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的领导人，陈独秀一开始并没有因党员人数的屈指可数而放弃中共的独立性原则，他需要苏联的支持，但他断然反对马林的意见。包惠僧[1]回忆说：“我们在和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等。另外每次开会张国焘都爱当主席，当大家对某个问题争论不休时，张国焘就说，先记录下来，等马林来了再定，搞得大家很不愉快。陈独秀同马林反复交谈了三、四次，还是谈不拢。陈独秀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中国人自己组织党，中国革命靠中国人自己干，要一面工作一面革命。”[2] 无论怎样，马林的态度表明了共产国际将中共中央视为输出革命的工具，重要的不是尊重中共的工作组织程序，而是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与此相联系的是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共给予经费方面的支持。尽管在经费问题上陈与马林出现纠缠，但严重的现实使陈独秀很快接受了马林的意见。[3] 资料表明，中共初期的经费基本上来自共产国际。张国焘回忆说：在马林帮助陈独秀从捕房保释出来之后，陈独秀开始经常将他与马林见面后的意见向中共中央报告，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经常性质了”[4]。
在第二次中共代表大会召开之前，陈独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在这篇文章里，陈独秀指出：“中共是无产阶级的前锋军，但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立民主政治为止。”联络的方式在这篇文章中有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5] 1922年7月10日，中共“二大”召开。“二大”决议中“关于国民联合战线的决议”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中共集体的立场：“与国民党暂时联合以推翻压迫的敌人——国内的封建军阀和外国的国际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联合和协助国民党，并不是放弃自己的党的存在，因为国民党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也不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相反的他们将集合无产阶级党——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独立地为自己阶级而奋斗。”[6] 对这个立场，从广州与孙中山谈判归来的马林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共产国际的意见是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而不是以平等的资格与国民党对话。这一使中共成员融入国民党之中的主张虽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政治策略，但这实际是马林在广州对国民党产生了比对共产党更富于希望的信心的结果[7]。
在马林最初提出关于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之时，陈独秀曾断然拒绝，并通过书信（1922年4月6日）要求维金斯基向共产国际转达他拒绝的理由：
（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
（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
（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
（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
（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8]
马林很快回到莫斯科，7月，他上交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断言：“只要共产党不愿与国民党联合，这些小团体开展宣传工作的前景就将是黯淡的。”马林的建议得到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维金斯基进而代表共产国际远东局交付马林一个正式文件转达中共并要求执行，这封信所反映出的态度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接到通知后，必须立即把地址迁到广州，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在菲力浦同志紧密联系下进行。[9]
实际上，中共“二大”发表的宣言内容，使之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政治策略给予国民党内部的部分领导一个十分危险的提示：因为宣言说：“我们无产阶级有我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民主主义的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10] 马林为了尽快纠正陈独秀等人的看法，于8月29日到30日在杭州西湖召集了特别会议，研究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会议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11]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在思想和经费方面，苏俄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这种全资性的政治投入决定了中共没有更多自由决策的可能。陈独秀无疑需要苏俄的支持，他清楚对于苏俄势力的借用可以保持中共之于国民党和其他政党的独立性，推展自己的政治运作。但是，权力的借用与权力的拥有具有性质上的不同，借用意味着中共只是苏俄在中国推行世界革命的代理，政治与革命策略的制定权最终不在中共手中，陈独秀不过只是苏俄革命指示的执行者，而中共只是执行苏俄命令的机器。
实际上，中共加入国民党这一政治策略的执行远比中共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所想象的复杂，关于在不同政治性质的政党联盟中如何处理权力分配和达成各自的目标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心中有数的。马林曾为了达成国共合作，对陈独秀提出批评，对张国焘的意见进行过讥笑，他因不相信中共的政治势力而要求中共全力服从国民党，而陈独秀和张国焘却对丧失政治权力异常敏感。另一方面，国民党内部也因对自身权力结构的稳固和权力的分配问题出现歧义，1923年11月邓泽如等十一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上书孙中山提出警告：作为共产党的首要人物的陈独秀有可能逐渐代替国民党党员成为国民党的领袖。
共产国际利用国民党实力发展中共的策略十分明确，中共在国民党中的成员也全力扩张自己的势力[12]。直到国共双方矛盾冲突明显时，在与国民党要员张继等人的争论中，鲍罗廷（Michael Markovich Borodin）仍然坚持提出苏俄援助国民党的前提是使中共继续留在国民党。而实际情况是，陈独秀等中共主要领导人已经明显意识到与国民党决裂的必要性。8月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批准的政治会议的决定暂时缓和了国共冲突，其主要原因是孙中山的在世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
注释：
[1] 包惠僧（1894—1979）湖北人，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8月之后，脱离中共组织关系。1950年12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1983年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
[2] 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第435页。陈独秀这番看法持有的依据有两个，一是马林在没有通报中共中央的情况下将陈布雷派往日本联系日本社会主义者。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安排的，陈独秀认为这是藐视中共中央的表现，他担心这样下去有可能会丧失实际操作的权力。
[3] 周佛海回忆说：“是年九月中旬，陈独秀返沪，但陈独秀和马林都大闹意见，不肯和马林见面，因为马林曾公开表示：‘一年以来，第三国际在中国用了二十余万，而成绩如此，中国同志未免太不努力。’陈独秀则以为：‘我们哪里用了这样多，半数是第三国际代表自己拿去住洋房吃好面包，如何诬赖别人。’其实究竟用了多少，则是一笔糊涂帐，不过在我代理委员长期内不到两月，确曾经手用了一万二千元，而张国焘所组织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经费，还是直接去领，不经我手了。”（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第439页。）
[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张国焘在说到这里加了一个注：“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维金斯基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第169页。
[5] 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第459—460页。
[6] 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第463—464页。
[7] 马林从桂林到了广州后，对国民党开展的工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以海员有12000名加入了国民党说明国民党的实力情况。他回忆这次到广州的经历说：“我对于国民党的地位和可能性有一个十分美好的印象：海员罢工事件，对罢工的支持，对我当时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41—42页）
[8] 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4页。原书引自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5页。
[9] 转引自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10] 转引自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3页。
[11] 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笔记》（1922年11月底至12月初），《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91页。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12] 在苏俄军事顾问尼罗夫（Niloff）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说法：“现时共产党已知从前彼辈在国民党及军队中之工作，均有极大之错误，不合策略矣。当初共产党人于工作时，只知利用国民党，在其覆翼之下，扩大己党之力量，不知从事于国民党之建设，及注意于国民党之左翼，公然攫取国民党之最高管理机关，及军队中之政治机关，包办工农运动，以此引起国民党大多数之不满，暨国民党内两极端派暨右派与共党之分裂。刻下招集农民会议，成立组织委员会，为顾全体面起见，拟加入若干之国民党，继知此节不能做到，因在农民中工作人员，并无国民党党员。不特右派如此，左派亦然，不特农民中如此，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分，亦莫不然。至共产党中国同志之招揽权势，乃是一种习气，如中国之官吏将领，既居要职，莫不援引其同党暨其好友（如李之龙之在舰队）。前项情形，在军队中为尤甚。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占据重要地位，遍布党羽，秘密从事于该部分长官所不知之工作……”（转引自郑学稼：《陈独秀传》上卷第615页。原书引自郭华伦：《中共史论》第1册第174—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