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底，搬迁新居，基于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写作本书的计划，我决定将所有涉及哲学、艺术与文学领域的书籍留在了原有的书房，仅仅搬走那些用于写作的历史参考书，结果是，仍然有大量的书籍跟随而来，并在新的书房又增加了一墙书柜。在为写作重新整理这些书籍的过程中，我更加了解到自己在之前若干年里不曾有意识的用心：收集关于从晚清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文献，而写作本书是2013年的决定，难道数年前早有预感？
1989年下半年，基于对80年代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纪念，我与易丹快速地完成了《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到了2000年，我又完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之后，经常听到艺术史论学者圈子里有这样的疑问，这二十年的艺术究竟与20世纪中国艺术的历史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质疑促进我2006年完成了《20世纪中国艺术史》。我是想说：从1978年底开始的新艺术现象，当然是20世纪整个中国艺术发展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部书修订了三次（并有一个缩写的版本《美术的故事：从晚清到今天》不断印刷）。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甚至将其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分“现代”和“当代”两卷出版，这使我内心颇有安慰（因为直到今天，已经有四十年历史的新艺术并没有获得官方的合法化认可，仅仅因为改革开放给予的宽松社会环境让新艺术能够时而存活时而发展）。事实上，在我于2018年正式开始写作《20世纪中国史》的时候，当代艺术已经失去了充满生机的活力，更不用说保持思想与创造的力量。《美术的故事》再版时也不断被编辑删减被认为敏感的部分；艺术家的研究传记《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不能再版；在“现代”与“当代”艺术史重新出版时，涉及“文革时期”的部分遭遇进一步严重的删减。在知识界，人们普遍传递着不安，当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润因直率的言论（主要因2018年7月发表的《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被校方停止了招生、授课和科研活动时，任何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时候的中国究竟处在怎样一种政治状况——联想到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是自然而然并且事实上是普遍的。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一位今天在上海外滩匆匆路过的行人与一百年前的人力车夫所处的语境究竟有什么不同？出现在不少城市里的现代建筑森林将中国的今天与一百多年前中国的昨天究竟拉开了多大的历史距离？当你在咖啡馆里翻阅手机，发现微信信息被无形的力量删去时，你会有什么感受？当共青团中央发出在3年内组织1000万人次青年志愿者下乡时（2019年4月10日《新京报》），人们为什么都联想到“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历史情境，人们为什么一天比一天更为感到难以名状的忧虑？
学校（从中学历史常识到大学公共课直至历史系专业）至今没有关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课程，历史课的老师们既没有专门的教材，也在授课中尽可能避开那些难以讲述的历史时期，这使得一代代人对20世纪的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然而这不是简单的历史知识问题，而是涉及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空间是否拥有自由的政治问题，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如何可以避免新的灾难和防止历史重复的悲剧问题。基于这些原因，我没有去过多思考严谨的历史学家的基本要求：对资料文献有绝对把握的收集与整理。事实上，我们至今也很难想象那些被中共控制的档案文件何时能对外开放，历史学家当然重视文献资料档案的重要性，但是，在这个特殊的制度里，试图寻找真相的历史学家普遍感到很难接近那些被大陆官方机构控制的历史文献：这是一个全球互联网的时代，但也是一个有防火墙的时代。我能够确认的是，作为50年代出生的历史学者也许拥有关于这段历史很直接和复杂的体验，这样的体验具有不同程度的现场意识，而这对于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写作与现实中的历史幻觉促使了我对这一百年历史语境的进一步思考，这是我决定书写《20世纪中国史》很真实的原因。我不必去顾及和了解在各个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和专家们究竟何时才公布自己有关这段中国史的研究成果或者课题——尽管我从历史学领域的同仁那里打听过究竟有无大陆研究者正在书写20世纪中国史。我希望在有限的资料和时间里提供一部关于20世纪中国史的描述，以发挥其可能发挥的作用。由此我要承认的是，因为历史的条件，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我是其中一员——在知识与学问上有天生的欠缺，这是产生本书各种遗憾的主要原因。
最后我想说明，有不少历史著作都采取了轻松的写作安排，有些即便是沉重的通史也省略了注释，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清晰的历史线索和保留轻松的阅读感受。我最近买到了一本澳大利亚历史学家Geoffery Blainey写的《20世纪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文字流畅、叙述清新的历史描述让我羡慕不已。然而我们知道，目前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著作仍然微乎其微，即便是中国的书店，也很难找到严肃而系统的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或者历史教师中，大多数人会认同一个事实：有关中国20世纪历史的研究著作接近于无，倒是多年前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等西方学者的著作填补了读者了解中国这段历史的空白。然而，他们以及其他西方作者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主要是给西方读者阅读的，简约并受到时间的限制，且在1978年12月至今这一重要时段的内容并不充分。总之我认为，如果要让更多的读者充分了解这一百多年的中国历史，目前不适合用过分轻松而简洁的笔法写作——至少我没有这样的心情，这也是我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注释的主要原因。作为一名大学生或一般读者，您略去注释也是一种阅读的路径。然而对于研究生，尤其是希望深入探讨和研究这段历史的本书使用者来说，我的看法是：注释也许是有用的。当然，一些众所周知的引文我没有加注来源。
我在这里要衷心感谢曾在中国从事多年艺术研究并生活了不少时间的布鲁斯（Bruce Doar），他曾经以非常专业的文笔翻译了我的《20世纪中国艺术史》和其他著作，我对他的翻译和关于中国古今历史的知识非常欣赏——我们已经成为相互非常信任的忘年朋友。本书的翻译校对孙越博士的工作让本书的翻译文字做到了尽可能的好，她的英文在我的学生中间是最卓越的，在这里要给予特别的致谢！
作 者
2019年4月24日星期三于澳门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