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将陈独秀引进北大的用意是清楚的：早在1915年9月，陈独秀就在其创办的《新青年》中介绍过蔡元培倡导勤工俭学运动，并明确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提出来，给予蔡元培“不忘的印象”[1]。陈从一开始就是激进主义者，在1902年至1904年间的拒俄运动中，陈与大多数留学生和国内知识分子的态度相似：对满清政府缺乏信心，独立开展拒俄反清活动。陈在日本与张继、邹容等人因江南班学监姚昱引起的斗殴事件回到国内，[2] 很快就参与了国内的拒俄反清活动。《安徽俗话报》是陈独秀最早有效利用并充分发表自己思想的出版物。陈独秀在这份出版物中发表了《瓜分中国》《恶俗篇》《说国家》《亡国篇》等语言通俗的文章。1905年的夏天，于1903年在上海结识的吴樾到芜湖拜访陈独秀，表示了采取恐怖主义暗杀的强烈态度。吴向陈独秀陈述了对报纸影响力的怀疑，并将1903年7月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改组方案中明确的“鼓吹、暗杀、起义”的工作再次提出来，希望陈独秀参与。当吴樾在九月暗杀清五大臣未遂身亡后，陈独秀很快就放弃参与暗杀团的活动。
陈独秀在辛亥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中无所建树，“二次革命”失败也遭通缉。1914年底，陈在章士钊编辑的《甲寅》里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将政府与国家分离开来，表明他对以民国革命为名义的专制统治下的社会状况有了新的判断，他开始强调国家的真正现代含义。陈将关注的问题开始从少数权力阶层转为普遍的大众。陈独秀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时间正是袁世凯继解散国民党而进一步解散地方各级议会之后，袁正加强独裁专制的措施，如报刊审查制度、邮政监管制度，警察便衣执行着恐怖主义的职能。[3] 这时，在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看来，简单地改变权力所属关系是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的，思想变革也许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变革——这是陈独秀于1915年初夏从日本回国筹备出版刊物的基本出发点。
作为新文化运动旗帜的《新青年》于1915年创刊[4]，陈独秀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以“敬告青年”一文通过“六义”的阐释勾画了新时代青年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新青年应该是：（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很清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努力上虽然获得了成果，革命党人在清政府走向解体的过程中能够抓住机会推进历史的进程，但是政治制度的变化因没有摆脱与旧制度相适应的思想价值体系而显得空有其名，革命党人急于改变政治制度，因而将问题的核心放在了简单的权力更替上。这样的结果对同样打着共和旗号的旧官僚的专制惯性缺乏有效的制约。因此，要解决实现真共和的问题，必须引入与共和相适应的思想——科学与民主的思想观念，抛弃儒家思想的惯习，使共和民主制度名副其实，这就是通过新文化去替代旧文化进而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变革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逻辑。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从拥护科学与民主的角度将这个逻辑关系作了一个陈述：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5]
1917年1月，陈独秀将还在美国的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新青年》（2卷5号）上，引发“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展开。所以，陈独秀希望胡适回国后到北大任教，得到蔡元培的同意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在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孔教，并对传统的道德体系展开批判的同时，胡适从文学领域展开了呼应，在他看来，无论从策略还是从人员构成上讲，对旧道德、旧制度的批判所进行的思想文化改革都适宜于从文字方面着手，不过，胡适于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的调子是简朴而学术化的，他非常清楚地将写文章应注意的问题归为八点：
（一）须言之有物。
（二）不摹仿古人。
（三）须讲求文法。
（四）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务去烂调套语。
（六）不用典。
（七）不讲对仗。
（八）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曾对“文学革命”的缘起作了津津有味的描述，并用《水浒》中石秀的俗语“你这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与倘若翻译为文言文“汝奴之奴”之间的比较，说明表达的准确与力量是不可能囿于陈词的，语词的解放可以传达出真正的意思，而这解放的前提是开放文字的表达——使用俗字俗语。由于认定这项革命是一个学术革命，所以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还给陈独秀写信谈到该问题非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故应允许别人发表不同意见。然而，陈独秀将白话文认定为新时代的必然要求，毫无商榷讨论的必要：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其必欲摈弃国语文学，而悍然以古文为文学正宗者，犹之清初历家排斥西法，乾嘉畴人非难地球绕日之说，吾辈实无余闲与之作此无谓之讨论也！[6]
在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中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将文学革命的概念与政治革命的概念完全联系起来了，他认为欧洲现代文明之所以“庄严灿烂”，“乃革命之赐也”。但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政治革命历经数次，中国现实并未有根本的变化，其内在原因是精神方面的。反对孔教的目的是根除服务于旧的政治体制的旧道德，而文学革命，则是在语言方面阻止通往孔孟学说的去路——从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本身就是对含义模糊的儒家教条的解体。陈独秀认为文学革命的任务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7] 陈独秀强调文学的内容，他相信文学只要不载孔孟之道，不“代圣贤立言”，而将问题的中心移向宇宙、人生和社会，就能有助于实现现代政治的目标。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在文章的后面说得非常清楚：“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8] 胡适后来说陈独秀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混淆起来，并指出关于文学的内容革新，在那个时期实在谈不上。但实际上，陈独秀与胡适关注的焦点不一样：陈对白话文的支持，不过是将其作为工具急于推广道德革命和思想革命的内容，即通过革新文学来革新政治，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而胡适则相信文字本身有一个自身运行的逻辑程序，文学革命的重要部分是文体的改革，他对文学的独立性抱有极大的幻想。
人们知道，即便对西方文学的引进，一开始也是使用文言文。与严复同时代的林纾（1852-1924）对西方文学的翻译在当时颇受欢迎，由于文学与小说的感染力与对读者内心情绪的牵引，对年轻人产生的影响甚至远远大于严复。林纾翻译的著作有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狄更斯的《贼史》《塊肉余生述》，哈葛德的《钟乳骷髅》《英孝子火山报仇录》以及瓦尔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十字军英雄记》等一百多部包括小说、寓言、传记、剧本的文学著作，这些文学作品大多是在生动的人物命运的描述中传递着相应的价值观，其打动情感并深入人心的效果使得作为读者的年轻人产生依依不舍之眷恋。林纾并不懂外语，他是基于自己的文学才华和敏感性在朋友的建议下通过合作进行翻译的，其文采与对原著精神的保留是那样的令人信服，让人们感到普遍吃惊和赞叹。但与严复相似，林纾使用文言文，他对白话文具有相当的抵制与轻蔑，所以在文学革命中，林纾被认为是革命的对象。
胡适后来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里回顾说：“民国八年，《新潮》开幕时除了《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之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也有好几篇响应的白话文章。从此以后，响应的渐渐更多了。但响应的多了，反对的也更猛烈了。大学内部的反对分子也出了一个《国故》，一个《国民》，都是拥护古文学的。校外的反对党竞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来压制这种新运动[9]。八年二三月间，外间谣言四起，有的说教育部出来干涉了，有的说陈、胡、钱等已被驱逐出京了。这种谣言虽大半不确，但很可以代表反对党心理上的愿望。当时古文家林纾在《新申报》上做了好几篇小说痛骂北京大学的人。内中有一篇《妖梦》，用元绪影北大校长蔡元培，陈恒影陈独秀，胡亥影胡适；那篇小说太龌龊了，我们不愿意引他。还有一篇《荆生》，写田必美（陈）、金心异（钱）、狄莫（胡）三人聚谈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子，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一个‘伟丈夫’跷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职！’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汗吾简。…留尔以俟鬼诛。’”[10]
无论当时武人政客是否直接干涉了北大的学术之争，可以肯定的是，林纾等人事实上是拥有权力背景的。这不在于徐树铮是林的学生，关键是，林的思想与北京政府之思想水平很吻合。陈独秀在1919年3月1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3号里的《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一文中将林纾等人的举动概括为“依靠权势”。
在《新青年》编辑部随陈独秀从上海迁到北大就任北大文科学长后，钱玄同加入了《新青年》的阵营。钱玄同在1916年底之前，还是一个国粹主义者，但就在次年2月，他就以“《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这种近乎谩骂的文字参加进启蒙运动。钱玄同在声韵训诂方面是专家，但在钱看来，所谓“师古”“复古”“存古”的真正目的在于解决推翻满清统治这一严峻的政治课题：“我以为保存国粹底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11] 钱玄同做了两年章太炎的学生，章的激烈的反满思想和对功利主义的愤慨——前者与民族问题有关，后者是针对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侮和传统道德体系出现危机的反应——无疑对钱有极大的影响，所以他对传统“文字、言语、冠裳、衣服”的提倡不简单是对文化传统与习俗的尊重，而包含有恢复汉族统治的民族主义和通过传统道德结构的维护保持革命的纯洁性的课题。钱玄同清楚先生对康有为等人的政治目的的看法，章太炎坚持认为康梁党人试图通过君王进行改革，其用心肯定是“渴慕利禄”之心所至，历来新旧党人的真正目的不过是争取权力，享受富贵，而其根源在于道德的沦丧。基于对儒家体系并不感冒甚至反感，并将功利主义的道德视为大敌，于是章指出了佛教一途。1918年3月，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写道：“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上根本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一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2] 钱的意思很明确：废弃文言传统，寻求文字的表达口语化和日常化，对新思想的传播进而唤醒国民的启蒙工作更为有效。钱强调只有改变文字才能够有效地传递孟德斯鸠、费尔巴哈、达尔文、尼采、佛罗依德、罗素、杜威、易卜生这些西方人的思想，[13] 这里的问题远远不是文言文或什么白话文的区别了，新的语言和新的内容的结合在改变人们的思想，这就自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民去思考宗法专制、封建压迫等一系列问题。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将自己的观点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切转变让人吃惊，林语堂是这样评价钱玄同的：“他全盘摒弃儒家的传统，凡事都走极端，我觉得他性格有点病态。”[14] 但是在钱的思想中透露出来的急切性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儒家思想衰落的敏感。
将文字作为改变社会和推动现代政治进程的工具在梁启超那里有先例，他曾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15] 由于清政府的下台，新的文字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成为一个合法化的权力资源，在军阀之间不断进行着权力斗争的混乱局面，新文字起着扩大新思想影响力的作用，以致文字教化或文字启蒙的作用在不少知识分子心里仍然坚信不疑。北大学生罗家伦（1897-1969）在《新潮》第二卷第二期给国民党人张继的“通信”中把文学的工具性质表达得非常明了：“我们因此抱改革思想之心颇切。老实说，文学革命不过是我们的工具，思想革命乃是我们的目的。而思想革命同文学革命是一刻儿离不了的。”
张申府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意识到语言文字的作用：“人多知道语言文字是思想的器具，思想应当照着自己的需要与方便，随时把他们修改。哪知道人的思想也是会跟着语言文字改变的。”[16] 朱自清在1947年5月1日出版的《知识与文化》第2期里发表的《气节》一文里说：“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17]
除了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梅光迪（1890-1945）和吴宓代表的“学衡派”不同意胡适的主张，且章士钊等人的“甲寅派”也反对新文化运动外，还有来自另一种角度对文学革命的质疑。一般知识分子主张白话本是希望缺乏文化水平的民众能够通过他们懂得的语言理解新思想，但以后的共产党领袖瞿秋白有这样的观点：“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只是替欧化的绅士换换胃口的鱼翅酒席……他们创造了新文言……平民群众不能够了解所谓新的作品，和以前的平民不能了解古诗词一样。”[18] 所以，很容易理解，思想变革一旦发生，人们很容易将其引向实际目的——这是之后革命文学的缘由。
注释：
[1]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载于《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
[2] 姚昱曾为驻日公使蔡钧策划，不让中国留学生入日本陆军学校学习，反感留学生的激进政治态度。陈、邹等人借姚勾引女学生时，乘机发泄留学生对他的不满。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是这样记载这次事件的：“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姓钱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并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回国去了。”事情发生后，姚让日警抓人，陈等人被遣返回国。
[3]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凯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试图尽可能地集中总统的权力。其中的关键要点有：在不经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总统可以制定官制官规，总统可以任免文武官员，可以宣战和缔结和约，并且拥有紧急命令权和财政紧急处分权。国会没有同意袁的提案。国会部分国民党议员此时正在加紧起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限制总统的权力。11月14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26日，由袁控制的“约法会议”成立。3月20日，袁世凯提出增修临时约法大纲。七条内容的实质是集中总统的权力，并不受立法院的制约。袁在《中华民国约法》中将原《临时约法》里“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关键词“属于”改为概念不清的“本于”；立法院的立法提议被写为建议，立法机构成为咨询机构。参议院看上去被赋予了较大的权限，因为“中华民国宪法案，由参议院审定之”，但是，参议院被袁用优厚的待遇给控制住了。1914年3月2日，袁公布了《治安警察条例》，明确了“严禁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4月2日，袁公布实施《报纸条例》，使警察拥有查封报社、逮捕记者编辑的权力。
[4] 该杂志最初名为《青年》，从第二卷1号开始改为《新青年》。
[5]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43页。
[6]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页。
[7]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261页。
[8]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
[9] 也称“安福系”，这个政治官僚集团在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具体由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1880-1925)操纵，因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故名安福系。该集团于1918年3月成立，1918年8月操纵新国会选举，因全部议员的400多人中，安福系占380余人，这届国会被称为安福国会。1926年4月，段祺瑞政府垮台，安福系彻底解体。
[10] 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44—245页。
[11]“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载《语丝》第8期。
[12] 转引自《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97—98页。原书引自《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北京，1957年，香港重印)第19页。
[13] 就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潮》创刊号上，傅斯年介绍了费尔巴哈、达尔文和尼采的思想。在《新青年》7卷3号(1920年2月)，张申府以《近代心理》为题，介绍了佛罗依德的心理学。
[14] 林语堂：《八十自叙》中国戏剧出版社1992年版，第56—57页。
[15] 转引自《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40页。
[16] 转引自《张申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8月，第5页。该书引自《每周评论》6号 1919年1月26日。
[17] 转引自《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6-27页。
[18] 转引自《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第194页。该书引自《瞿秋白文集》第2卷，1954年，北京版，第885、8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