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1月11日，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成员，中国获得了一次解除之前所受压迫和屈辱条约的重大机会。在庆祝战争结束时，中国人受到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讲演中提出的“十四点主张”的鼓舞，不过，威尔逊这时的国际主义夹杂着自由主义、帝国主义、民主、法理主义以及干涉主义的不协调的奇妙组合，本身隐藏着不能够建立真正国际秩序的因素。威尔逊在讲演中强调了民族自决，他还提议建立确保各国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国际组织，总之，威尔逊的讲话使不少人抱有极大的期待。尽管中国被规定只有两位代表参加了于1919年1月18日开幕的巴黎和会，但在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没有理会日本的恫吓，公布了《中日密约》，声明要收回山东权利并废除《二十一条》。但是，中国代表关于废除列强各国在中国的特权和日本“二十一条”的要求被认为不属于和会讨论的范围，至于山东问题，由于段祺瑞政府于1918年9月因高徐（高密至徐州）和济顺（济南至顺德）铁路向日本借款在合同条文上已经“欣然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美国在一开始对中国的利益表示考虑，然而，为了保持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联盟的稳定性，最后仍然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了日本。当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人们大失所望，发现威尔逊的信条没有兑现，陈独秀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0号）上一反之前对威尔逊的赞扬：“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
和会上否决的结果立即引发了5月4日在北京发生的十三校学生反日游行、示威请愿，基于之前段祺瑞政府利用与日本“西原借款”扩展自己的军队势力，向日本出让东北铁路修筑权，愤怒的学生甚至烧了参与西原借款谈判的曹汝霖的住宅，他们认为曹是一个可恶的卖国贼[1]。北大学生罢课，蔡元培因学生被逮捕而愤然辞职，雪片一样的电报从全国各地发往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敦促甚至威胁代表团不得签署协约。6月3日，北京政府开始收捕学生，导致各地学校罢课、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形势急速升温。全国有上海、南京、厦门、镇江、苏州等十多个城市参与了声援行动。结果，10日，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被免职，他们三人早年均为留日学生，因是处理与日本的事务的资深职业官而被认为是段祺瑞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11日，徐世昌提出辞去大总统的辞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于上海，北大学生段锡朋任会议主席；28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拒绝签署《对德合约》。在事件走向高潮的过程中，罗家伦在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五四运动”立即成为表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专有名词。在次年总结“五四运动”的一篇文章《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里，这位北大学生非常肯定地归纳了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
无论是赞成的、反对的，总不能不认“五四运动”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第一件大事。这件事为中国的政治史上，添一个新改革；为中国的社会史上，开一个新纪元，为中国的思想史上，起一个新变化。[2]
对中国人来说，“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始终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便是在1918—1920年期间，日本人在中国也仍然继续肆意所为：日军在满洲里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且宣称接管哈尔滨至长春的铁路（1918年8月）；日本人在济南捣毁中国商店（1919年7月）；9月，日军挑衅在长春的中国军队；11月，日本浪人在福州枪击学生、市民；天津学生因抗议日本人被捕（1920年春），总之，日本人在中国不同城市（吉林、南通、苏州、海参崴、上海等）经常行使着不同形式的暴力。不过，随着一战结束欧洲秩序的稳定，列强有了精力重新思考如何在远东建立新的格局，基于对巴黎和会的遗留问题（除了山东问题还有列强在太平洋的争端）的解决，在美国的倡议下，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英、美、法、意、日、中、比、荷、葡九国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华盛顿会议上，与会国就中国提出来的九点意见书，经讨论之后在《九国公约》里归纳出四项总原则：尊重中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放弃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国在战争时期拥有保持中立的权力以及在商业往来上享有平等的机会。同时，中日签署《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及其附约，收回日本在山东半岛主权，保留一些零星的权益，其中包括日本社团需要的土地、领馆建筑、公共学校和墓地。产生这样的结果不能不说也部分源自“五四”运动所体现的中国觉醒对列强的压力。
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对儒家体系给予了全盘否定的《狂人日记》[3]的鲁迅说：“‘五四’事件一起，这运动的大营的北京大学负了盛名……”[4]人们究其原因，这是因蔡元培的努力的结果。这个看法与因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造成五四运动后果而仇恨蔡的人的看法是不同角度的一个结论，他们都将蔡元培的努力看成是导致学生运动的重要因素——这当然也是北京政府决定以桐城派的马其昶去替代国民党人的蔡元培的原因。强调文学人道主义功能的周作人在几十年后（1958年）说：蔡元培“的成绩要算在北京大学为最大了”[5]，而这个时候，蔡作出的成绩主要是因其在思想领域的自由主义主张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学生运动，以后的历史学家很难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截然分开。
当然，对于指望通过文化运动去改变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也有另一种表述：例如尽管胡适曾对“五四”运动表示出兴奋，但是在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对这场运动表示极大的遗憾：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6]
他的老师杜威在1921年的一份《亚洲》杂志上发表文章就说过：“这场运动，在我看来，感情的成分多于思想的成分。其中还伴随着夸张和混乱，未能消化掉的智慧与荒谬的杂合，等等。一切都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7]
注释：
[1] 曹汝霖（1877—1966）任交通银行总长时参与了与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私人代表西原龟三对借款的接洽与谈判。1917年，日本向段祺瑞政府分两次借款两千五百万日元。1918年4月之后，段祺瑞又经过西原向日本借款六笔，共计一亿两千万日元。人们对曹的愤怒基于此。1920年7月13日，吴佩孚甚至也发表了严厉指责段祺瑞的通电：
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钧，认贼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军队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页。）
[2] 《新潮》2卷4号，第864页。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282页。
[3] 早在1900年，当鲁迅还是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学生的时候，他就说出了“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学徒”这样的话。人们很容易记住其中颇为辛辣的名言：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
[4]《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92页。
[5] 周作人:《知堂小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9页。
[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3页。
[7]转引自《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0页。原书注引自杜威：《中国新文化》，《亚洲》21：7(1921年)第5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