略，尽可能避免“崩溃”的发生。也许这样的目的让人不安，但是，对于历史的研究者来说，只有批判性地回顾过去，以基于历史事实的词语和句子来描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才有可能对未来产生积极而富于建设性的影响。作为一位50年代出生的人，我亲历了本书所涉及到的几乎一半的历程，我拥有对于过往的个人经验，很容易“回到”这段历史；但是我们也是局外人， 80年代如饥似渴的阅读使得我们这一代中的部分人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尽可能摆脱由意识形态管控所导致的思想教条，并树立批判性地认识过去的思维习惯，我可以以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对过往的事实进行重新选择，基于我们设定的问题和对历史问题的关切来确定何为一般事实与何为历史事实，并对这些历史事实给予重新描述、分析和判断。
在中国，主要从1949年之后直到80年代，史学领域的自由思考非常有限，之后，差不多四十年的改革大致限于经济领域，尽管同时也连带出不可避免的西方各类思想的影响，史学界的自我训练与代际教育并没有在这个国家形成所谓的共同信念，也没有见到共同的理论、研究思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人文科学领域的思考仍然受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官方对出版的垄断决定了史学成果的范围与限度。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所谓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西方中心观范式、中国中心观范式的分类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概念陈列。人们翻译介绍费正清、史景迁、柯文等人的著作，却并没有产生特殊的历史研究“范式”。不过历史地看，在中国大陆，“革命史范式”最初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关，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为出发点，在列宁主义的西方帝国主义影响了中国历史的理论刺激下，推导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的表述，并将其视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有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范式”构成了中国大陆历史研究的主流。“革命史范式”之所以有效，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激烈的政治动荡有关，尤其在1949年10月之后，与西方的对抗和国内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定性，使得“革命史范式”在中国史学界占据支配的地位，我们甚至在1949年之后的历史中时常会看到这样的“范式”是如何参与到具体的政治斗争并编制一套学术术语的：作为这个“范式”的基本历史结构，“两个过程”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个高潮”（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辛亥革命）、“八大事件” （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构成了一种教条的写作套路，对历史的复杂性和事件成因缺乏理性判断，缺乏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内在因素上去分析，同时，在党派政治目的与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对历史事实的选择、描述、分析与判断缺乏历史学家的独立立场，历史写作经常是政治运动（或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
所谓“现代化范式”在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历史学领域长期不构成主流，在阶级的分析方法下甚至很难生存。只有在特定政治时期需要科学与经济素材支持的时候，“现代化范式”才有了部分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1979年之后的中国渐渐有了“现代化范式”产生的原因。史学界的作者都熟悉，早在民国时期，蒋廷黻所撰写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的研究方法接近于“现代化范式”，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蒋在1938年就能够写下这样的全球史观的句子：“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中国近代史》的总论） 大陆的历史学界对这种研究取向的回应是在80年代之后。实际上，“现代化范式”的确提供了一些超出政治目标和意识形态要求的历史事实，以便对历史有一个符合历史学科的描述。
“现代化范式”当然很容易滑向“西方中心观范式”，费正清（John K.Fairbankb ）与邓嗣禹发表于1954年的《中国对西方之回应》的历史观很容易被理解，因为自从中国遭遇西方之后，看上去就有费正清的“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 model）或者利文森（Joseph R.Levenson）的“传统－近代”（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模式的现象样本，尤其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着急地呼喊“全盘西化”的口号时，更容易让人接受这样的历史分析，并且我们注意到，较之费正清，利文森甚至强调了接受西方改造的绝对必要性。至于20世纪70年代发展出来的“中国中心观”，则可以看成是对“冲击－反应”或者“传统－近代”范式的决绝矫正，这种范式强调了历史变化的内在原因，柯文（paul a.cohen）使用了“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这个词组，意思是中国历史应该从中国社会内部因素（“中国人的角度”）中而不是从外部的即所谓的西方的（或帝国主义）因素着手，这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语境（Chinese context）。柯文当然解释了他所说的中国中心观是什么意思：“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寻求中国史自身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他们奇妙地发现确实存在着这条主线，而且在1800或1840年，这条主线完全没有中断，也没有被西方抢占或代替，它仍然是贯穿19乃至20世纪的一条最重要的中心线索。” 出于强调“差异”（differentiation），柯文否定了“一种模式”（西方模式）的存在，他说“西方”的内部是可以细分下去的，例如美国和欧洲的对立，例如美国内部也可以再分，这种观点的结果，很容易导致“综合”（integration）的历史方法被忽略。的确，应该承认的基本历史事实是：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差异（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等）比起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太多太多，何况冲突、竞争或者刺激的结果往往会产生一些新的共同性，如果丧失了综合与归纳，罔顾一些重要的历史事实，我们将限于区域与局部的放大而无法进行结构性历史写作的陷阱。在历史研究中，使用“东方”“西方”或者“中国”与“外国”这些词汇需要异常小心；同时，从17世纪始，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研究，“动态”“关联”“差异”“综合”这些词汇提醒的方法都是重要的，没有谁的历史是稳定而纯粹的，也没有谁的历史是没有自己的特殊结构的。在这样的学科警觉的前提下，所谓“进步”或“停滞”“绵延”或“发展”都不过是历史研究最后的一道描述程序：相对于特定历史上下文做出的综合判断。
在讨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时，我更愿意使用“研究取向”而不是“范式”这样的术语，我们清楚，不同代际的历史学家使用的“研究取向”总是与他们知识背景和价值取向有关，而历史的复杂性本身并不可能由历史学家的某一种“范式”就能够概括。所以我们要理解，费正清等人的“冲击－回应”虽然有一种机械的特点，但是只要我们在“回应”的研究中更加深入到文明的传统、具体的语境和个人经验的层面，就不会使“回应”简单化。基于此，本书的研究取向在策略上大致限于“政治制度”和“文明冲突”这两个问题的交互作用。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能够了解到：正是秦汉政体的持久，不仅完善了自身的文明结构，也构成了从晚明到晚清期间应对西方文明的顽固性但又不堪一击的特征。如果说从马可·波罗以来中国基于陆地与欧洲的联系是伴随着中华文明秩序的形成和成长而发生的，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华文明与欧洲的联系就已经开始暴露出明显的制度差异甚至冲突，进入19世纪，中华文明连同其政治制度不仅遭到西方文明的强烈撞击，并在不断加速的撞击过程中接近彻底崩溃。儒家思想当然是中华文明的思想与观念基础，但法家宗旨才是统治者秘而不宣的核心，虽然统治者也通过历代学者借用佛教和道家思想来润饰儒家思想的形而上特征，但他们最终是通过儒家教条来陈述秦汉政体统治的合法性。满族入关统治汉人承袭了明代的政治制度和一整套儒家文化，这一切是为了便于让汉人更为适应其统治——满人也没有一套自己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但是清廷以满人为主的官制设计，禁止满汉之间通婚，以“文字狱”来消灭汉人对清廷不满的文章，通过留辫子的方式提醒满族对汉族族群的统治，始终激发着汉人的反满情绪和反抗，直至最后的革命。
随着对历史学科的理解，我不认为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历史本体，基于为读者提供一个“简史”的目的，我的确愿意从“政治制度”和“文明冲突”所涉及到的问题来搭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骨架——“简史”是概括性的历史通论，容不得太多的细节。当然，在描述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我仍然会辅之以文化差异的研究取向。关注文化差异的历史研究受到一些历史学家的质疑，认为那样很容易导致“文化本质论”（cultural essentialization），但是文化差异甚至由此产生的情感差异导致了大量历史事件的产生并影响着之后的历史走向是不争的事实。“四书五经”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历史功能，我很清楚必须警惕同一种文化或思想表述在不同的时期所具有的特质，幸运的是，那些具备20世纪任何时期（尤其是1949年之后）的中国经验的历史学家很早就知道，根本就不存在着静止不动的文化或稳定不变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看来，对特定语境下的文化差异或者同一种思想在不同时期的特质的研究，就是中国今天之所以如此的历史研究。
就历史分期而言，20世纪不简单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很难将1900年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始，这就正如有历史学家认为世界史的20世纪应起始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将1989年苏联的崩溃作为20世纪的结束一样。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也许可以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起始点，困难的是，一位希望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如果开篇就听到历史学家叙述发自武汉的枪声，多少会感到吃惊：历史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在北京的清政府为什么如此地不堪一击？把20世纪中国的历史起点提前放在1840年更为恰当，因为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开始从政治到经济、社会到文化出现全面崩溃的征兆，导致辛亥革命的不少因素都能够在此期间找到，那些基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立场的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鸦片战争作为一个与modern times有关联的历史性节点，他们认为这表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形成【3】。然而，之前即1793年乾隆皇帝面对英国使团的态度难道没有隐含着清王朝彻底衰落的征兆？实际上，王朝的绵延已经透露出走向衰竭。我通过“绪论”对秦汉到戊戌维新历史线索的归纳，目的是让读者对1900年以来的20世纪中国历史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背景，而不太主张晚明就是鸦片战争作为20世纪中国史标签性的上文，这无异于表明：我强调了历史是在绵延中发生变化的，虽然19世纪的变化节奏似乎明显加快。【4】
基于研究取向，我将清朝立宪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开端，这是因为在《辛丑条约》签署不久之后开始的立宪运动，在事实上开始了中国在整个20世纪的核心事业，立宪作为一个目标——无论其最初的动机和事实上的失败与否——带动着至今这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以及社会的变化，并且，尽管立宪作为中国人民一项伟大的政治事业，直至21世纪的今天也没有实现，但是立宪思想及其立宪的早期措施彻底中断了秦汉政体的合法性，正是那些在20世纪里不同时期出现的“宪政”问题构成了这一百年来最基本历史问题。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历史的编年并没有使用century（世纪）这个词，无论我们使用“近代”还是“现代”这些词汇，都很难与朝代的名号及其兴衰更替联系起来。作为简史的作者，我把历史的丰富性视为一些基本因素影响下的结果；此外，虽然传统的思想与文化的确总是对历史有着影响，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儒家思想及其文化传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讨论，但是，在极为复杂的历史要素中，由政治制度与文明冲突所引发的历史事实构成了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基本历史形状，例如直至今日，掌控中国大陆政权的中共对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仍然充满敌意。历史的丰富性当然不是一个说法，而是事实，但是任何历史写作只能顾及到特定的主题，我们不可能在叙述1839年林则徐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信要求停止可怕的鸦片贸易的同时，又去描述这时在广州街边的生活以便呈现历史绵延的细节。这里要重复强调：对于历史学来说，这是不同的历史素材，而本书所需要的历史素材主要来源于“政治制度”与“文明冲突”——知识分子领域的思想运动当然包括其中，不少历史的“花纹”都依附于两者搭建的骨架。清楚的是，这两个方面的交织早在传教士来到中国时就开始了，直到晚明清初渐渐暴露出复杂而致命的文明冲突。
1978年12月以来，有大量历史文献陆续披露和出现，这为我们重新认识历史尤其是1900年以来的历史提供了方便，使得本书可以在资料文献上免除考据与论证，而将注意力放在由资料文献提供的不同问题及其之间的关系上，让新的文献资料重组这段历史，以便廓清历史的真实面貌，至少是另一种曾经难以见到过的面貌。我的目的不是想在研究中国现当代史这个学科领域里增加一个新的版本，而是试图告诉人们：我们应该重新了解历史，发现历史学领域一直存在着的问题，以便推动“及时的决定与改变”——至少在思想领域是如此。明白地说，本书将为今天有大学生文化水平的读者提供我所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形状，如果读者在这样的历史形状与过去在自己大脑里保持的历史形象之间建立了一种怀疑与批判性的反省与重新认识，本书就实现了它的目的：对于年轻的读者来说，尤其如此。
当我写作这篇前言的第一遍文字时，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表之时（2013年11月13日），同时，我通过微信也读到了媒体对经济学家许小年的采访：“不成立独立的改革部门，改革难落实”（“专访”宋厚亮 微社2013年11月12日）。我在两个文件之间发现了问题，再用乔根·兰德斯的术语来表述：前者让人想到“有管控的下降”，后者让人深感基础已经被破坏，以致很可能“崩溃”即将来临——许小年再次悲观地提醒：“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于是，我们仍然要将不同观点或看法的有效性留给时间去回答吗？我们将再次仅仅限于“忧心忡忡”地提醒、建议、期盼，以致到了下一个可能的悲剧爆发之后又继续保持自我劝解的心情去面对未来吗？我们继续同意旧有的国家机器对历史具有强有力的塑造能力而人类的历史从根本上就没有一个共同价值基础的存在吗？2018年春天“两会”中对宪法的修改让历史学家还要问的问题是：历史真的是无可奈何以至于历史学家只能听任权力意志的乘胜前进而无地自容吗？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选择各自的答案吧。
参考文献
【1】乔根·兰德斯（Jorgen Randers）：《2052 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A Global Forecast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005页。前引结论也参见该书的前言和该作者参与写作、由罗马俱乐部出版的《增长的极限》（1972年）。
【2】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USA 1982）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引自该书第447页。
【3】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历史研究》1959年（10）。在20世纪之前，中国的历史著作大致限于传统的纪事本末体，以致对晚明到晚清历史的写作不会使用“十七世纪”“十九世纪”这样的词汇，朝代是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主要是19世纪下半叶，受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始于梁启超的新史学出现，史学家们对更近的历史问题开始有了特别的关注。在1949年之前，学术与政治立场决定着历史作者各自的历史分期、判断与定性。彼时，进入20世纪的时间并不长，学者们更多地是寻找与modern times相对应的中文词，根据他们对这个英文词的理解来确定历史写作的时间范围，不少著作使用了“近世史”这个模糊的中文词。“近世”为何？历史学家们对“近世”的时间上限有两个主要的划定：晚明与鸦片战争。将最近的鸦片战争作为“近世史”开端最早的著作有孟世杰的《中国最近世史》（1926年天津）、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1933年上海）、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1940年）、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教程》（1940年桂林）、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1947年）；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1年重庆）和郑鹤声的《中国近世史》（1944年重庆）则将“近世史”的开端放在晚明。这样的划分似乎有充足的理由，例如郑鹤声写道：
自新航路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之所由分界也。近世史之变，有“经往开来”之趋势，其一切表现，皆在根据往古事迹而发扬光大之。且推陈出新，由此而孕育未来之趋势。每一民族思想为其演变之原动力。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近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都皆然。（郑鹤声：《中国近世史》，编纂凡例，重庆，南方印书馆，1944。这里引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这样的观点看上去类似今天从全球史来书写中国史的立场。在寻找更为有效的中文词的过程中，一些作者开始使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词汇“近代”和“现代”，以致有“《中国近代史》”（范文澜1947年）和“《中国现代史》”（曹伯韩1947年）这样的标题，在这时的史学作者的使用中，“近世”、“近代”或者“现代”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了解世纪之交史学领域发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思想动因可以知道这显然是世事急速变迁需要史学界寻找更有效的体例与方法重写历史尤其是书写最近历史的结果，这就很自然地带出了历史写作的当下立场这个特征，就像罗家伦给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1941年重庆）写的“引论”中说的那样：
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它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必须研究中国近代史。（郭廷以：《近代中国史》，引论，重庆1941年初版，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这里引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第一卷：近代中国历史进程概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历史作者不再具有坚持自由意志的条件，民国时期那样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写作环境不再具备，历史学的方法与观点限于官方认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与解释。阶级斗争的学说被运用于历史学，导致官方规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写作泛滥，历史学成为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统治国家的工具。历史学家们（例如范文澜、胡绳）在涉及历史分期和时限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历史观大致接受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立场，这使得近代或者现代史的叙述很自然地彻底滑向政治史或革命史，尤其是共产党的政治史和革命史。1949年之前的近代史写作几乎忽略了共产党的存在，而之后，国民党在大陆历史书中的形象也接近简单的政治漫画。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历史书几乎都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考察历史进程，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给中国社会定性，视“反帝反封建”为鸦片战争以来的基本历史任务，这样的历史写作一直延续到200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尽管作者金冲及在四卷本的写作中模糊了简单的阶级分析方法，却也没有改变这部历史书作为共产党意识形态规范下的历史书的性质。直至80年代，中国大陆近现代史大致限于“两个过程”、“三个高潮”和“八大事件”的写作。的确，没有比这样的框架更伤害新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了。
【4】就中国史研究来说，根据朝代更迭的传统史学分期，肯定不是我的学理基础。1842年的鸦片战争虽然是“绪论”里交代的“上文”重点，也没有作为我的时代分期的节点，此外，无论是“帝国晚期”（late imperial）还是“近代早期”（early modern），都不是我关心和使用的术语。
吕 澎
2013年11月13日星期三于从成都到杭州的飞机上
2017年2月4日星期六改于从琅勃拉邦到成都的飞机上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修改于从米兰回北京的飞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