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被认为从“三皇五帝”开始，然而在不同的古书里，关于三皇五帝有不同的说法，很不统一[1]。大致自前2000年至前500年，是所谓夏、商、周三代[2]，但只有从商代开始才有确实的物证——青铜器和甲骨文。“中国”一词的出现最早见于西周[3] 初年的青铜器铭文中[4]，而汉语“中国”一词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5]，生活其中的先民自称“华夏”（该词第一次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记载：“楚失华夏”，这里又指中原之华夏大地）[6]。前221年，出生于前259年的年轻人赵正（前259年－3前210年）率秦国军队用十年时间灭六国（齐、燕、韩、赵、魏、楚）后，结束贵族王侯的王国时代，建立了统一中国的君主帝国时代，他认为自己才是第一个皇帝，故自称“始皇帝”。在统一中原之后，秦始皇着手南平百越、北讨匈奴[7]。前214年，秦军将整个岭南地区划入了秦朝的版图；前214年至前213年，秦将军蒙恬（约前259－前210）率30万军队打击匈奴，迫使始终威胁着中原的匈奴“北徙”。与之同时，秦朝廷又陆续将大批六国富民、刑徒和民众迁徙北河、榆中，屯垦，戍边，进而开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动秦朝边界的实际延伸。疆域的扩大增加了军队防守与抵御的综合成本，为防止匈奴的骚扰和进犯，秦王朝在之前各国（例如秦、赵、燕）已有的护卫长城基础上，不断新建长城，由此，秦始皇可能认为他建立了最初的秦帝国（中国）的边界[8]。秦朝政治的治理方式是废除分封制，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削弱旧贵族势力，根据军功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为贵族，这破除了原来由血缘关系决定的宗法制，贵族的世袭制为官僚制所代替，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郡县制和官僚制度[9]，这样的制度框架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历朝帝王对自己的统治制度都有技术上的修改和补充。为后世文人或知识分子反复提及的“焚书坑儒”事件并不能简单类比现代社会中独裁政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进步书籍的查毁，但《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针对的是“诵法孔子”的人——这被不少人认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以，“焚书坑儒”经常被历代和各个历史时期人们视为暴政或专制独裁政权加于文人知识分子的暴行的历史典型案例[10]。前206年，秦朝亡。之前被灭的六国之后加上灭秦有功的人借此试图要回到分封时代，项羽甚至还进行了分封的安排。但各个势力冲突杀戮不断，最终，前202年，项羽（前232－前202）自刎于乌江（今天的安徽和县），“天下”（其实也是古代关于“中国”的代名词）继而统一于汉——在布衣出生的刘邦看来，秦划定的边界范围内的“天下”现在就是他的，不过，他仅仅是将秦朝的制度承袭下来，完善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通过三公九卿官职分工负责，最终权力集中于皇帝。这个体制是如此地有效和在时间中获得了充分的完善，以致这个我们可以称之为“秦汉政体”（Qin-Han Polity）的秩序一直维系到了19世纪中叶才不可救药地显现出它的危机。
公元前139年（武帝建元二年），一位叫张骞（前164－前114年）[11] 的年轻人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前往西域[12]，他奉汉武帝之命欲说服大月氏[13]共同抗击北方的匈奴。在进入匈奴人控制的河西走廊后，一行人为匈奴军队所捕，被扣留和软禁起来，他被迫娶匈奴女子为妻，还生了孩子，自此，张骞等人被匈奴一直留居十年之久。公元前129年（元光六年），张骞离开妻儿，带领随从逃离，继续前往大月氏。一路数十天的艰辛与危险，到达大宛[14]（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大宛王了解汉朝，予以示好，安排向导和翻译，将张骞等人送到康居[15]（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境内），通过康居，张到了大夏（大致今阿姆河流域）[16]，继而，大夏将他们送至大月氏。张骞等人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未能说服大月氏联合打击匈奴。前128年（元朔元年），张骞动身回汉。归途中，张骞等人再次被匈奴所俘，又扣留一年多。前126年（元朔三年）初，匈奴内乱，张骞逃回长安。看上去，张骞这次出使西域，未能达到目的，不过，长期的西域生活，使张获得了有关西域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方面的知识，张骞向武帝的报告构成了《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控制了河西走廊，武帝接受张骞的建议：招乌孙[17]东返敦煌一带，共同抵抗匈奴；同时，设法与西域各族交好，完成对匈奴的征服。到了公元前115年（元鼎二年）张骞出使归来时，已有乌孙使者到了长安。之后汉朝出使就远及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由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完全建立起来，此后，“西域”一词渐渐不局限于异域名称，而被纳入汉朝的范围，汉朝统治有了扩大[18]。实际上，至秦始皇筑长城以护中原之时，西界不过临洮、玉门之外，张骞出使之前，葱岭以西的大宛、乌孙、大月氏、康居、大夏诸国并未受汉朝的影响，张通西域后，中国与葱岭东西连接，继而同中亚、西亚，以至南欧也建立起商贸、文化与政治联系。张骞的路线被后人践行和补充，形成了由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命名的“丝绸之路”——故汉通西域使得中国、印度以及希腊文化开始了最早的交汇[19]。可以想象，宗教、思想与文化的传播无疑也随着这条路线进入了中国，例如佛教就是跨越葱岭即帕米尔高原传入中国的，这就是为什么北魏时期（386—534）大量的佛教艺术四处可见的原因[20]。直至唐代，中国与西域各国在文化、艺术、宗教以及物质生产方面的交流和通汇达到鼎盛，长安似乎的确成为了世界的中心。
注释：
[1] 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谓天皇、地皇、泰皇；《史记·补三皇本纪》谓天皇、地皇、人皇；《尚书大传》谓燧人、伏羲、神农；《春秋运斗枢》谓伏羲、女娲、神农；《三字经》谓伏羲、神农、黄帝；《通鉴外纪》又谓伏羲、神农、共工。“五帝”里也有“黄帝”（其余为颛顼、帝喾、尧、舜，当然还有多种说法）。三皇五帝不是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家帝王，不过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历史学家倾向于将 “三皇五帝时代”称为“上古时代”、“远古时代”甚至就是“神话时代”。
[2] 夏、商、周三代不过是松散的诸侯联盟，与秦之后的王朝迥异。
[3] 西周这个朝代从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大约历经275年。共经历11代12王，先后定都于镐京和丰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周朝之前是夏朝和商朝。夏没有什么实物和文字文献，商朝有发掘物例如青铜器与甲骨文的充分证明。周先受商节制，后周王辅佐儿子灭商朝，具体精确的时间有争议。周王西伯和他的儿子名发死后分别获后人谥称“文王”和“武王”，而不是他们生前的称谓。
[4] 该青铜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鸡贾村。上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5] 事实上，直至满人进入中原建立清朝之前，“中国”一词的习惯使用更多地被限于汉族范围，而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概念。19世纪中叶，新疆和云南的回族动乱被平定，清政权再次采取措施巩固边疆的统治——例如左宗棠将大量的汉人迁往西部，后期，台湾也获得了省的地位，东北满人地区也被进行了行政划分（以后东三省的雏形），在19世纪后期，基于饥荒导致的人口减少和俄国人东扩带来的威胁，清政府开禁允许汉人移民满洲。为使苟延的明朝尽快全面结束，清朝统治者一开始也将所占有的领域用“中国”而不仅仅是“大清”来泛泛称谓。尽管汉族官员内心反感，但随着时间与清政权的巩固，他们也习惯了包含多民族的“中国”含义。尤其是那些面对列强的屡次入侵开始重新思考民族与国家危机的人，更是重新将“中国”这个概念纳入到一个疆土辽阔并有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范围进行描述，例如魏源的著作。到了晚清，清朝皇帝在与西方各国进行主权交涉和签署外交文件时，就一直视自己的政权为“中国政府”。
[6] 就历史地理而言，中原指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大致为今天的河南省）。在大量的文学和政治叙事中，“中原”又经常有象征“中国”的意思，有时甚至就是“中国”的同义词。类似，“华夏文明”又指“中华文明”。
[7] 秦时的“百越”指长江以南沿海一带，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历史上，匈奴是秦末汉初占中原以北的游牧民族，传为夏王朝后裔中的一支发展而来。之前，秦始皇令蒙恬攻击匈奴，致使后者离开河套北徙。秦朝亡，戍边人逃回中原，匈奴恢复强大回占河套，成汉代大敌。《史记》说：“自淳维以致头曼，千有岁余，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前200年，匈奴与汉正式交战。前121年，汉朝受降匈奴浑邪王，开河西四郡（酒泉、武威、敦煌、张掖），疏西域交通。自秦击匈奴至公元91年（汉和帝永元四年）汉军败北单于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匈奴灭，期间有约三百多年复杂的冲突、和解与征战的历史。
[8] 吕思勉在他的《中国的历史》里在叙述到蒙恬斥逐匈奴收取河南的地方、发兵略取南越的地方这样论断，这是时势所造，无甚稀奇：
不过，“北限长城，南逾五岭”，中国疆域（本部十八省）的规模，却是从此定下来的。——后来无甚出入。（吕思勉：《中国的历史》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版，第043页。）
[9] 相应地，秦始皇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尤其是统一文字，这使得人们对文明诸事务的理解遵循着一致的符号思维习惯。
[10]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1年－前221年）因为权力分割，学说纷起，产生诸多的学派，史称诸子百家。秦始皇统一之初，面临是否继续分封诸子为王的问题。基于李斯对西周分封制导致祸乱的批评，秦始皇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然，一些儒生和游士引用儒家经典批评时政（例如《尚书》记载了上古圣王的治世理念，《诗经》中也多赞颂历代君王，这也犯秦忌）。前213年（始皇三十四年），宫廷再次发生师古论今的争论，有主张回到分封制的意见，这被认为与过去的思想流传有关。丞相李斯向秦始皇提出焚书建议：（1）除《秦纪》、医药、卜筮、农家经典、诸子和其他历史古籍，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令下三十日后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苦役四年；（2）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官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3）有愿习法令者， 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不到30天时间，中国秦代以前的古典文献，都化为灰烬，只有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保留下来。焚书次年，一些方士因无法履行为秦始皇找到可以长生不死的药物的承诺，又开始指责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天性刚戾自用，贪于权势，独断专行。秦始皇得知以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下令进行追查，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即是“坑儒”事件。
“焚书”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这时，基于儒家尊古，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试图恢复周朝分封制，显然有违秦朝集权政制——不符合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目的。至于“坑儒”，证据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长子扶苏的话：“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但东汉学者王充在《论衡·语增篇》中说，“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 史学家吕思勉说：“坑儒一举，乃因有人诽谤始皇而起，意非欲尽灭儒生，并不能与焚书之事并论。”历史地看，不宜把“焚书”与“坑儒”视为一件事情。
[11] 张骞（前164-前114年），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县）人。汉武帝刘彻即位时，在朝廷任职。据史书记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12] “西域”一词在不同时期不同论题不同角度有不同的使用，就历史地理范围而言，历史书有一个相对明确的表述，《汉书·西域传序》：“ 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简单地说，为对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以东地区的总称。西域三十六国为：婼羌、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扜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秆、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今乌恰县)、莎车、疏勒、尉头、姑墨(今阿克苏县)、温宿(今乌什县)、龟兹(今库车县)、尉犁、危须、焉耆、姑师(车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三十六国中，一部分是游牧部落，另一部分是城郭之国。这些“国”又在公元前后分裂为55国。以后人们也习惯地将西域延伸至青海、西藏。直至今日，有时对“西域”的使用已经泛泛延伸至欧洲西方国家与地区，特别是在讨论有政治与历史含义的“丝绸之路”话题的时候。
[13] 月氏是古西域国名。公元前5～前2世纪初，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秦汉之际，月氏的势力强大，公元前 177年前不久，月氏击破敦煌附近游牧部落乌孙，后者逃奔匈奴。然，公元前 177 ～前176年间，匈奴大败月氏，公元前 174年，匈奴再败月氏，迫月氏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号小月氏， 西迁月氏被称为大月氏。至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乌孙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 1 世纪初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河以南的大夏。大月氏人分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都密五个翕侯，保持各自的自治权。公元1世纪，贵霜翕侯攻灭其他四翕侯，建立贵霜王国。但中国仍称之为大月氏。
[14] 大宛，古代西域国名，位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西麓，锡尔河上、中游（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地），为农牧业国家。原始居民以塞种为主，居民五官有高加索人种特征，风俗与南方大夏同。张骞出使西域首先到达的是大宛。以出汗血马引发与汉朝之间的征战著称。前329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帕米尔高原西部的费尔干那盆地，古希腊人对该地取名大宛，大宛在希腊化的塞琉古帝国和巴克特里亚时期逐渐繁荣，直至公元前160年，受大月氏迁徙影响，大宛与希腊世界疏离。约前250年，巴克特里亚总督狄奥多特一世宣布独立，脱离塞琉古帝国，建立大夏（于前125年为大月氏所灭），大宛落入大夏统治。汉代与大宛的征战与往来，可以被视为中国文明与印欧文明的早期接触，并因“丝绸之路”而延续。
[15] 康居，古代西域国名。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约在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早于张骞出使西域，即公元前133年，司马相如告巴蜀民的檄文和董仲舒的对策中都曾言及康居，是最早与汉朝发生联系的西域诸国之一。
[16] 大夏（Tokhgra，Tochari），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才有提及的西域古国之一，居民也许是印欧人种塞种人（又称斯基泰人）的一支，古希腊文献见Tochari。中国史籍通常将主要由塞种人控制的地区称为大夏（“大夏”应为Tochari的汉译）。大夏国都是蓝市城（今阿富汗斯坦巴尔赫附近）。约前139～前129年，生活在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西迁，大夏遂臣服于大月氏。张骞接触大月氏时正是后者“臣畜大夏”之时。中国古代文献有记载说大夏为希腊族移民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位于兴都库什山（古希腊称Paropamisus）北麓及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上游一带。先后曾经历古波斯帝国（前550～前330）、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王国（前312～前64）的统治。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古王国在大夏的总督狄奥多特实行独立，独立后的大夏统治者们仍然是古希腊族移民出身的人，故史书又称之为希腊—大夏王国。狄奥多特二世时，大夏北部地区的一个总督欧提德摩斯夺取狄奥多特家族的政权，自立为王。其子地米特留斯（约公元前190—167年）继位后，将南部地区（大约相当于今阿富汗斯坦和巴基斯坦所在的地区）纳入大夏版图，至大夏王国的极盛时代。地米特留斯通过迁都古印度平衡希腊文化与古印度文化，导致大夏的希腊人反对。约公元前168年，希腊人贵族欧克拉提德占据大夏，自立为王。于是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国家一分为二：一在大夏本土，一在印度。公元前128年，张骞出使大月氏至阿姆河时，大夏人定居巴克特里亚，大夏人在巴克特里亚脱离希腊人统治后不久，为第二次西迁的大月氏人征服。大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最初用阿拉米字母书写，在月氏人统治下开始用希腊字母书写。
[17] 前2世纪初叶，乌孙人为敦煌祁连地区的游牧民族，操突厥语。唐代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作的一个注中提及：“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这接近欧洲人种。公元前177～前176年间，匈奴击败月氏并将其赶往伊犁河流域，之后，匈奴与乌孙又合力进攻迁往伊犁河流域的月氏，将月氏驱往南方的大夏境内。由此，乌孙人彻底放弃敦煌祁连间故土，迁至伊犁河流域。张骞出使西域归来，曾建议汉王朝利用乌孙，共同夹击匈奴，为此汉朝与乌孙有数次和亲。410年乌孙被柔然所灭，如今的哈萨克族被认为是乌孙的遗留。
[18] 公元前60年（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力量被严重削弱。汉朝开始在西域正式设置行政机构，即设立西域都护府于今天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的轮台县附近（东经85 °04'，北纬42°00'，海拔高度990米）。 当时名为乌垒城（前名轮台国，一个城郭之国），该行政机构用于汉朝管理西域三十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事务，都护由皇帝任命，《汉书》记载：西汉历任都护18人。
[19] 古代西域葱岭以西大多为白色人种，表明早期白种人军队因征战致使疆域延伸留下来的军人或相关人员的繁衍与族群衍生，这很自然地带来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或异域国土的历史和文化痕迹。例如前329年，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费尔干纳之后在锡尔河南岸建造绝域亚历山大里亚城（今日塔吉克的苦盏）——要知道亚历山大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他的意志与执行一定会使希腊文化的痕迹会延续下来，这类城市除了显示大帝的功威，当然会用于安置退役老兵和希腊雇佣兵定居，用他们防御草原游牧部落的攻击，这与秦朝扩大疆域之后将部分军人保留边疆并补充戍边人员的情形相似，希望作为疆域边界的守持聚点和日后进一步远征的基地。这些白种人大多没有越过葱岭东（乌孙被疑为越过葱岭直达甘肃敦煌祁连间的白种人）。同时，远古的迁徙导致行至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与印度南部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结合，形成了现在说雅利安语族印度语支的诸民族。
[20] 北魏时期的艺术多为雕塑，集中表现在当时的石窟寺中，这些雕刻主要受古代印度艺术的影响。至于石窟分布与广度让人吃惊：大致西起今甘肃，东至今辽宁，著名的有云岗石窟（大同），龙门石窟（洛阳），敦煌石窟，麦积山石窟（天水）、炳灵寺石窟（永靖），天龙山万佛洞（太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