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始，两宋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在宫廷的那类生活方式显然没有了。因为战争与掠杀的原因，画家、诗人、学者迁移到离开杭州的无锡、苏州、扬州等地生活。政治上的压抑和权力的进一步丧失，连同野蛮的文化习性与龌龊的宫廷权术的控制，知识分子的心境朝着晚宋的内向性进一步发展。像苏轼早就使用了的象征与借喻自元代以后变得非常普遍。与自然紧密关联的梅、兰、竹、菊作为视觉形象的专门科目被反复表现，以表达作者的政治态度与道德情操。而这个历史时期的“复古”态度与其说是一种趣味，不如将其视为更为彻底的躲避与逃逸。文人们没有前方的概念，却有值得骄傲的过去，新的感受没有别的渠道去表达，就借助于历史，或者利用过去的笔墨与态度来迂回地抒发内心的复杂感受。画家们已经非常肯定绘画与真实的自然彻底分离，他们知道在笔墨和线条的工夫上就可以做趣味文章，不问自然，不问社会的习惯成为之后文化人的习惯。然而，在中国传统文明正在走向复杂演变的同时，另一个文明的力量渐渐显露出来。
在张骞出使西域一千三百一十年后，一位叫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十七岁的意大利青年跟随他的父亲和叔父上路启程，沿着丝绸之路朝东方而行，他当然经历过古代波斯即以后的伊朗，他当然翻越了充满危机的葱岭（帕米尔高原），当他们到达上都（北京）时，已经耗去接近五年的时间，二十四年后，他们回到了威尼斯，次年，他因为威尼斯与热那亚的一次海上战争，被关进热那亚的监狱，在难友鲁思悌尼（Rusiticiano）的帮助下，马可·波罗讲述了他们在漫长路上尤其是在中国经历的故事，这就是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若干不同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游记》被认为对欧洲人了解东方，尤其是了解中国有巨大的作用，该书唤起了欧洲人对世界的无限想象与好奇心，事实上的确刺激了欧洲人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之后的地理大发现[1]，被认为受到这本书的启发。[2] 无论如何，马可·波罗讲述了非常细微的中国故事，政治、军事、财富、宗教、日常生活以及民间风情，都是欧洲人爱听的东方神话。不过，完成一次从中原地区到意大利威尼斯的贸易所需要的时间是漫长的，中间可能要经过若干自然灾害、盗匪劫夺、部落战争、地区瘟疫导致的致命侵袭，可以想象，成本由此而不断增加，陆地上的各种艰险与困阻都成为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始终挥之不去的恐惧与发展各种交流的实际阻碍。陆路的“丝绸之路”当然是财富之路，信仰之路，也是奴隶之路、战争之路与瘟疫之路，对于那些希望交换财富、传播信仰的人来说，用生命来维系的成本往往太高太高。这条路被打通一千多年后，马可·波罗一家在路上的经历仍然坎坷不已，耗时费力——他们在西域艰辛的遭遇甚至接近死亡，他们能够回到家乡，都让人们感到难以置信。可以肯定，人类在选择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与路径时，总是会通过智慧去发现新的可能，所以，仅仅限于通过陆路进行贸易与信仰传播的历史当然会被改变。
于1492年10月12日发现了美洲大陆的哥伦布从小喜欢阅读《马可波罗游记》，探险与对财富的向往让哥伦布最后不是到达了亚洲而是美洲——尽管他一开始认为他到达了“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东方世界。这个事件当然是决定性的，然而，当发现新世界的信息传递到了欧洲时，引发了葡萄牙与卡斯蒂利亚之间巨大的冲突，最终，这两个欧洲王国在1494年6月7日签署了《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Tordesillas），他们天真但充满野心地认为：通过这个条约可以瓜分整个世界[3]。实际上，早在15世纪下半叶，葡萄牙王室就开始努力让航海家或冒险家去实现向东方的探索，被称为“完美君王”的若昂二世总是不遗余力地支持延长葡萄牙能够知道的海岸线，哪怕再多的船员死在危险而艰辛的路上。直到1499年7月10日，当达·伽马（Vasco de Gama）带领仅剩三分之一成员的船队从卡利卡特回到欧洲在里斯本附近的卡斯凯什靠岸时，意味着这个世界的格局将立即发生根本的变化。的确，《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驱使葡萄牙王室开始全力发展通往印度的海上探险，试图通过海路获得贸易的主动权的竞争，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之间为争夺财富而开展的惊险而疯狂的游戏。[4] 基于宗教、财富和文化上的竞争而产生的冲突和战争在达·伽马的航行之后变得更加复杂与尖锐，以致为获取知识和信息的现代间谍战开始从地图的绘制、盗取和复制也全面展开[5]。
就在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准备驶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大陆之前，德国人倍海姆完成了地理学最重要的作品“地球苹果”[6]，这给雄心勃勃的麦哲伦以极大的启发，麦哲伦带领的环球航行（1519年9月22日—1522年9月8日）的成功[7]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人类生活的这个世界疆域的看法——对人类生存的这个世界开始从平面转向球形的认识，一场通过水路争夺全球疆域的竞争在东西半球全面展开。
不过，通过海上游行不同国家的先例早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八十七年前就有了。1405年，船只与规模以及船员的数量远比海军司令麦哲伦多数十倍的中国船队从南京启航，开始了此后近三十年共计七次的南海、印度洋的远征。统帅这七次海上远征的是云南穆斯林出生的郑和，他于第七次远征时（宣德六年，1432年）在海上去世。与之后欧洲人航海探险的目的不同，郑和船队的远征主要不是为了收获财富，而是希望通过庞大的船队彰显中国的强大势力，建立并巩固朝贡体制，即让世界知道：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无需外来的任何帮助，是世界无可匹敌的中心。的确，郑和的旗舰船船身长超过四十米，排水量被认为接近一万吨，到了第四次远征时（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中国船队拥有超过两百艘，并按照职能进行了分工，最后一次远征的人员超过二万七千人[8]，然而，满载瓷器、丝织品等昂贵货物的中国船队，换回的货物价值与给予的中国物品并不相称的东西——尽管带回的长颈鹿受到一再赞叹并被绘制成画。郑和与他的皇帝朱棣也许有巩固朝贡体制的打算，郑和不仅介入苏门答腊的内部纷争，还为处于马六甲海峡要塞的满刺加国王摆脱阿瑜陀耶的控制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以奠定远征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但是，早在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就有阐释，并于晚年的《皇明主训》中规定：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9]
在1371年9月的会上，皇帝还说过：“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显然，扩大疆域不是明朝政治包括经济的基本意图。同时，也没有资料表明中国皇帝朱棣和他的远征总司令郑和像葡萄牙和西班牙国王以及那些具有冒险精神的航海家那样，渴望无限扩大自己的疆域和财富，带着天文学家、制图师以及那些不怕死的海员探索并毫无止境地驶向未知的领域。归纳地说，基于中国的富有与强大，基于过度开放会给中国带来内部秩序的不稳定，中国完全没有兴趣通过陌生的航程去寻求可能性。
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尽管《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已经出版了近两百年的时间，不同语言的版本也四处可见，可是，直到1508年，欲从海路前往中国的葡萄牙人对中国的了解还接近于一无所知[10]，葡萄牙国王唐·曼内奥（D.Manuel,1469-1521）指示4月启程去“发现”马六甲的塞魁拉（Diogo Lopes de Segueira）：
项目——你要询问中国人（Chins——该称谓来自印度人）他们来自何处，有多远，何时来到马六甲，即他们去做贸易的地方，而且他们携带的货物，以及每年他们有多少艘船到来，并及他们船只的型式，又如他们是否同年返回，在马六甲或其他地方是否有商站或商铺，而他们是不是富有的商人，他们是软弱的人或是战士，他们有没有武器或大炮，他们穿什么衣服，他们是不是身体强壮，还有其他有关他们的信息，以及他们是基督徒还是异教，他们的国家是不是大国，是不是他们只有一位国王，那里有没有不奉行他们法律或信仰的回教徒或其他人，同时，如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信奉或崇拜甚么，他们遵循甚么风俗，他们的国土扩展到甚么地方，他们和甚么人临近。[11]
塞魁拉于1509年9月11日抵达马六甲，也发现了有三艘中国人的船只，但他没有获得关于中国的更多信息，于1510年回到葡萄牙。1511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这为葡萄牙使节很快将访问中国埋下了失败的伏笔，因为，这些对中国无知的葡萄牙人直接破坏了明朝朝贡体系的利益与格局，尽管这个时候的中国皇帝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东方亚太－印度洋区域的贸易网络将必然发生根本性的改变。1517年，由安德拉吉率领的船队护送首位葡使多默·皮列士（Tome Pires,1465- ）[12]前往中国。8月15日，作为葡萄牙国王委派的总船长，费尔隆·伯列士·德·安德拉吉（Fernao Peres de Andrade）携带了葡萄牙国王表示和平友好的信函，到达外国人必须停留、距离广州城约30里（三里格legue）的屯门岛（Ilha Tamou，即葡萄牙人称之为的商业岛[Beniaga]），葡萄牙人告知中国海军将官需要中国的海军首领备倭（Pio）安排提供领航员，指引船只到达广州城。然而，伯列士被告知：没有该城长官的命令不能够成行进城。若干天之后，伯列士吩咐向备倭送礼，仍然无果。多次交涉无效之后，伯列士决定单方面安排船只前往广州，不料，旅途中遭遇风暴，船只受损。伯列士安排修整两艘船前往南头（Nanto）港，面见备倭申请进入广州城。9月底，葡萄牙人获得许可前往广州城。经过了广州最高管理者的一场显示权威与帝国尊严的表演之后，费尔隆·伯列士得到广州大官都堂的同意造访——这是葡萄牙人与中国官员交往的开始[13]。
然而，葡萄牙人和中国人之间因礼仪习俗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上双方中都有人缺乏必要的道德操守和基本教养，导致中国皇帝对葡萄牙使团真实的贸易意图不是轻视就是怀疑，尤其是，马六甲不断传来关于葡人占领满刺加破坏早已建立起来的朝贡秩序并且扰乱民生的案例，要求明朝政府给予惩办[14]，结果，这次葡萄牙使节要求觐见中国皇帝，与中国建立通商贸易关系的目的没有达到，出使非常失败：多默·皮列士沦为囚犯，最终也死于中国。[15]
在16世纪葡萄牙学者、史学家巴洛斯的《亚洲》[16]第三卷书，卷一 第Ⅶ章“记中国的土地及其中的情况，主要记广州城，费尔隆伯列士发现的地方”里，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国长城的描述：
现在我们只谈一谈这个中国地方的一个奇迹，那就是在横越它的维度上，也就是按我们推算土地的经线间最长度上，43度和45度间有一道城墙，始自西方一座叫做嘉裕（Ochioy）的城池，该城位于两条极高的山岭之间，像是当地的山口和门户，并向东伸延，直到为另一条大山脉所包围，达到东海滨的海角。长度看来有二百多里格。据说这道墙是所说中国地方的国王为防御我们叫鞑靼，他们叫做达达或鞑子（Tancas）(另一种叫法)的民族而下令修筑的，尽管墙外以北尚有夺取这些达达人的国土。这道墙绘在由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一张该国土地的地图上，其中所有的山、河、城、镇的名字，用他们的文字标出。[17]
尽管这里的记录并不十分精确和具体，但是，这是自马可·波罗和元代的欧洲作家以来第一次对中国长城的记录。这说明，只有那些新一代的冒险家到达中国时，才有可能看到中国的真实模样，而这种观看还远远没有触及到这个具有悠久历史且文化高深的国度的基本细节。
早在秦汉时期，中国有了基于政治和经济绝对优势的朝贡模式[18]，在历代帝王看来，外国之君不过是中国君王之臣，之间为宗藩从属关系。中国帝王总是通过军事保护和财物给赐的方式，来维系天下和睦太平，进而满足宗主国的绝对权威地位。因为势力的绝对强大，所以，皇帝宁可赐给藩国更多，而不计较其纳贡的多少，以展示自己仁慈、宽厚以及慷慨的形象。中国皇帝认为是世界的家长，就像父亲赐予儿女的物品，无需计较，以致“厚往薄来”成了中国君主的骄傲与伟大风度的体现。不过，秉持“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的原则，当然是在绝对服从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对外进行册封也是基于主次或居高临下的秩序，而这在葡萄牙方面是做不到的，尽管葡萄牙方面也表现出礼貌与尽可能的耐心。事实上，明代的朝贡体制是一种国家垄断海外贸易，将政治外交与贸易往来融为一体的专制体制，因此，采取给赐、纳贡的方式进行贸易都是葡萄牙方面不习惯和不认可的。在明朝前期，国家严格禁止中国商民出海与外来商船贸易，而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贸易应该是自由进行的，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明朝皇帝对葡萄牙人的要求缺乏明显兴趣，而葡萄牙人对中国的不合作缺乏准确分析的原因[19]，这时，两个贸易系统之间没有任何转换的可能，友好通商的关系很难建立。
葡使访华的失败，导致三十多年后才有两国关系的缓解。但拒绝葡萄牙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使得不甘心失败的葡萄牙商人转而去福建（例如漳州）、浙江（宁波）一带进行非法商贸，甚至卷入到了“倭患”[20]之中，这无疑加深了明朝对葡萄牙和欧洲商人的不信任，进而强化了“海禁”政策，以致到了1525年8月，明政府甚至下令查禁双桅海船。1529年12月，官方又发布：任何私藏“番货”或建造大船的海民，将受到“重治”。结果，无论是自造或租赁船只，还是招引海外商船，甚至与海外官方机构合作，均被严禁[21]。这种与日益增加的海上贸易不呼应的政策激化了民间社会的普遍不满，中国民间人士加入海上走私贸易甚至加入“倭寇”队伍的人络绎不绝[22]，与外人混杂一起使沿海城市不仅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23]，也迫使民间力量在非法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张自己的势力，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是一个典型案例。王为徽州商人，官军的围剿使他逃往日本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成为浙江和福建沿海的走私大户，他甚至雇佣了“真倭”，这表明了他的能力非凡。为了争取海上贸易的合法性，他与明政府当局讨论“开港通市”，以便减少倭寇与海盗走私。当局答应“姑容互市”，使王直投降回归。然而，嘉靖三十八年，王直仍被官方斩首，并于杭州官巷口闹市示众，这导致倭患愈发严重。
当然，官方内部关于开海还是禁海的争论一直都有，涉及到是否闭关绝贡、开放民间海外贸易的问题争议不休，最终，1567年（隆庆元年），无法海禁的现实促使明政府宣布在福建漳州月港开设中国商民出海贸易港口，进行设关管理。在此之前，由于遭受打击和围剿，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之后，葡萄牙商人又在福建、浙江与广州之间来来回回，仍然因为不合法而受到中国官军的打击，但直至1553年，葡萄牙船长苏萨（Leonel de Sousa）与中国地方官员交涉并获得后者的允许，葡萄牙人可以借濠镜澳（澳门）与中国通商；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人开始“筑室”留居澳门[24]；1582年（万历十年），两广总督陈瑞同意，在葡人“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的前提下，可以正式居住澳门[25]；1583年，由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主教主持的澳门议事会成立，这一系列的变化，很快使澳门成为16后半叶到17世纪上半叶全球贸易的重要据点。
1575年，西班牙人到达中国，他们希望争取到像葡萄牙占据的澳门那样的港口，从事贸易和传教。1598年8月，西班牙的菲律宾总督遣人到中国，正式谋求通商，在没有经过中方同意的情况下，试图在虎跳门“结屋群居”，但终究没有成功。1602年，荷兰组建“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Verenig de Oostindische Companie），次年前往中国谋求通商，也未能奏效。1622年，荷兰人联合英国，试图通过武力谋求与中国通商，荷兰受到了有葡萄牙人参加的中国军队的抗击，荷兰失败后又占领澎湖；1624年，荷兰人被福建军队驱逐，转而占据台湾。
注释：
[1] 1492年，哥伦布远行的船上就有一本《马可波罗游记》（这本写满了哥伦布的注释与批语的拉丁文版本的书现收藏在哥伦基维的哥伦布图书馆）。
[2] 不过在不同的译本里，不同的翻译者根据市场的需要对书有不同程度的删减与增加。然而，最初的手稿已经遗失，这使得人们对之后的版本甚至马可波罗三人的经历的真实性有不同程度的质疑。中国人在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得知有这样一部欧洲人介绍中国的游记。例如1853年香港出版的《遐迩贯珍》（Chinese Serial）10月1日地3号刊载的“西国通商原委”中讲述：“当日抵中土首出之人名马歌坡罗，泰西各国皆称之为游行开荒之祖。”
为提示马可波罗的文字的真实性，针对《游记》中第一四三章“扬州城”的介绍一段文字——“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恃工商为活。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称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翻译家冯承钧（1887-1946）附加了一个注释“[3]”：
马可波罗离中国后约三十五年，修士斡朵里克亦曾经过扬州，而写其名作Iamathay、Iansu、Ianzu种种写法。曾见“城中有方济各派（frères mineurs）之修道院一所，与夫其他教士之礼拜堂数处，惟此种礼拜堂是属于聂思脱里派（唐代传入的基督教派别景教——引者）之礼拜堂。此城甚广大，其户至少有四十万，亦云有五十二万。凡基督教团所需之物皆备。君主每年在此城征收赋税五十万巴里失（balich），每巴里失合一佛罗铃(florin)版（约值十七弗郎半）。⋯⋯城中有船舶甚众”（戈尔迭本《斡朵里克行纪》358至359页）。（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3月版，第316页。）
[3] 1454年，教皇尼古拉五世颁布敕书，同意将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发现的领土送给葡萄牙人，西班牙对葡萄牙帝国的霸权极为不满。1479年，双方签署了《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表示了和解，规定葡萄牙的范围限于“迄今发现的所有岛屿，以及从加那利群岛向南到几内亚之间今后可能发现或攻占的其他岛屿”。然而，哥伦布的新发现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世界的想象。在葡萄牙看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应该被视为西班牙违背了罗马教皇所批准的相关权利。但出于传播天主教信仰和扩大教会的势力，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同意了西班牙占领哥伦布发现的全部土地。为了调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冲突，1494年，两国签订了《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实行仲裁，同意在佛得角以西370里格处划界，也称"教皇子午线"。线东新"发现"的土地属于葡萄牙，线西划归西班牙，共同垄断欧洲之外的世界。尽管两个王国用于分割世界势力范围的地图没有保留下来，但是《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一直影响着欧洲数百年的殖民政策。
[4] 尽管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威尼斯仍然被视为“通往东方的门户”，但是在一封写于1502年的日记里，威尼斯商人吉罗拉莫·普留利针对购买香料的人正在从威尼斯转向里斯本时惊恐地写道：“因此，我清楚地看到了威尼斯城的覆灭。”杰里·布罗顿在他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里有一个归纳：
在十六世纪中期鼎盛时期，葡萄牙帝国一年派遣前往亚洲的货船超过15艘，平均每年运回2000多吨货物，到十六世纪末期时几乎增加了一倍。在葡萄牙进口的货物中，将近90%是印度次大陆的香料，胡椒在这些香料中占比超过80%。到了1520年，这些进口货物带来的收入大约占葡萄牙王室总岁入的40%，这还不包括葡萄牙在遍布印度洋的海外领地上征收的进出口贸易关税。流入里斯本的财富和葡萄牙王室的岁入让这个王国一跃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帝国之一。葡萄牙的财富和权力不再仅限于对土地的占有，而是对离帝国中心几千公里之遥的商贸网络握有战略控制权。不同于以往建立在夺取和控制土地上的帝国，这个新型帝国建立在水上。（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5页。）
[5] 针对已经看到的葡萄牙与威尼斯之间事实上发生的掌握东方贸易控制权的竞争，在一封由威尼斯驻卡斯特蒂利亚大使的秘书于1501年8月写给朋友的信中，透露了威尼斯人如何渴望获得有关前往印度的地图资料的心情和获得的困难程度：
我们每天都盼望着我们的医师的到来，他把我们尊敬的大使留在了里斯本；在我的要求下，他写了一段从卡利卡特航行返回[葡萄牙]的简短说明，我会抄送一份给阁下。我们不可能获得整个航程的地图，因为国王下令，任何泄露地图的人都将被处以死刑。
不到一个月，这位秘书又写了一封间谍工作取得进展的告知信：
如果我们活着回到威尼斯，阁下会看到远至卡利卡特及更远的地方的地图，那里距离卡利卡特不及从这里到佛兰德斯之间距离的两倍。我向阁下保证一切都很顺利；但阁下最好不要将此泄露。可以肯定的是，等我们回来后，您将知道许多细节，就像亲自去过卡利卡特和更远的地方一样。（杰里·布罗顿（Jerry Brotton）《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12 Maps）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6页。）
[6] 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天文学家认定“地球是圆的”。1492年，德国航海家马丁·贝海姆(Martin Behaim)与画家乔治·格洛克登合作，制造出世界上第一个地球仪，即Erdapfel（德语），意思是“地球苹果”。这个地球仪由两个亚麻半球组成，外围用木头加固，格洛克登手绘地图覆盖其上。尽管该地球仪因哥伦布尚未回西班牙不包括美洲，并且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例如日本（古语Cipango）画的比实际面积大并且位置往南偏离了不少，却构成了今天人们熟悉的地球概念：巨大的欧亚大陆、位于亚洲和欧洲之间的海洋以及圣布兰登岛。地球仪一直放置于纽约堡市政厅的接待大厅，直到16世纪后，才还给了贝海姆家族。1907年，地球仪又被运回了纽伦堡日耳曼博物馆。
[7] 尽管麦哲伦在1521年4月登上麦克坦岛时，被当地部落打死，但是，237名船员大多数陆续在路上遇难，最终有18位船员于1522年9月8日抵达塞尔维亚。他们告诉查理五世：“我们向西出发，却从东方回来了。”
[8] 1518年春天，西班牙皇帝查理五世为麦哲伦环球远行提供的支持只有五艘船。
[9]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10] 早在1425年，葡萄牙航海家恩里克（D.Henrique,1394-1460）的哥哥佩德罗王子就访问了威尼斯，在了解海上商业活动及航海设施之后，就带回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在ⅩⅤ世纪后半叶，D.Duarte图书馆已经拥有两部马可·波罗著作的抄本。1502年，德国印刷商瓦伦丁费尔南德斯（Valentim Fernandes）在里斯本出版了马可·波罗的葡文本，其时正值达· 伽马第二次赴印度的前夕。但葡王交待给塞魁拉的任务似乎表明他对中国没有任何的了解。
[11] 参见D.Ferguson:Letters from Portuuees Captives in Canton,The Indian Antiqary,1902,序论部分。
[12] 多默·皮列士（Tome Pires,1465- ）是若昂二世的药剂师。1511年前往东方，先到印度，最后到达马六甲。撰写了第一本由葡萄牙人介绍亚洲的《东方记》，书中有中国专门一章，尽管他只是通过间接知识了解中国，书中尤其介绍了中国的朝贡制度。这使得皮列士有资格被任命为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使臣。
[13] 明朝朝贡体制形成之前，海外国家的船只完全不被允许进入中国。正是朝贡体制的开始，中国允许葡萄牙使节可以“以进贡为名”进入广州。这种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决定了这次葡萄牙使团访问中国注定会失败。
[14] 在一封给中国皇帝的信中，满刺加国王描述了葡萄牙人在当地的作为，并表达了他对葡萄牙人的极端愤怒与绝望：
佛郎机人（中国人对葡萄牙人的称呼，估计为阿拉伯人对欧洲人的叫法“Feringhi”一词的讹音——引者）是大胆的强盗，大批闯入满刺加侵占土地和大肆破坏，杀死许多人和进行抢劫，又把许多人投入监狱。留在当地的人出于佛郎机人统治之下，因此，满刺加国王悲伤、烦恼，在极大的恐惧下带着中国皇帝颁给的印玺逃到了宾坦，现在仍在那里。而我的兄弟们和亲属们逃往其他地方。现在中国国土上的葡萄牙使臣是个骗子，没有诚意，是来欺骗中国的国王，恳请中国皇帝赐怜，满刺加国王怀着悲伤的心情献上礼物，请求给予援兵和救兵，去收复失去的国土。（转引自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189-190页）原书引自：Cartas dos Cativos de Cantao:Cristovao Vieira e Vasco Calvo(1524),pp.35-36.)
[15] 大约是1513-1519年期间出版的《东方地理学》是由航海家和地理学家弗朗西斯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编写的，这本书显然是作者在印度和香料群岛搜集大量信息而不是像过去的欧洲人那样依赖想象的结果，他在编写从马六甲到广州的中国航行手册《中国航线》中，第一次在地图里用“China”这个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
[16] Joao de Barros: Asia,又名Decadas《亚洲十卷书》，1552、1553、1563。
[17] 转引自[葡萄牙]巴洛斯、[西班牙]艾斯加兰蒂等著：《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 中华帝国概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7页。
[18] 涉及到朝贡体系（Tributary system），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最初，中原王朝的君主在与周边地区的力量相处时，采取册封，其实是基于力量相对强大但保持与周边和睦相处的一种形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下”概念在周朝出现，但事实上不过一种说法。之后，中原不断扩大，册封的范围随之变化，这个过程也形成所谓“华夷之辨”(所谓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界限划分)。汉武帝击败匈奴，通使西域之后，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关系逐渐明显。《汉书》卷6《武帝本纪》颜师古注：“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 属国行政地位与西域都护相似。不过，基于政权更迭，这种朝贡关系并不稳定， 从公元291年直至元代，除了隋唐时期，朝贡关系不显现。事实上，作为稳定而系统的朝贡制度，到明代才得以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将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小琉球、暹罗国、苏门答剌、西洋国、爪洼国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
[19] 葡萄牙人了解朝贡制度，但是，在16世纪初，由于朝贡体制的衰落，民间海外贸易开始成长，加上中国政府放松了民间与海外商船之间的互市贸易，使得那些初到中国的欧洲人多少有些错觉，忽视了朝贡船与民间商船之间的性质差别，以为自由的贸易不应该成为问题。的确，这时与明朝仍然保持着宗藩联系的满刺加事实上已经与多国开始了自由的贸易，在郑和下西洋试图扩大朝贡贸易时，满刺加的港口就已经在接待来自开罗、麦加、亚丁、土耳其、印度、中亚以及东南亚各国的商船。
[20] 日本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遣使贡船船队共计十八批。不过，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内氏与细川氏两个集团在宁波发生“争贡”冲突，导致明政府关闭宁波的市舶司，停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之后，“倭患”（由日本人主事的海上非法商盗活动）渐起。
[21] 通常认为，与元末明初的日本海盗单纯掠夺不同，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由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商人和中国海盗兼海商集团构成，有对抗明政府海禁政策，争取自由贸易的性质。这是全球海上贸易初创时期，对于那些参与海上贸易竞争的人来说，海上的无政府状态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因此“亦商亦盗”的现象非常普遍，同时，海上贸易的迅速崛起，使得明朝海禁政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遭遇不断的挑战。
[22] 有关民间加入倭寇行列的文字当时颇多记载。例如《筹海图编》卷一二《散賊党》述：
海寇之聚，其初未必同情。有冤抑难理，因愤而流于为寇者；有凭借门户，因势而利于寇者；有货殖失计，因困而营于寇者；有功名沦落，因傲而放于寇者；有佣赁作息，因贫而食于寇者；有知识风水，因能而诱于寇者；有亲属被拘，因爱而牵于寇者；有抢掠人口，因壯而役于寇者。
《吾学篇》卷六七《皇明四夷考》述：
小民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为盗；盖不独潮、惠、漳、泉、宁、绍、徽、歙奸商而已。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之《倭变事略》述：
自嘉靖元年罢海舶，凡番货至，辄赊与奸商。久之，奸商欺冒，不肯偿，番人泊近岛，遣人坐索，不得。番人乏食，出没海上为盗。久之，百余艘，盘踞海洋，日掠我海隅不肯去。小民好乱者，相率入海从倭。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于是王五峰、徐必溪、毛海峰之徒，皆我华人，金冠龙袍，称王海岛；攻城掠邑，莫敢谁何。浙东大坏。
[23] 1556年到过中国的葡萄牙圣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在他的《中国志》中有这样的记录：
和葡人一起的中国人，以及其他葡人，无法无天，开始劫掠，杀了一些百姓。这些恶行不断增加，受害者呼声强烈，不仅传到省里官员，也传到了皇帝那里。（Gaspar da Cruz:Tractado em que se Cotam Muito Esteso as cousdas da China,co suas Particularidades,e assi do Reino de Ormuz,Cap.23.）
[24] 在一本西方人撰写的澳门史著作中是这样认定的：
在1557年，葡萄牙人会聚在澳门，因为中国地方官员允许这些外来者在那以阿妈港命名的“荒岛”上居住。（A.Ljungstedt:A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p,9.）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的“第二章 耶稣会士再度尝试远征中国”里对此也有记录。
[25] 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里颇为具体地描述了陈瑞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私利，同意葡萄牙商人和传教士留驻澳门。在“第三章 1582年传教士三度被允许进入中国，但未能建立居留点”里，利玛窦这样描述道：
作为向总督（陈瑞——引者）表示好意的献礼，以免他可能干扰贸易，澳门人士（葡萄牙人——引者）赠送给他一批礼物，⋯⋯总值超过1000金币。总督一盛大的排场接待代表们，意在威吓他们。但当他看见备的这一紧要关头之用的礼物时，他的傲慢态度顿时消失了。于是他笑着通知他们，该地的一切情况可以照旧继续下去，但当然服从中国官员的管辖。这不过是一套惯用的官样文章，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是受葡萄牙的法律管辖的，而住在那里的其他民族则各行其是。甚至中国人变成基督徒时，也不穿自己的中国服装而是像欧洲人那样打扮。其他中国人则服从广东政府派驻那里的官吏。
再谈那位总督或长官。他坚持说，他决不能收了东西不付钱，并且向翻译询问每件礼物的价值，当着下人的面吩咐称出该付银子的总数。他这样做，是因为该省严刑禁止政府官吏收受这种礼物。后来，他又偷偷地派人去见他的客人，告诉他们说，他给他们的那笔银子是要另买一份他们的珍品，这另一份要私下交给他本人。⋯⋯（《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04页）
同时，可以想象，这种不是通过正式政府公文批准的事务，也会因为政府官员的人事变动而发生变化。利玛窦也记录过总督更换后的情况，当新任总督郭应聘上任时，在城门发布有他本人盖印的告示：
除有关本省公益之其他事项而外，兹将与我们迫切攸关并涉及澳门居民之事理合通知如下。据各方严讼，现在澳门犯罪违法之事所在多有，皆系外国人雇佣中国舌人所致。此辈舌人教唆洋人，并泄露我国百姓情况。尤为严重者，现已确悉彼辈竟教唆某些外国教士学习中国语言，研究中国文字。此类教士已要求在省城定居，以求建立教堂与私宅。兹特公告，此举有害国家，接纳外国人决非求福之道。上项舌人倘不立即停止所述诸端活动，将严行处死不贷。（转引自《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