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初期，中国的新兴知识分子充满着改变历史的自信心，他们对自己的思想与社会影响力仍然不太会怀疑。1922年5月14日发表在《努力周报》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胡适受命于蔡元培起草呼唤“好人政府”的宣言。在军阀统治时期，署名的这些知识分子提出了他们的政治主张：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特尔社会主义也罢，无政治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地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我们所谓“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我们对于今后政治的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的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四）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
从第五项开始，知识分子们拟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建议：关于南北问题；关于“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问题；关于裁兵问题；关于裁官问题，关于直接选举问题，政治主张的提议人名单如下：
提议人 职业
蔡元培 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王宠惠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罗文干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汤尔和 医学博士
陶行知 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
王伯秋 国立东南大学政法经济科主任
梁漱溟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李大钊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陶孟和 国立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朱经农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张慰慈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高一涵 国立北京大学教员
徐宝磺 国立北京大学教授
王徵美 国新银行团秘书
丁文江 前地质调查所所长
胡适 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1]
作为一部分主张解决具体问题而不同意全面而根本解决问题的知识分子代表，胡适的观念表现出与政治现实不协调。对于今后政治的三个基本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胡适的提出自然反映了签字同仁们的共同意愿。但是，在倡导“主义”的知识分子看来，这群知识分子提出的目标实际上是需要解决前提的结果。对于宪政的政府的提出不是1922年的事，自清朝新政尤其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宪政”成为一个几乎人人都可以使用的词汇，为什么这个课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时，南北政权的看法完全不同。北洋政府对于胡适这类知识分子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并不看重，内部的权力斗争几乎压倒一切；南方的孙中山充满理想，然而他到1923年11月总结革命尚未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党的内部有问题。[2] 以陈独秀为领袖的中共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在孙之前就指出了国民党所犯的历史错误与问题，至于梁启超等人的进步党在中共文章里几乎是被嘲笑。[3] 此时的中共将问题的核心放在了推翻军阀政治这一焦点上：“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若没有较新的政治组织——即民主政治，来代替现在的不良政治组织——即军阀政治，这样的状况是必然要继续下去的。”[4] 我们不太清楚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什么在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上面签字，但是很明显，胡适与陈独秀的看法此时已经截然不同，胡适相信，即便面临着一个军阀统治的局面，争取好的军人领袖从事政治改革仍然是可能的。1922年4、5月，军阀吴佩孚在北方地区获得好评。人们特别是像胡适这样的渐进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于他对北京政府和北方局势的控制看成是使中国政治得到循续改进的开始。吴佩孚曾在“五四”时期支持过学生运动，在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主张“恢复法统，重开国会”，这种尽管出自军阀政治集团利益的政治口号对于那些缺乏政治操作技术的知识分子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5]，以至成为知识分子在改革政治的事业中可以依赖的政治力量的证据。在胡适看来，既然吴已经统一了北方，南方的护法战争之必要性就自然丧失了[6]，以至胡适联名蔡元培致电孙中山，希望孙结束护法战争，这一举动不仅导致国民党的不满，且事实上与曹锟要孙传芳给孙中山的通电精神有惊人的一致[7]。对于胡来说，接下的工作就是在已经完成统一的好的权力者的支持下从事政治改革。因此，“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就自然成其为可能。对于“好人政府”论的批判来自四面八方，中共的主张自然与胡适的观点相去甚远，而国民党对于胡适取消本党的政治权力更是愤怒。孙中山出于加强政治实力的需要，开始与中共联系，而对“好人政府”充满希望的人则着手实施“好人政府”的建设。9月，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签字的三人王宠惠、罗文干以及汤尔和进入了“好人政府”，然而就在11月下旬，“好人政府”就因吴佩孚与曹锟之间的矛盾与利益的调整而倒台。胡适在为他的那位热心改良政治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作的传记中回忆这段时间的工作时，描述了一种完全失败的心情：
当时我们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的几个比较具体的主张，——即是上文（见前引《我们的政治主张》—引者）第五项的第一至第六各目，——在我们心目中，都算是“平心降格”的主张了。但后来事实上的演变，使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主张都还是太乐观的理想！例如“裁兵”，岂但没有丝毫实行的希望！我们只看见民国十一年奉军败退出关之后天天增加兵力，改变编制，增添新式军械重炮，天天做雪耻复仇的准备；直军方面也同样的增加兵力，天天作抵御奉军三度入关的准备。这种情形，在君看的最清楚，他在《努力》上曾发表好几篇关于军事的文字……这些研究是他后来写成一部专书《民国军事近纪》（民国十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点。因为他常到热河奉天去旅行，所以他最明白那时北方两大系军阀预备作战的形势。所以我们在九月里，曾在《努力》上指出：“节省政费，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所以我们建议：“（一）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二）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的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这种建议，黎元洪不敢做，颜惠庆、王宠惠的内阁也不敢做，新召集的旧国会也不敢提倡。北方的战祸不能消除，裁兵之论当然成了空话了。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曾主张“一个公开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南北协商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国会”。后来国会是召集了，八月一日开会了，但不是“南北协商召集”的，只是当日暂时战胜的直系军人和他们手下的政客自作聪明，要树立他们自己的“正统”地位，所以先拥护黎元洪复位，又把旧国会恢复了，叫做“法统重光”。“法统重光”的作用在于准备解决所谓“最高问题”，就是总统选举的问题。他们把黎元洪的任期解释作还剩一年零四个月，任满之后，就可以由这个“法统重光”的国会选举曹锟做总统了。我们主张一个公开的南北议和的和会，由和会议决召集民国六年被解散的旧国会，作为南北统一的一个条件，作为完成民国六年的“天坛宪法”的机构，而军阀的门客早就打算好了要贿买那个旧国会作为选举曹锟继任黎元洪为总统的准备！
我举这两个例子来说明在君和我们当年组织《努力》来做批评政治，监督政治的一番热心可以说是完全失败的。民国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汤尔和对我说的几句话，他说：
“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吧。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吧。”
《努力周报》维持了一年半。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了政府任命彭允彝为教育总长的事，提出辞呈，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辞呈里明说他“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罪责”。他在各报上登了一个启事，也明说“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发生关系”。蔡先生的辞职，实际上是为了抗议财政总长罗文干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为了抗议当时已哄传的“最高问题”（即曹锟公然收买国会议员，预备总统选举）。我为了此事，从病中出来，在《努力》上发表了一些为蔡先生辩护的文字，又发表了几篇关于罗文干案及“贿买国会的问题”的文字。（《胡适文存》二集原版卷三，页二二六至二四九）四月以后，在君力劝我专心养病，周报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张慰慈、陶孟和几位朋友维持，不要我做文章了。到十月初，国会贿选曹锟为总统果然成为事实。《努力周报》就自动的停刊了。[8]
胡适等人对革命没有寄托，无疑就把社会的进步寄予可能的改良。他们发自内心对于当权政府没有推翻重建的主张，所以决不同意面临的行政政治问题的解决应在革命之后。对于这一点，也许胡适当时有一定的依据，既然南方的国民党不仅缺乏政治实力且内部也缺乏统一的认识，而以朋友陈独秀为领袖的中共又更难以给人在政治实力上的信心，所谓社会进步也就只能依赖现政府。胡适对中共的批评是清楚的，尽管他声明他并不菲薄中共的主张，但他自以为既然最低限度的主张都做不到，那么更高的主张就决不可能实现。[9] 因此，胡提出“好人政府”的根源在于对革命这个方式之于政治的根本进步没有信任。正如他自己在这年6月18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中说的：“我们应该把平常对政治的大奢望暂时收起，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胡适也意识到：政府如果有问题，就要对之给予监督或修正，如果政府拒绝监督或修正，就只有更换，但是，更换所要求的暴力或革命是胡所不情愿看到的事情。实际上，胡适们不相信社会的进步有一次性的“根本的解决”办法，所以，他宁可相信坚持与忍耐的作用。这样的结果是，具体的解决得不到任何权力集团的支持，或者说他不仅遭到有经验的前辈的嘲笑，也在各方政治势力那里讨不到好，遭人指责。一旦极端地表达出自己的主张时，很快又得罪了他自以为可以依赖的军阀执政者。
注释：
[1] 引自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1—255页。
[2] 孙中山在“国民党过去之失败与今后之成功”中说：“中国自辛亥革命以至今日，已经过十二年矣，而国内之纠纷日甚，且政治经济诸端，反呈退化现象。其原因维何？简括言之，即是吾党奋斗未曾成功之故，在辛亥革命以前，吾党党员非不奋斗，但自辛亥革命以后，热心消灭，奋斗之精神逐渐丧失。人人皆以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便是革命成功，革命事业不肯继续做去，此其最大原因也。”（引自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1页。）
[3] 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里论及国民党第一次讨袁失败之后这样写道：“国民党失败了，非革命的民主派（进步党）熊、梁等又组织了一个投机的政党内阁，结果只受了袁世凯一场玩弄，陡然失了政党的节操。”（引自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第1、2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4] 引自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第1、2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页。
[5] 吴佩孚主张恢复民元约法和重新召集在1917年被段祺瑞解散了的国会事实上与知识分子对于民主政治的向往无关，吴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由自己控制的北方政治集团对民元约法和国会的恢复使南方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自动丧失政治作用，进而控制整个中国，至于新的政治体制，则完全是放置于一边的问题。
[6] 直奉战争中奉军的失败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段祺瑞没有指使他的军队攻击直系军队；二是在南方的孙中山被陈炯明所牵制，而直、皖与孙在此期间是政治上的三角同盟，同盟军相互出于各自的原因没有形成整体力量，导致奉军的失败。值得提出的是，胡适对于陈炯明将孙中山赶出广州看成是孙的错误的结果。他在6月25日的《努力周报》第8号的“这一周”时评里说“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只是孙过于坚持自己的立场，“遂不免这一次的失败”。胡适在这里提示的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在主张上的冲突，主要是指前者主张武力统一中国，而后者主张“联省自治”。
[7] 孙传芳的通电：“广州孙大总统缘于护法，法统即复，责任已终。北京徐大总统新会选出，旧会召集，新会无凭。望两先生及时引退，适可而止。”（转引自张洪详、徐兴云、邱谦厚：《布衣总统曹锟》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原书引自《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大事记”》，第8辑，第65页）国民党人张难先在致胡适和蔡元培的信中表述了异常的愤懑：“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将再无宁日矣。”《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1-152页。
[8] 引自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0页。
[9] 周恩来在《少年》第6号（1922年12月）中发表了题为“评胡适的‘努力’”的文章。他针对胡适的温和主义回答：“我们却很菲薄你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而尤其信依着你们最不努力的方法，你们最低限度是永远做不到的。至于我们的主张，只有用政治争斗的革命手段才能达实现，我们殊不上你们无革命精神的大当。”（引自彭明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19—1923）》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