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1912-1927年 权力的失序与新思潮 【中共的产生及初期的政治策略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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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产生(1919年3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通过唤起欧洲和东方政治与暴力革命的方式,巩固俄国苏维埃政权并进一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的。[1] 1920年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通过《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这样中国就成为需要“涂上共产主义色彩”的国家,以便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维金斯基在1920年不到一年的考察时间并无特别的针对目标,他访问了在政治目标方面不一致的陈独秀、吴佩孚、孙中山,对中国革命力量的分布与相关可能性做调查。他的上司苏俄政府远东问题专家威廉斯基(V.Vilensky)还于1920年10月9日在出版的《消息报》上给予吴佩孚“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头衔。之后,在1922年出版的《新东方》第2期里,威廉斯基称吴是中国“最好的军阀”。不过,对政治同盟的最后选择结果是国共合作。然而,中共此时的力量几乎难以与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比较,这个现实状况也使于1921年6月到达中国指导中共革命实施的马林最初对中共缺乏信心。

1921年,蔡元培(中)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第一届泛太平洋教育会议
1921年,蔡元培(中)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出席第一届泛太平洋教育会议

1921年8月,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委派去俄国的张太雷(1898-1927)将共产国际“三大”关于“争取群众大多数”的策略带回中国,使马林认为利用国民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并消灭军阀的条件有了可能,所以他很快就提出了国共合作的方针。事实上,中共在成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项目即是“国共合作”。

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会议对于列宁主义的世界性革命是一次策略性的研究大会,任务在于研究为什么继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欧洲国家如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等国的革命相继失败,同时要研究如何寻求新的革命策略。列宁在《论策略提纲》中表明:“共产国际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完全处于共产国际的影响之下,吸引工人阶级中最积极的部分参加直接斗争。”[2] 然而法国代表茹利安提醒与会者注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进行对抗的社会成分较为复杂,他们中间有工人、小手工业者、农民和资产阶级。充分利用这些力量是实现革命必不可少的。至于资产阶级,他们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但是应当承认并肯定,在目前情况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应当成为共同的斗争”。但是他指出:共产党人应通过与各民族主义阶级决裂,通过对民族主义者的揭露,甚至必要时越过和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领袖,实现对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领导。[3] 显然,共产国际十分明确:与除无产阶级外的任何阶级的联合都是临时性和策略性的,共产国际的职业革命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与特别是资产阶级取得长期的合作。早在1920年6月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里,列宁就把世界的冲突明确和单纯化了:“世界政治环境现在已把无产阶级专政提在日程上了,世界政治底一切事变不可避免地都集中于一个中心点周围,即是:全世界资产阶级都是为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而斗争。”[4] 在1922年1月份召开的远东革命政党和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1883-1936)代表共产国际致开幕词实际上是向与会者的号召:“各国共产党和全世界特别是远东劳动者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争取最后战胜世界资本主义。”[5] 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张太雷对共产国际的这一政治前提非常敏锐,他的发言虽然只有五分钟,但是,他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一旦在资产阶级与专制统治者发生冲突时,只要必要,就应当将资产阶级从民族革命的运动中驱除出去,他甚至说,虽然“无产阶级要帮助资产阶级推翻专横的统治者”,但是一定要“在资产阶级政府巩固之前”夺取政权,使资产阶级遭到与专制统治者相同的命运。

马林无疑清楚共产国际特别是列宁的政治策略,他明白联合国民党只是阶段性的,因为共产国际的目的并不简单是帮助各民族实现民族独立,这只是一个手段,甚至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牵制敌对势力保护苏维埃的策略,最为根本的被认为是要从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结果将巩固和扩大苏俄的势力范围。正是出于这个目标,马林并没有因中共人数少而轻视中共的存在,他和他的同志都希望通过一种有效的方式,既能迅速推进民主革命又能有利于中共的发展,直至最后使中共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控制这个远东大国国家权力的合法代理。

1921年,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三位中国全权代表:(从左到右)顾维钧、施肇基、王化龙
1921年,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三位中国全权代表:(从左到右)顾维钧、施肇基、王化龙

注释:

[1] 1919年1月24日,由列宁在莫斯科主持的国际会议公布的号召书将成立共产国际的原因是这样表述的:

由于世界革命迅猛地阔步前进,不断提出新问题,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联盟’伪善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致使革命面临被扼杀的危险;由于背叛社会主义的各党纠集在一起,彼此“释怨”,帮助本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再次蒙骗工人阶级,以及由于已积累起丰富的革命经验和整个革命进程的国际化,因而我们必须出面倡议,把讨论召开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际代表大会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2] 贝拉·库恩编:《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61页。

[3] 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原书引自《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苏联彼得格勒1922年版,第479页。

[4] 《列宁 斯大林论中国》解放社1950年版,第74页。

[5] 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原书引自《远东各国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彼得格勒1922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