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是章士钊推荐给蔡元培的，李大钊是在日本向章士钊和陈独秀等人创办的《甲寅》投稿与章结识的。李大钊从1913年到日本留学至1917年这段时间，与国民党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观察一下蔡元培在北大对教师队伍所进行的整顿结果，可以发现，尽管“兼容并包”的宽宏精神可以通过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这样一些保守学者的继续留任来证实，但是蔡元培的兴趣焦点在于迅速积聚在军阀之间进行龌龊的权力之争时期分散的思想与革命力量[1]。无论怎样，早已见端倪的新文化运动的成员，在蔡元培的迅速组织下形成了一个整体。蔡元培对吴稚晖说他要将北大改造为“纯粹研究学术之机关”，但他没有解释“学术”的内涵究竟是什么。蔡元培要求学生要“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2]，蔡还强调教育与学术要避开政治——但是这个说法只有将其限于“升官发财”才是准确的。政治不可避免，陈独秀一开始就很清楚：胡适引发的文学革命不是一场单纯的学术革命，蔡元培通过教育的迂回策略很快就被学生实际的政治行为所证实。在五四运动中激进的北大学生罗家伦回忆辜鸿铭上课的一句话颇有意味：“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3] 辜鸿铭的这个表述有性格上的色彩，但蔡元培主张的“学术”的思想政治倾向性的确显而易见。实际情况也是这样，蔡元培将辜鸿铭等人继续留在北大的部分原因是对他们的学问的尊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同意他们将皇帝是否可以归政这类问题作为学术来讨论。事实上，像刘师培对《三礼》《尚书》和《训诂》的解析和辜鸿铭对英诗的讲解均没有向现实的帝制和复辟倾向发挥。蔡元培有较长的一段政治经历，他对那些已经开始进行颠覆工作的年轻人对国民现实生活的积极作用内心有数。
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空气下，涉及政治、经济、新闻、美术、音乐、体育等学科的各类学会组织在北大迅速出现。一开始，学生在虽然狭小但却自由的环境中是心情轻松的，他们对于今后离开学校的生活充满向往，并将未来理解为一种完全不同于上一辈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新潮》编辑之一的傅斯年在回忆创办《新潮》的情况时谈道：作为新时代的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组织和进行有趣味的活动。他和他的同学认为，走出学校“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所以为何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但是，经常的聚会只是闲谈，办刊物的希望几乎成了这些年轻人的“消遣品”，直至有一天文科学长陈独秀代表校方向他们许诺给予经济支持为止，这意味着先生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影响学生们的思想[4]。但是，学生们的提前训练决非一种“纯学术”的游戏，他们一开始就规定了杂志的革命性质。学生们不允许所办的杂志有“课艺性质”，不允许她是一个花花绿绿什么都有的东西，他们确定其基本元素是极为明确的：“（1）批评的精神;（2）科学的主义;（3）革新的文词。”[5]
实际上，学生们的政治情绪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就在《新潮》创刊号上，罗家伦就提示一个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代替法国式的政治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这样，刊物无形中就成了促进革命气氛的宣传机器。罗家伦在《新潮》第2卷2号(1919年12月)中发表的《答张浦泉来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们的思想革命，不消说，大概就是：(一)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二)变专制的思想为平民的思想；(三)变昏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6]
不过，蔡元培本人并未有将北大作为短期的政治操作训练基地，他希望通过系统的教育为尽可能有效的革命奠定基础。蔡元培先生于1918年组织进德会，以便使北大的师生进一步脱离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败坏风气，使学术空气更加健康。但是，宽松的学术环境事实上为新的政治思想与活动提供了条件。在加入进德会的师生中就有像李大钊、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这样一些将成为“五·四”运动骨干的关键人物。虽然进德会表现出一种与传统道德教育的联系，但是它通过容易接受的方式，将北大里的新型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了。蔡元培曾为陈独秀的《新青年》提供经费，这已表明了“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态度。之后，当蔡元培看到教育总长傅增湘针对《新潮》出版物进行指责的函件时，他在为之作辩护中采取了似乎有根据的从容态度，蔡对傅增湘说，北大并非只有激进的刊物，像《国故》这样的保守刊物也同时存在，“新旧共张，无所缺琦”。但问题是，要求傅增湘查办北大锐进倾向的总统徐世昌的原意根本不在于学术主张的公平与否，而是对新的思想的反感与不安，对此蔡元培是非常清楚的。另一方面，从《新潮》出版一开始，其主要编辑成员就受到国民党人的影响。当学生们将杂志寄往上海国民党机关时，得到的是已经成为政治家的前辈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和思想鼓励。张继在给学生们的回信中不仅陈述了辛亥革命后旧风俗、旧习惯、旧思想对这个虽然改变了政体的国家的人民持续的毒害，而且还号召年轻人向法国的先生学习，参加进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中去，“共和政治从哪里来呢？诸君勉力奋斗……”[7] 在这样的“学术自由”的空气中，新型知识分子新的思想和行为得到扩展乃至泛滥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这就是说，避开做官政治的结果是产生追求民主的政治思想甚至行动。蔡元培的所谓学术自由就是争取反专制的政治权力并使其发挥作用。
以许德珩、张国焘为重要骨干的“国民社”在政治上的观点较之“新潮社”更为简单明确。用张国焘的话来说，救国图存是第一位的任务。因此，“国民社”成员认为“新潮社”的成员对文化革命的专注是不得要领的，国将不国，文化思想的转变就很难起到当下作用。正因为如此，当1918年5月留日学生抗议中日东京会议签订的《中日两国防敌协约》导致骚动和一千多名留学生罢学回国时，“国民社”的成员响应最为明确，例如在学生请愿队伍的八个代表中有很快就成立的“学生救国会”的三个北大学生：许德珩、易克嶷和段锡朋。在蔡元培的支持下，许德珩等激进的学生开始进行串联并直接和各地激进学生与国民党要人接触，从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到上海，这些模模糊糊开始涉足政治的学生先后见了张太雷、恽代英、方志敏、程天放、张闻天、孙中山、廖仲恺、邵力子、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报告北京学运情况时，学生们还专门邀请在广州受孙中山领导的国会非常议会议员到上海，寻求更为有力的政治力量的支持。很快，一个多少具有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产生了。串联学生从上海回到北京，许德珩、张国焘等人就着手创办旨在“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的《国民杂志社》（1918年10月20日）。由于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都是狂热爱国的人物”（张国焘），这与强调只有经过文化革命才能唤醒国民觉悟的新潮同学形成了对比。
尽管国民杂志社的成员与新潮团体的人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救国”这个概念是具有号召力的。在先生队伍中，李大钊异常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在他的工作下，不同的学生团体于1919年初几乎形成了一个试图唤起国民觉醒的整体，一个有新潮社重要成员如罗家轮与康白情同国民社成员以及没有团体归属的人如陈公博参与的北大学生会成立了，与此同时《国民杂志》第一期出版。3月，走上街头宣传救国思想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的成员是其主体。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自然与这些学生救国图存的急切心情有关，但是蔡元培在学生们加速推进启蒙政治活动中清楚地强调了平民教育之于共和国体的重要性，这无疑成了学生无所顾忌地走向街头打破沉闷空气的催化剂。他在两个月前告诉学生：为了避免共和国体的动摇，应该施以平民教育，有效的方式就是他在早期教育活动中就提倡的“露天讲演”——在当局看来，这样讲演的确有一种政治煽动的嫌疑。无论怎样，从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到1919年5月4日前，北大学术自由的空气派生出普遍高涨的政治热情，尽管在这个阶段中那些被后来历史学家们反复记述和研究的是先生和学生们的启蒙工作，而一旦对这个时期的学生和先生的写作进行清理就会发现：“学术自由”的实际含义是颠覆传统思想体系和建立新思想的风气，由于新思想当然来自西方，因而那些在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倡导西方思想的人很自然地会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者”。不过，这个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却是传统文化的熟知者甚至学术精英，他们只是因为非常熟悉西方文明并对传统文化的历史问题理解至深，所以，为了中国的改变，宁可强调西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其他主义的重要性。胡适说得很清楚，新思潮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儒家那一套在他和他的同志们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无论如何，自由主义的精神已因蔡元培的主张和推动弥漫整个北大，将北大自由主义空气的形成与影响看成是有意的还是必然的都一个样。就这个意义上讲，很快将爆发的五四运动不过是北大自由主义精神的自然结果，当巴黎和会传来“晴天霹雳的消息”（许德珩）时，学生们的现实针对性变得更加明确而单纯。
注释：
[1] 蔡元培还曾邀请过吴稚晖和汪精卫,也许是由于这两人对直接进行政治操作的兴趣更为强烈,蔡未能如愿。
[2] 转引自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页。
[3] 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载《读书》三联书店,1994年第4期,第30页。
[4] 李大钊在图书馆为《新潮》编辑部提供了一个房间，印刷发行事宜是由李辛白安排的。
[5] 以上均参见中国社会科学以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1-172页。
[6] 转引自《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中国的启蒙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14页。
[7]“通信”，载于《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