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当然关注知识界的文化与政治动向。1919年的学生运动时期，孙中山还在努力争取南北和谈的成功。由学生运动所产生的政治形势提供了新的政治契机，促使孙中山重新看到了思想通过出版所具有的影响力，他指示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创办《星期评论》，希望与北大的《新潮》和《国民杂志》构成南北呼应。这时，孙中山对学生运动有了十分的重视，他在6月18日的一封信中写道：“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熔之功？故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之根本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就在这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开始了“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的政党政治。孙的确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新文化运动及其所导致的“五四”所蕴含的能量是崭新而充满活力的。正如他于1920年1月在谈到五四运动时所说：“自北京大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樱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新，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 尽管孙中山对新文化运动有如此评价，但是在孙看来，新文化不过是进行政治革命的辅助性工具，从文化倾向上看，孙仍然是一个儒家伦理的捍卫者[2]。
胡适以后抱怨说：“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五四’以后事实上所有中国政党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国民党和研究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所发行的机关报——都增加了白话文学副刊。［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文学副刊便取名《觉悟》。梁启超派所办的两大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里很多专栏，也都延揽各大学的师生去投稿。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3]
从1919年5月至1920年10月，杜威和罗素先后访问中国，这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成为现代思想界的成员，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已经涵盖了各种主义与思想流派。“五四”运动之后，属于梁启超研究系的北京《晨报》第七版《晨报副刊》以及上海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开始，甚至每期都会刊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很快，《新青年》《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民国公报》（这份报纸在四川发行）给予转载。与李大钊在早稻田大学为同学的陈溥贤（1891-1957）是《晨报》记者，他甚至还去日本考察工人运动与社会运动，正是陈以及他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文章，给予李大钊最早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息。李大钊于1919年下半年和次年1月分别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表明了李大钊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马氏社会主义的理论，可大别为三部。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的经济论。三为关于将来的理论，就是他的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就是社会民主主义。
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4]
李大钊甚至于1920年12月还在日本人丸山幸一郎（1894—1924）的介绍下参加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这意味着他这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受惠于日本同时期的社会主义运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来自于对日本文章的阅读。直至1921年写出《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李大钊通过同时找到的英文文献，对布尔什维克有了充分的了解[5]。实际上，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的年轻研究者很多都是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例如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周佛海、李达（他在介绍列宁、布哈林以及普列汉诺夫方面下了功夫），这表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一开始是从日本而不是俄国进入中国的，之后，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接续着对中国的影响。[6]
不过，胡适完全不同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言论，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上，他发表了标志北大精英群政治分歧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针对各种政治上的“主义”的“梦话”说：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个那个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李大钊回应说：如果总的方向都不确定，如何解决具体问题？就像俄国那样，“如果罗曼诺夫（Romanoffs）家族没有被颠覆，经济组织没有被改造之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胡适的反驳论点是说：中国的情况很复杂，不可能用一种“主义”去解决。李大钊坚持他对马克思理论的理解，认为如果经济问题得以根本解决，其他政治、法律、家庭、妇女解放、工人解放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陈独秀，则强调了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他仿佛觉得仅仅限于研究，对于中国社会的改变无济于事。至于胡适的实验主义主张，也多少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学术期待，如果不是限于文学与考据之类的问题研究，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中如何能够制定计划，又安心做到社会实验与社会改造？
实际的情况是，在胡适加入《新青年》编委的同时（1918年初），段祺瑞正与冯国璋进行着权力较量，南北谓之护法战争正进行得复杂而紧张，中国大局混乱不堪。孙中山的南方政治势力为恢复旧国会的军事努力没有进展且面临被摧毁的可能，在如何消灭军阀这个问题上，政治人物已伤透脑筋。孙中山为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联络在直皖大战后实力受到损失的段祺瑞和东北的张作霖。然而，这个三角同盟在像胡适这类知识分子的眼中即便不是犯罪也显得极不健康，胡适甚至还嘲笑孙中山在做直奉皖三系军阀之中的媳妇。但是，不管李大钊还是胡适是否意识到，思想争论本身对权力阶层没有起到任何实际影响。知识分子相信问题的解决是在理论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权力者看来，问题的性质和解决取决于具体政治的目标。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同月，段祺瑞从与冯国璋的政治角逐中重新获得权力，而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所针对的正是为安福系控制的报纸《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对王揖唐主张的民生主义的恭维。的确，什么人都在谈民生主义，南方的孙中山也在推广民生主义，这种情况在胡适看来可笑又糟糕，所以他干脆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
事实上，胡适的文章已经涉及到需要分而治之的问题。在北洋政府内部（例如段祺瑞与冯国璋或张作霖），在南方政治集团内部（例如孙中山与陈炯明），在知识分子集团内部（例如胡适与陈独秀或李大钊）存在的不同性质的矛盾与问题仅仅用“问题”与“主义”是难以说清的。“国会”“参议院”“共和”这样一些新的政治体制的字眼成为不讲游戏规则的主要是军阀的权力斗争中随意更换或解释的工具。因此，即使没有任何人高喊“主义”，也会出现此起彼伏的解决“问题”的口号，那么人们又如何在众多的“问题”口号中找出真正的、能够达成共识的“问题”呢？解决“人力车夫的生计”不仅仅是个社会福利或社会公平原则的制定的问题；女子解放或家庭制度的纠正几乎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制度的批判问题；至于“南北问题如何解决”，更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政治操作的问题。呼喊无政府主义的人与正在从事政治操作的人完全不是一邦，那么，对于呼喊“主义”的人就有必要加以区别。胡适在晚年回忆这件事时说：“在我代编期中——从[1919]六月中旬一直到八月底——我既然无法避免谈政治，我就决定谈点较基本的问题。我的这项新尝试自七月开始，并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意思是想针对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札维克主义等等的人，稍加批评。在那项应该标题为‘实际问题和抽象主义’的专栏之内，接连也发表了一些[别人参加]讨论的文章。其中之一便是我的北大同事李大钊教授。”[7]
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系的人例如戴季陶、沈玄庐、胡汉民、邵子力、朱执信、廖仲恺，也在通过报刊《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和《建设》宣传社会主义，尽管他们的重点是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寻找理论依据，但是，像戴季陶这样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透彻的，他在1920年已经通过日文版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正是戴季陶与李汉俊，使得于1920年初移居上海的陈独秀在他们共同组建共产主义小组时更多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也是这一年，《新青年》同仁陈望道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于8月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这本书成为之后中国共产党每一个党员的必读书。[8]
归纳地讲，一系列因素影响着中国：来自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信息唤起了人们普遍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期待；巴黎和会之后西方国家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信任；当列宁告诉人们：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现在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实现全新社会即共产主义的时代，加上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开始蔓延，鼓动人们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解放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迅速受到欢迎。1919年7月，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致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表示将无条件归还历史上沙俄帝国从中国掠夺去的权益，这样的态度与过去的沙皇和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完全不同，当这样的信息于次年春天传到中国时，使不少知识分子和年轻人对俄国革命产生极大好感与兴趣，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目标充满理想主义的憧憬——新的时代潮流开始了。1920年下半年，上海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不断从欧美英文出版物翻译出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文献获取俄国革命的信息，那些文献将一部分知识分子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拉向了具有暴力运动特征的列宁主义，他们开始得知，欧美共产党的章程与纲领强调了革命行动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基本语境与形成因素。
注释：
[1] 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64-965页。参见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民国五十五年第3版，第779页。
[2] 孙中山在他的《三民主义》第六讲中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的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3]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4]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
[5] 在写作《俄罗斯革命的过去及现在》时，他列出了不少英文版书：列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N.lenin/L.Trotzky,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New York:Communist Press,1918 、《苏维埃政府的要图》（纽约Rand School印行）The Soviets at Work.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of the Russian Soviet Republic and the Fundamental Problems od the Socalist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1918、托洛茨基的《多数派与世界和平》L.Trotzky,The Bolsheviki and World Peace,New York:Boni and Liveright,1918、《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o Brest-Litovsk,London:Leo & Unwin,1919等。
[6] 邵力子这样记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开始时，只是翻译和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三人写得比较多，后来周佛海也写一点，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那时，马克思主义书籍主要从日本传过来。”李达回忆说：“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过来，我们只是从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得自日本的帮助很大，这是因为中国没人翻译，资产阶级学者根本不翻译，而我们的人又都翻不了。”均转引自石川祯浩[日]：《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7] 引自《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2月，第201页。
[8] 1899年，出版物上已经有了对马克思的介绍，1906年，《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被翻译为介乎于文言文与白话文之间的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