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正处于内部纷争、军事力量薄弱以及缺乏西方支持但军阀又肆意而为的艰难局面。苏维埃的胜利给予了孙中山启示——如何能够建设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力量（政党与军队）以便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1921年中共的成立，显然也刺激着孙中山向苏维埃的关注。
共产国际一开始并不知道中国究竟哪些力量可以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根据理解上的习惯，他们与合法政府的军阀们取得联系，希望达成合作，甚至将希望一度寄托在吴佩孚身上，不过他们很快发现，也许只有孙中山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1921年的春天，马林与孙中山开始交谈并商议合作的可能性，7月之后，在中共第一次会议期间躲过搜捕的马林进一步认识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相对拥有更大的势力，最终，他建议实力微弱的中共应该通过共产党员个人的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增强革命的力量，共同完成对军阀的战争。
1921年12月，在张太雷的陪同下，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举行了政治讨论，马提出国民党与中共联合。在此之前，孙中山一直在争取美、英、德、日等国的支持，倘与苏俄联盟，他估计会招致列强的干涉。其时，长江流域为英国势力范围，孙欲联合的奉系和皖系军阀又有日本人作背景，而苏俄在因经济的困难采取新经济政策的同时又面临列强的共同干涉，在这样的形势下，与苏俄联合具有危险性。至于共产主义，孙不认为中国可以接纳[1]。事实上，就势力单薄而言，中共似无资格与国民党联合——直至1922年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之时，中共党员还不足200人。然而，1922年的北伐战事极为不利于孙中山国民党，6月中旬，陈炯明的抵制迫使孙中山于8月中旬去上海整顿党务。实际上，之前的5月，少共国际代表达林（A．S．Dalin）到广州与孙中山商讨时，就继续建议国民党与中共组成联合战线。在上海，孙已对国内政治与军事势力缺乏信心，列强的承诺完全没有兑现，为争取苏俄力量的支持，孙最后同意与苏俄结盟，但他坚持认为国共两党因实力完全不均等而缺乏联合的可能性。但他接受马林的建议，中共党员只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给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可能性的信息，这使一开始对北京政府抱有希望的苏俄将工作重心全面转向孙中山国民党。1923年1月，与北京政府作外交谈判的苏俄代表越飞（Adolf A．Joffe）离开了北京胡适和知识界为他专设的充满幻想的宴席，于16日前往广州，一天前陈炯明的队伍被孙中山指挥的滇、桂联军打垮；26日，“孙越宣言”发表；3月，苏俄支付广州护法政府二百万银元作为政治投入并派出一组参谋人员；8月，孙中山指令蒋介石前往苏俄进行政治和军事考察；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代表苏俄参与国民党改组策划；12月，孙中山便敢于截留海关关余，向英美法日宣布：我们已不依赖西方，我们将联合俄国。
无论中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基于苏俄和共产国际强大的背景以及中共与工农的联合，孙中山试图借用这些力量来改组国民党。孙当然清楚国共两党的政治目标不一致，他拒绝过马林的容纳共产主义分子的请求，他甚至在1922年5月还拒绝过达林组织国共两党联合战线的建议，但是，如果中共党员是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那么利用这个机会分化共产党或者改造共产党员的可能性也许是存在的。既然拒绝中共会迫使中共独立发展，不如通过容共来消化共产党，同时又能够获得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支持，这对于孙中山及其国民党部分领导人来说有实际意义。1922年8月，不仅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决定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决定了实施“联俄容共”的政策。之后，孙中山不断召集会议部署改造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年底，在国民党干部名单里，共产党员陈独秀被指定为参议，林伯渠为总务部副部长，而张太雷被任命为宣传部干事。1923年1月1日，国民党公布了由胡汉民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明确国民党是以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1月12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指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与指令，同时，中共必须公开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1月26日发布的“孙越宣言”首先强调：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急迫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取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并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2]
具体条文可以归纳为：1）目前在中国不适宜实行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体制；2）苏维埃政府再次确认早在1920年9月27日有关放弃在华特权与利益的宣言；3）就未来的中东铁路的管理与重组达成相互谅解，召集一次中俄会议解决，其办法应与张作霖商洽；4）苏维埃否认在外蒙古有任何帝国主义企图或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的意思或目的。
从“宣言”内容和实际结果上看，孙中山取得了“国共合作”中的主动权，他拒绝了用共产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代替他的三民主义；他让他的党内主要骨干领导着作为个体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他说服了那些有疑虑的国民党同志接受他的这个政治策略，他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集合更多的力量反帝与反军阀，并且苏维埃会帮助国民党有效地控制党内的共产党员。
共产国际在1923年1月12日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中非常清楚地发出了命令，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陈独秀在6月的中共三大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
情况的发展表明，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又接到了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指示。在上届党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不能很快地再召开代表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的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以前，我们党的主张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实际的，以后我们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3]
实际上，李大钊、陈独秀早在杭州会议之后就已加入国民党，以后，蔡和森、张太雷、林祖涵陆续加入国民党。1923年2月7日爆发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镇压，使得党内不少人意识到中共力量还非常薄弱，有人因党员人数极少不能迅速发展为群众性的政党而处于焦虑中，在马林的敦促下，会议做出决议批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又有八十多位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其中包括以后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
马林是如此地急不可耐地希望中共对于国民党有积极的帮助，以致他和陈独秀都不停地对孙中山提出建议甚至批评，例如陈独秀、蔡和森在中国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文章批评国民党仅仅限于广州一隅、利用军阀实施北伐的安排是错误的。然而，马林收获的是孙中山的不耐烦和愤怒：“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4]
10月6日到达广州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代表鲍罗廷（Michael Markovich Borodin）与马林的策略不同，鲍罗廷为了让孙中山放心，强调说：俄国革命的努力不过是民族主义的目标，正如三民主义中的民族革命的任务一样。他策略性地避开了共产主义制度。跟随他到广州的还有差不多四十位专家，他们将随鲍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工作包括党的组织结构以及军队的建设。当然，孙中山这时也特别希望获得苏联经济上的援助。鲍被孙聘为中国国民党组织训练员。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宣布国民党改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有165名代表参加的第一届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对三民主义重新进行了解释的《宣言》由鲍罗廷起草，孙中山审定。五人主席团成员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在29位中央执、监委员中有三名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守常[李大钊]、于树德），共产党人控制了组织、工人、农民部务的工作；在北京、上海执行部，身居要职的是共产党员或者支持“容共”的国民党人，尽管还有不少国民党人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持有严重的质疑，但孙中山在大会上仍然强调了党内必须加强团结，因为大家共同的目标是反帝反军阀。在这次会上，李大钊提出了书面保证：“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5]李大钊甚至明确，如果“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6]。国民党内部不是所有的人相信中共的承诺，自此，基于对“联俄容共”的政策的看法或立场，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左、中、右派之分。[7]
尽管在之后的合作中不断出现冲突和相互不信任，但是，这次大会新党章的通过，革命建国基本政纲的发布以及武装军事力量——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的建立，都为之后国民党推动北伐实现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苏联不仅派来了军事教官，还支付了军校的开办费一百万卢布，以及用于新编国民党党军四百万卢布。一个“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时代被认为开始了。
注释：
[1] 关于共产主义问题，孙中山对廖仲凯的说法颇似俄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余甚滋疑惑。以现世界正在资本主义极盛时代，俄国工商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其去实行之期尚远。”以后孙同意与苏俄合作，其思想基础也与此有关。他对廖还说：“今闻马林言，始悉苏俄行共产主义后，以深感困难，乃改行新经济政策矣。此种经济政策，其精神与余所主张之民生主义，不谋而合。”（转引自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下册]第1004页。）
[2] 原文为英文，最早发表在上海《英文大陆报》（12年1月26日），中国译文见上海《民信日刊》（1月28日），本书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324页。
[3] 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4]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7月18日），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5]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325页。
[6] 《北京代表李大钊意见书》（1924年1月），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7] 实际上，所谓左派大多数为新近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中派被认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例如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而右派则是那些渐渐不受孙中山重用的老党员例如居正、谢持等人。可以想象，那些从同盟会就开始从事中国革命的右派人士对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并不赞成，对中共没有任何信任。赞成国共合作仅仅是源于对孙中山的忠诚和服从。就在中共文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1924年5月）里，就已经非常明确：“所谓国民党左右派之争，其实就是我们和国民党右派之争。”（ 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76页。）之后，随着蒋介石集中权力开始公开“限共”，他被认为是国民党的“新右派”；而中共也通过以是否赞同“联俄”“联共”以及“拥护工农”在年轻的国民党军人中寻找和培养国民党左派：赞同者为革命派，反对者为反革命派，动摇者为中派。然而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中，不同派别的人物的角色会发生变化，或被认为发生了变化，例如在1926年中共希望有效建立国民党左派力量时，又视汪精卫为左派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