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在从创刊号到第五卷第四号（1919年4月15日）这个阶段，承担着启蒙运动的思想阵地的职能。这个时期，杂志不属于任何党派和政治团体。然而，陈独秀于1920年2月从北京到上海后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中的“本志宣言”将该杂志的政治意图全面披露出来，在文中，陈独秀明确了反对军阀主义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态度，并提出真正的民主应将政权分配给人民全体[1]。1920年5月1日，作为“劳动节纪念号”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出版。这一期不仅刊出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陈独秀还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反映劳工问题的文章。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期间正是以俄共（布）成员维金斯基（Grigori Voitinsiky）为首的代表团进入中国考察中国革命、帮助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时候。4月，维金斯基抵达中国在北京与李大钊进行了交谈；4月底，维金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有过商议并萌发帮助陈组建共产党的考虑；5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6月，以《新青年》编辑部为活动据点的中共雏形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8月底，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9月1日，陈独秀出版《新青年》第8卷第1号“俄罗斯研究”专号，呼应了中国人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当然，这期《新青年》也与维金斯基到达上海后的工作影响与协助有关。在这期《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具有政党宣言色彩的“谈政治”。陈独秀指出胡适等人欲逃避政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甚至明确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将《共产党宣言》的精神完全披露出来了：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2]
由于刊物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显，且陈独秀已经在全力组建政党，无论从刊物编辑方针还是从同仁之间的言行范围，北京精英与上海精英之间出现了涉及政治观点的明显分歧。陈独秀给胡适和高一涵去信，除了声辩自己的观点，仍然希望合作。胡适回复了陈独秀：“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3] 胡适甚至认为“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4]
尽管陈独秀通过日文或从日文翻译的各种出版物中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但是直至1920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5号上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里，仍然没有显示出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常关注，在这篇讲演稿里，陈似乎强调了美术、音乐和宗教的重要性。就陈独秀的处境而言，回到北京从事单纯的文化革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军阀政府与北大同仁从不同角度限制着他的言行。新的政治契机需要重新寻找，只是编辑《新青年》已经完全不能满足陈独秀的政治动机，维金斯基的到来成为陈独秀与上海同人创立中共的直接诱发因素。[5] 之后，北京与上海很快就着手分别组建党支部[6]。
1921年1月15日，陈独秀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结束时总结说：
我以为中国底改造与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帮忙，这是不容讳饰的了；国内的资本阶级虽尚幼稚，而外国资本主义底压迫是人人都知道的，因此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底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底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所以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7]
1921年7月23日，有12位成员代表53名党员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哥哥的家里）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会，在北京的李大钊支部派出张国焘，在广州的陈独秀委派了周佛海作为代表参加成立会，李陈两位领袖人物因工作不能够离开并没有参加，他们被认定为是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被选任书记。与会的其他各地代表有李达、李汉俊（上海）、董必武、陈潭秋（武汉）、毛泽东、何叔衡（长沙）、王尽美、邓恩銘（济南）、刘仁静（北京）、陈公博（广州）。共产国际马林（H.Maring,1883-1942）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1889-1938）出席会议。30日，租界警察搜查会议所在地，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的一艘船上继续，在这艘船上产生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用俄文记载的党纲主要内容如下：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
(4)联合第三国际。
新成立的共产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但在力量的组织重点上，李大钊与陈独秀之间存在着分歧：前者基于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因而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后者则对农民思想观念的落后而对其革命运动的作用表示怀疑；前者以俄国民粹运动为榜样深入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的主张影响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手的毛泽东，后者重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的看法被认为导致了由中共领导的早期中国革命的失败。
注释：
[1] “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7期以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
[2]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3]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4] 值得提及的是，共产党的两个重要人物毛泽东和恽代英在早年曾是《新青年》的受众。毛泽东早年在《湘江评论》里是这样评价陈独秀的：“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第147页，原书引自1979年的《历史研究》第3期中“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一文）恽代英在给《新青年》编辑部的信中这样谈到《新青年》和陈独秀文章的影响：“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象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但是看见我们的朋友，还有许多都在黑沉沉的地狱里生活，真可怜到万分了。所以我们‘不揣愚陋’，就发了个大愿要作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第148页。）
[5]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李大钊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他对此时创立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并不十分同意，按照他的看法，他与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研究，对俄国革命的情况还了解不够，因此，首先大家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讲，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具有学术研究的成份，所以他对无政府主义或基特尔社会主义者不仅十分宽容且经常来往。至于陈独秀，他的实际处境已不容他再从容地进行学术研究了。（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篇第10章和第2篇第1章）
[6] 7月5日至7日，威廉斯基在北京召集了在华俄共党员的一次会议，有包括维金斯基在内的数位在华俄共党员参加，该会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个议题进行了讨论，并明确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指令，这次会议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步伐。而在维金斯基到达上海初期，最初参与创建组织的有《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和1919年在北京创办《解放与改造》的张东荪以及任《新青年》编辑的陈望道。戴季陶是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党员，尽管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党纲的写作，但很快退出中共的组建；张东荪退出的原因是他没有将中共的组建视为一个正式政党组织，他同时是研究系的重要成员，但愿意参与一些新的学术组织，当他发现中共将是一个更为激进的政党时，便退出了。
[7]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