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912-1927年 权力的失序与新思潮 【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 02】

图片

胡适应该清楚,当他踏上祖国的领土就与同仁们展开的文学革命、思想解放运动、教育改革、西方哲学的引进(胡适当然是主推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事实上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倘若“好政府”的梦真的可行,那么,胡适按部就班的思想文化的建设工程将一定是可喜的。可是,看上去似乎有具体方案的政治作业事实上没有丝毫奏效。在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15日发表的第一次时局的主张里,明确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唯一道路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1] 因此,“好人政府”的说法就可以被视为军阀利用的工具。只有当吴佩孚与曹锟打败奉军张作霖而于10月曹锟用钱收买议员当上总统后,胡适才发现:“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谓止了壁了。”[2] 主张“好人政府”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质学家,胡适的好朋友丁文江直到1926年还对军阀充满幻想,他于5月初接受了孙传芳给予的淞沪商埠办公署全权总办。他参与了孙的“大上海”的实施计划。这个被称为“大上海”的计划实际上属于丁文江概念中的政治,即行政政治。尽管这个希望将上海变为“模范城市”的计划是艰难的,但按照傅斯年的说法,丁文江对于改良政治的态度是不失时机的——他不同意要等到一个“成熟”时机才予动手。按胡适的说法,在八个月的任期中,丁仍然取得了成绩。[3] 虽然不少人对于丁文江替孙传芳做事有所责备,但在国民党实力仍未足以控制全国局势的情况下,依赖执握权力的军人实施部分理想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认为是机会。问题是依赖军阀基本上无济于事,正如傅斯年在1936年2月23日的《独立评论》发表的“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彩”一文中提及到的:丁文江“参加孙传芳团体是个三人团,陈陶遗、陈仪和他。他们三人想借机会试验一回。然而一到里边去,知道事实不如此简单,孙要做的事,大者并不与他们商量”。

直到1925年底,胡适仍然抱有一种存在着公共自由主义场所的幻想。他在一封针对《晨报》被烧毁事件给陈独秀的信中,表达了一个自信是公正的自由主义立场的态度:

前几天我们谈到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的事,我对你表示我的意见,你问我说:“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
五六天以来,这一句话常常往来于我脑中。我们做了十年的朋友,同做过不少的事,而见解主张上常有不同的地方。但最大的不同莫过于这一点了,我忍不住要对你说几句话。
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是使我很诧怪的态度。
你我不是曾同发表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的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至少我可以说,我的根本信仰是承认别人有尝试的自由。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你说是吗?
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所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也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4]

正如胡适注意到的,产生这封信的背景已经不同于几年前。在为“好人政府”努力的同时,胡适于8月份在他的《努力周报》里提出了一个让吴佩孚感到极不愉快的“联省自治”的口号。最初,胡适希望吴佩孚能够将中国统一起来,停止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确定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使政治有计划,促使社会全体的进步。关于“联省自治”的看法,胡适的朋友陈独秀是另有判断的。在陈独秀看来,问题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主张“联省自治”,而是假如“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军阀各霸一方的借口的话,那就是为武人割据提供合法化的借口,导致社会进一步的混乱。陈独秀于1922年8月10日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5号上发表的“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一文,将他的政治观点表述得非常清楚,陈独秀几乎采取了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状况作了分析,之后,他提出了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策略性的“标的”:在四个标的中,首要问题是“倾覆军阀及卖国党”。明显的分歧跟着就在后面出现了,陈独秀说:“用如何方法达到上列各项标的,乃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真的民主政治的标的,固然不是在维持现状之下,利用敌人势力鼠窃狗偷可以达到,也不是小势力的革命派可以做成的;因为一切国家都必然建设在权力之上,封建的国家建设在军阀权力之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人民权力之上,半封建半民主的国家建设在军阀和人民两种权力之上,殖民地的国家建设在母国权力之上,无权力则无国家无政治可言,只有力乃能代替力,这种自然法则之支配,又是我们所不能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明白若是人民的权力不能代替军阀的权力,军阀政治是不会倒的,民主政治是不会成功的。人民的权力,必须集合在各种人民的组织里才可以表现出来,直接具体表现到政治上的只是政党。政治的隆污是人民休戚之最大关键,政党是人民干涉政治之最大工具,所以主张人民不干涉政治是发昏,主张干涉政治而不主张组织政党,更是发昏之发昏。”[5]

尽管胡适以一种文人的雅量与平和的心情将陈的这篇文章转发在9月3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但是这位推广“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对他朋友的观点是完全不赞同的。胡适跟着就在9月10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与陈独秀商榷的文章题为“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胡适认为他的朋友陈独秀只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将“封建式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把持兵权财权政权,法律舆论都归无效,实业教育一概停顿”看成了中国政治纠纷的根源,却无视“强求统一”这一心理惯性——胡适将其称为“迷梦”,这个“强求统一”的“迷梦”才是问题的关键。胡适在回顾了历史之后得出结论:“‘用集权形式的政治组织,勉强施行于这最不适于集权政治的中国’,是中国今日军阀割据的一个大原因。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他看来,中央没有能力裁制地方军阀,所以“今日决不能希望中央来裁制军阀,裁制军阀与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然而中央如何能够或者说愿意赋予地方更多的权力确是一个前提性的大问题,在军阀政治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已经操纵在军阀的手中,各地军阀的势力范围始终围绕着中央权力的交接发生变动,军阀控制着中央和地方的权力,这就使胡适理论上的联邦制缺乏政治基础。联邦制的基础之一是军人是政治的工具而不是相反,现在,军阀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力进而将政府权力控制在手中,[6] 时髦的政治口号成为军阀争取势力范围和政治权力的工具,知识分子提出“联邦制”的概念自然有利于地方军阀的割据。然而,另一方面,“联邦制”这一概念又与控制中央权力的军阀的欲望相抵触,这个词有碍于通过武力对全国范围的控制,对于任何暂时控制中央权力的军阀而言,“统一”这个概念因具有很大程度的合法性而成为政治号召的旗帜。不过,胡适提出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材料,以证明一个“分”的时代又到来了。实际上,胡适关于“联邦制”的想法是很难操作的,除了缺乏中央权力的地方军阀认为“联邦制”是一个有利于控制地方的托词而可以加以利用外,对于中央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三个政治势力来说,都是不予认可和接受的。联邦制的目的旨在行使政治分权,然而地方主义的暴政与中央集权的恐怖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在军阀控制中央和地方政治权力的时候,讨论集权或是分权都是无效的。

注释:

[1] 转引自《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党的创立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325页。

[2] 转引自耿云志编:《胡适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9月,第11页。原书引自《一年半的回顾》,《努力周报》第75页。

[3] 胡适在他的《丁文江传》中详细地介绍了丁在任职期间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的事迹。

[4] 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1282—1284页。研究系的《晨报》曾经起到过支持民族主义激情的作用,对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的正式报道是《晨报》。在5月2日,该报除正式报道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还发表了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的代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在陈独秀遭国故派打击时,《晨报》还给予舆论相救。陈独秀自己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中就引了该报的一段话,正好也论到自由问题:“思想自由,讲学自由,尤属神圣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强力遏抑?稍文明之国家,当不至有此怪谬之事实。”(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4页。)

[5] 引自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页。

[6] 关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方面的问题,估计胡适并不十分清楚。政府权力的控制的基本条件是财政权力,在这方面,中央与地方在军阀时代的财政状况能够说明问题。就胡适对地方权力的兴趣来看,我们可以将地方军阀在战争中的开支在地方财政中的比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胡适对联邦制的期待是那样渺茫:

图片

事实上,地方收入的各个方面来源都控制在军阀手中。例如抽取厘金,从1910年到1920年代,厘金的抽取几乎为军阀所控制。从1916年到1928年,军阀抽取的厘金不会低于9600万元。再如,吴佩孚仅在1924年的上半年,就自平汉铁路拿走600万元,这个数字几乎是该铁路全年收入的50%,实际上这等于所有收入都划入了吴的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