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的内容显然包括民族主义的反帝运动。1922年的《九国公约》虽然在纸面上照顾了中国人的感情，而实际上各个列强并没有完全顾及有效地执行，海关、盐业、邮局都为外国人把持，日本人继续控制着南满铁路，最为普遍的问题存在于劳工待遇和城市里的租界，以致在城市工人运动中，与外国企业主的矛盾和收回租界是经常性的政治主题。然而，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推进农工运动。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五卅运动”是共产党最早引导工人运动的一次产生普遍影响的努力，被认为是“大革命高潮”。从此，其激进的工人运动直至1927年国民党“清党”才终止。5月15日，于2月参加共产党的工人顾正红为争取工资和交涉劳工问题与日本厂主发生冲突，顾被击毙，其他数位工人被开枪射伤，引发了次日数个棉纺厂的七千多名工人的罢工。尽管上海公共租界捕防宣布戒严，但次日和19日，中共发出两次通告，举行声援上海工人和反日的大运动：24日，上海工人和各界代表一万多人举行了公祭顾正红大会；26日，全国学生总会决定号召全国抗议；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1]，并于30日组织了有工人和学生参加的游行和讲演。口号有“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中共领导人之一蔡和森也到人群中发表讲演，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当英国捕头组织军警枪杀包括四名学生在内的十几位群众和逮捕一百多人，之后再次射杀三人并打伤十几人时，制造出“五卅惨案”——中国人反日的重心也从此有了向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转移。中共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和刘华立即组成行动委员会，6月1日，由李立三任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成立，之后又组织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以便扩大由中共领导的反帝联合战线，组织全上海民众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这一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支持工人与学生的罢工罢课，并呼吁与英日经济绝交。中共中央在6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中明确了政治目标：“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这场运动发展到全国25个省区、数十个城市以及数百个县，参加集会、游行与罢工、罢课、罢市的有1700万人，引发了全国性的反对帝国主义浪潮；同时也引发了6月11日的“汉口惨案”，13日的“九江事件”以及23日广州英军射杀52个游行的中国人的“沙基惨案”。北京政府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到上海调查，由英、美、日、法、意、比六国组成的“沪案调查委员会”也行使了例行公事的调查，最后，中方与英、日代表在上海谈判，讨论了“十三条”解决方案，最终的结果是：上海公共租界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英、日资本家承诺赔偿工人，补助罢工损失，增加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并认可一些由中国政府颁布的工会权益，工厂从8月中旬开始陆续复工。尽管李立三受到通缉，但是，“五卅运动”给中共带来了发展的机会，在1923年6月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中共党员才有420人，随着加入国民党和领导“五卅运动”，中共党员从年初（1925）的994人，发展到年底的一万人，云南、广西、安徽和福建也有了中共的组织。
1926年的夏天，伴随着蒋介石指挥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以及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在武汉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左派的力量，继续采取着激进的措施，并牢牢地控制学生与劳工组织。毫无疑问，北伐的推进似乎为两湖地区的农工运动提供了条件。在武汉，受中共领导的全省总工会指导的罢工的口子一旦打开，在英资、日资甚至中资为争取提高工资改善生活的罢工便一浪高过一浪，“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支援世界革命”这类口号在大街小巷此起彼伏，城市热闹的场面也吸引了受共产党激励的湖南青年农民的参与。城市很快出现了“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的状况[2]。进而，工人纠察队出现了“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甚至武力制裁厂主、店主并没收工厂店铺的现象。直至1927年1月，激进的革命已经推进到在汉口、九江发生收回租界运动，英国人归还了租界后虽然使形势有所平缓，但也更进一步助长了激进的大众运动。农村的情况也很相似。两湖农民运动主要受共产党的领导，但左派国民党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激励，当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大大地激励了共产党在农民运动上的积极性时，国民党左派也参与了对打倒土豪劣绅的支持。1927年2月之后，受到扩大会议精神的鼓舞，毛泽东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激情预言：“不久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甚么大的力量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瞿秋白支持着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结论，“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邓演达和孙科这时完全同意共产党的意见，鼓励着两湖的农民运动。但是，很快，两湖的工农运动进入无政府状态，城市混乱，经济与金融形势恶化，发展到5月，中共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在《土地问题议决案》里干脆写道：“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3]
归纳地说，早在1926年3月结束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对中共继续在国民党内建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的要求使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丧失实际意义；“中山舰事件”之后，陈独秀力主“党外”联合的最后努力遭到莫斯科的批评，这使陈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形同虚设。11月22日至12月16日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了中共既不能脱离国民党，又要使革命“超出资产阶级民权范围之外”的策略，甚至要没收外国在华企业，将铁路、交通及土地收归国有的政策，完全不顾及陈独秀根据中国实际政治形势提出的使中共从国民党独立出来的意见。不管是出自个性方面的原因还是由于作为共产国际的成员在纪律和信念方面的约束，陈独秀都缺乏有效的政治资源来改变这个局面，这就注定了陈在迅速变得激烈而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成为牺牲品。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清党之后，瞿秋白将出现的危机归于陈独秀；7月中旬，鲍罗廷与瞿秋白在庐山已经个别交换了意见，决定中共新的领导人选。在戴季陶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出版后，陈独秀说：“是年一月在北京召集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我在政治决议案委员会提议，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偶然的事，乃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势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我们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控制。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地反对我的提议，说这是暗示中共党员群众走向反对国民党的道路。主张不坚决的我，遂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的意见，而未能坚持我的提议。”[4] 历史学家完全清楚中国当时的政治局面几乎直接受到苏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权力斗争的影响，既然鲍罗廷执行着斯大林的策略，那么，坚持中共加入国民党的策略就无论如何都不会被否定。就此而言，中共内部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定罪——例如对北伐的消极态度和对农民暴力行为的怀疑——就成为中共调整权力结构的依据。革命失败了，失败的责任必须得到巧妙地处理。在鲍罗廷被调回苏联后，共产国际安排了一个处理革命失败责任归属的人叫罗明纳兹（Vissarion Lominadze）。根据张国焘的回忆，罗几乎将责任完全归于中共：
罗明纳兹首先表示他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种种错误，并指导中共工作。接着他并不询问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立即宣称：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你们两人如能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领导工作。现在如不首先反对机会主义，别的事情是谈不上的。
我问他中共中央究竟犯了哪些错误，他大致是这样回答的：中共中央主要是放弃了在中国革命中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例如它否定了共产国际六月一日武装工农的指示，又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的武装。这种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共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据，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的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共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5]
郑超麟在回忆标志陈独秀丧失权力的“八七”会议的同时说：
八七会议的意义，今天已经很清楚：共产国际的斯大林领导，要收回它过去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旧路线，而改换一个新路线。罗明纳兹这位国际代表奉命来中国完成这个任务。可是不能采取国际指令的形式来改换路线，必须通过一次中国共产党最高级会议的形式来改换路线，仿佛是中国同志自己觉悟，抛弃旧路线，而共同讨论采取新路线的。党的最高级会议的决议，比共产国际的旨令，对于中国党员群众说来，一定是更有权威的。[6]
张国焘曾说：“总结国共合作时期的历史教训，许我这样说，国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也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国共合作也是必要的，因为国民党整体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自强独立的普遍情绪和要求，中共确是这种革命势力中的左翼，它偏于体现工农利益。可是国共合作的实际政策是错了，中共废弃其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安于少数派的地位，一心想投机取巧，混进国民党内去，企图浑水摸鱼。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共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根本就是机会主义。”[7] 对这样的看法，中共任何时期执握权力的领导人都不同意。在中共的历史课本中，陈独秀因没有能够替中共争取中国革命中的领导权而承担着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在国民党的教科书里，国民党“清党”的主要理由是中共违反《孙越宣言》中的基本规定，急切欲取代国民党而实行共产主义，国共两党均不能为陈独秀提供政治上的理由。随着政治局势的严重，陈独秀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时，陈独秀作为中共总书记的权力实际上已被瞿秋白接管。就在1927年南昌暴动（7月31日）时，中共还执行斯大林的政策，对国民党左派抱有幻想，因此暴动成立的组织名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八七”会议（8月7日）中，还通过了复兴左派国民党的议案。然而到了12月中旬，中共借张发奎与国民党粤桂军作战之机，发动广州暴动，建立苏维埃，但很快被张发奎平息。斯大林的策略最后失败，此次的责任自然归之中共领导人—瞿秋白。
注释：
[1] 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
[2]参见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6-196页。
[3] 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对于已经发生的那些具有严重破坏性的疯狂冒进行动，有当时旁观者的评论：“幼稚而多血腥的共产党员陶醉于无产阶级之名，不能在严格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中约束自己的思维行动。”（朴庵：“乘上想象的翅膀”，《新天地》1927年6月，本书转引自[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4] 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上卷第592页，原书引自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卷，第279—280页。
[6] 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下卷，第733—738页。（原书引自郑超麟：“回忆‘八七会议’—与李维汉商榷”1985年9月《中报》）
[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卷，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