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北伐时期，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限于成为国民党的助手，而是希望通过国民党的实力和影响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争取政治行动的主动权；国民党内部对鲍罗廷参与起草党纲与章程和中共党员谭平山参加临时执委导致党内存在严重的不安情绪，在同盟会时期就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做过重要贡献的国民党广东支部长邓泽如（1869-1934）等人甚至还认为陈独秀操纵国民党政纲的制定，将共产党的意图纳入国民党的文件里，但出于政治上的策略，孙中山甚至安排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1月3日耐心地回应了党内存在的种种担心：“当俄国革命之初，施行共产制度时，确与吾党三民主义不同。至俄国现在所施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实俄国学吾党。”[1] 事实上，既然是中共党员在帮助国民党制定政纲，没有共产国际的意图灌注其中是不可能的，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国际的意见几乎一致：例如在对民生主义的解释中明确强调了依靠工农的必要性。在大会第二天所作的关于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还这样回顾说：
北京一班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闻俄国共产之主义，便以此为世界新鲜之主义，遂派代表往俄，拟与之联合，并代俄宣传主义，认定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为不同之二种主义。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2]
无疑，孙中山此时需要苏俄；中共急于发展实力；而共产国际需要通过中共推动共产主义的革命；至于俄共（布）则要考虑如何在外交上被列强孤立的时候站稳脚跟——这所有的一切，都构成了这时国共合作的因素。尽管如此，国民党内部成员始终保持着对苏俄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警觉[3]。归纳地讲，中共参加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无论内部是否思想统一——为以后国共合作的失败埋下种子，而指示播下这颗种子的是共产国际。
无论各方的策略有怎样的变化和对合作具有怎样的适应性安排，政治上的不一致注定出现冲突。5月31日，苏联外交全权代表加拉罕（Lev Mikhailovich Karakhan，1889-1937）与北京政府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这引起国民党巨大的不满。在国民党看来，苏联同时顾及北京和广州政府的骑墙策略是不能够容忍的，何况苏联不仅继续在外蒙古驻兵，还允许蒙古自治或自决，而此时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却对此并不吱声。与之同时，中共在国民党里的党员也在不断与国民党唱反调，例如李大钊公开支持苏联与北京政府的举措，5月期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大会议决案及宣言》被国民党所获，让国民党发现中共的确在国民党内有组织活动存在，这与李大钊之前辩解说中共党员仅仅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明显相悖，“议决案及宣言”里有这样的文字：
本团团员加入国民党，当受本团各级执行委员会之指挥，但本团之各级执行委员会，当受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执行委员会对于团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之种种指挥。[4]
国民党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等人于6月开始准备弹劾共产党案，并于7月初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他们指责：共产党赞同中苏交涉不顾“本党党义”，公然承认北京政府并攻击国民党国民革命为“不彻底之革命”，在国民党内设立团体“欺蒙本党总理及全国代表”以及通过《新青年》和《向导》发表文章攻击国民党。孙中山同意8月前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弹劾案。8月23日，在国民党一届二中会议上，各方争执或博弈的结果是，通过在执委和政治委员会中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的方式与共产国际直接沟通。这样的解决方案即便已经引起了中共的极大担忧，在国民党内部也仍然没有达成一致，但是，至少是出于等待正在途中的苏联军火以应对广州商团的威胁，孙中山仍然压住了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意见，没有同意与中共决裂。尽管商团事件在国共合作下被平定，但在通过与军阀合作还是通过动员民众的方式实现革命的目标上，国共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10月23日，军阀冯玉祥驱赶了曹锟，控制了北京，他呼吁孙中山、段祺瑞和张作霖到北京商议国家大事。孙当然认为是一个好的机会，而中共却认为与军阀之间进行交往不会有什么正当的结果。
孙中山的去世（1925年3月12日）显然开放了国民党内部关于“容共”问题的进一步争议。之前，国民党元老级的人士例如张继、吴稚辉、李石曾等人早年为无政府主义者，彼时他们与之后为共产党领导人如陈独秀均有不同程度的私交，仅仅是因为政治生涯的变化各自有了不可逾越的立场，在新的合作中有了更多的警觉与防范，而事实上，共产国际和中共在加入国民党之后的工作中显然有不限于个人的组织活动，在国民党内的中共党员主要听凭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挥，这自然越来越引起国民党部分人的高度重视。就在1925年1月7日，出生侨商、从兴中会起就跟随孙中山的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还结合其他意见相同的国民党人在北京组织“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并通过决议要将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以保证国民党党权不至于最终落入共产党。冯的行为进一步导致国民党党内的思想混乱。总之，孙中山的去世，国民党内部失去权力与威信核心，“容共”政策面临严重危机。为了维护党的凝聚力，戴季陶在1925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务必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定为国民党的“思想中心”。即便一开始并不反对“容共”，但在之后完成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中，戴季陶也开始明确：“凡是一个主义，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也一定具有统一性和支配性，假如这几种性质不具备，这一个主义，一定生不出信仰，生不出力量。”戴季陶明确了自己的意见：“在组织上，凡是高级的干部，不可跨党。”[5] 戴季陶显然不赞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他说，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就是为了避免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戴季陶的小册子激起了党内反对“容共”的势力发展与情绪的高涨。1925年7月1日，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主席为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与北京政府形成了一种究竟谁具有历史合法性的冲突关系。1925年8月20日，支持“容共”的国民党人廖仲恺被暗杀——这之后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部分成员进一步坚定了清除共产党的决心，8月30日，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干脆指明：“戴季陶的主张，根本上还是要消灭C.P.，消灭无产阶级的政党。”[6] 9月，共产国际鉴于国共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发出指示：“对国民党工作的领导应当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班子”。然而，在广州的鲍罗廷没有顾忌这些指令，继续推进排挤国民党右派人士例如将胡汉民、许崇智的工作，一大帮国民党人被各种方式挤出广州，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实际上把持了广州国民党。11月16日，部分国民党要人例如林森、邹鲁、邵元冲、居正、戴季陶、叶楚仓、张继、谢持、吴稚辉等人在北京以中央执监委联名通告各地执监委：“决定于本月梗（二十三）日在总理灵前召开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11月22日，邵元冲、叶楚仓、沈定一、邹鲁和谢持确定了会议议题，确定“与共产派实行分离”。次日，有九人（林森、邹鲁、石青阳、石瑛、覃振、沈定一、谢持、茅祖权、傅汝霖）参加了这次在北京西山举行的会议（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宣言：
两年以来，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者，在本党中一切言论工作，皆系受共产党机关决议与指挥，完全为共产党之党团作用。本党党部及党员，曾再三以至诚之意，纠正劝告，劝其勿负加入之初衷，迄无结果，且益进行其妨碍本党之行为。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势力，且藉以维持苏联。此不独事实昭然，抑且文字证据俱在。
共产党员忠于共产主义，虽违信誓，原无足责。在本党则自有主义，自有工作，虽推倒帝制，扫除压迫，与共产党同其步趋，然中苏之历史不同，社会之情状亦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势不并行。若共产党员，长此隐混于本党之中，使两革命团体之党人，因内部问题而纷扰决裂，致妨碍国名革命之进展，不若分之，使两党之旗垒，崭然以明，各为其党之主义而努力奋斗，且于革命进程中有合作之机会，转得商洽并行，实为革命团体恒有之事实。
用是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善意的决定，凡共产党之加入本党分子，尽数取消其在本党之党籍，免使两革命团体因内部问题而相消其革命力，益以促进国民革命之成功。[7]
“西山会议”表明了国民党内部主要因国共合作问题而产生分裂。尽管广州方面在法定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也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并于12月4日发表通告宣布“西山会议”派的各项议案为非法，但是，基于西山会议派中有不少国民党元老以及人们对其陈述的事实的认可，导致事实上不少国民党人支持西山会议派，由此各地国民党组织内也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两派冲突。
1926年3月，政治神经高度紧张的蒋介石在与接替鲍罗廷工作的季山嘉（Kisanca）和汪精卫的工作沟通中难以做出清晰的政治判断，当季山嘉最终不再同意推进一直筹备中的北伐，而汪精卫对他的工作也表现出轻视和缺乏耐心时，他怀疑自己在复杂的国共合作中面临了来自不同形式的陷阱和不同方向的攻击。3月18日中山舰的偶然异动，使得蒋介石认定季山嘉和汪精卫正在对他实施绑架阴谋，以致他采取了断然“镇压中山舰阴谋”的措施，导致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下令在广州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军队占领中山舰，逮捕担任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李之龙；拘押担任卫戍广州任务的第二师共产党代表；收缴苏联顾问卫队武器，驱逐鲍罗廷等18名苏联顾问；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尽管在十多个小时之后蒋发现他多少有些神经过敏，而放弃了其中的一些行动，但之后在与苏联顾问和中共代表相处的策略中，蒋介石加强了依赖军事强力的决心，同时，无论党内左派还是中共以及共产国际与他有怎样的策略迂回，他开始将对季山嘉和汪精卫的注意力转向了对共产党的限制。4月，当鲍罗廷再一次回到广州，他发现蒋介石的周围开始增加了那些对共产党不信任的人。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讨论由林伯渠、谭延闿、蒋介石等人联名提出的关于成立两党联系会议以解决两党纠纷问题的提案。蒋介石提交了《整理党务案》，核心条款是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和权力，结果是谭平山不再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毛泽东、林祖涵、刘芬分别不再担任宣传部代部长、农民部长和秘书处书记长。这时，蒋介石明显接受戴季陶的观点，他在不同场合下的讲演中强调：一个革命只能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不能有两个中心，两个主义。5月27日，他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闭会日的讲演词就有这样的政治逻辑，以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
世界革命须统一，中国革命也须统一。世界革命有第三国际统一指挥，中国的国民革命是要由国民党统一指挥的。[8]
他在6月6日的一次讲话中如此明显地告知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现时纷纠的环境中，因为要求革命势力统一，早日成功，我必须退出共产党，做一个纯粹的国民党员，以谋革命势力的集中。”“等到国民革命成功，再加入CP，并不会迟。”[9]
基于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迅速出师北伐”的提案，蒋介石获得了高度的集权，7月1日，作为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下达了北伐部队总动员令，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明确了战时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接受总司令指挥。9日，蒋介石发表《北伐宣言》：
革命战争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三民主义为其基础，拥护国家及人民利益；故必集中革命之势力于三民主义之下，乃得推倒军阀与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10]
27日，蒋介石推进了陆续征讨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的北伐军事行动。
然而就在7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制定了一个分化国民党的策略，这个时候，“‘推翻蒋介石’，是左倾口号，‘拥护蒋介石独裁’则是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告诉中共同志，即便知道蒋介石在一年或三年后是中共的敌人（“将来之敌人”），现在也要将其视为“友军”，会议制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对右派”，目的在于争取到国民革命的领导权[11]。基于这样的目标，陈独秀还在1926年7月7日于《向导》（第161期）上发表《论国民党政府之北伐》，除了表明自己的批评性观点，在文字中还不乏对蒋介石的北伐给予了揶揄。这种态度不仅引起了黄埔军校许多学生的反感，还刺激了蒋介石的政治神经，他要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这种破坏两党合作的文章作出解释。同时，蒋介石的态度当然会使鲍罗廷和陈独秀的努力视线更多地转向利用国民党左派。9月，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将策略调整为在维持蒋介石的中央军事领袖地位的前提下，把党权交给汪精卫，实行“汪蒋合作”。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11月和12月，南昌与福州分别被北伐军攻陷，从结果看，北伐战役似乎没有受到党内政治斗争的明显影响。
在国民革命的政治运作中，蒋介石与中共之间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工农运动，蒋介石一开始竭力维护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但是，谁是农工运动的领导者？如何控制农工运动的范围？例如，在他看来，北伐期间，在广州的工人就不能够罢工，这不仅影响后方生产，社会秩序难以保障，工人纠察队也可能形成第二政府以致失控。这个时候的中国，各地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不简单是进行单纯的阶级斗争，此时中国的阶级分化远远没有中共领导人更不用说共产国际想象的那样纯粹的程度，其中掺杂着复杂的社会成分、政治意图与个人动机，1927年2月22日的长沙《大公报》就提醒说：各地农工运动都有靠“踏烂鞋皮的、挟烂伞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人做“革命先锋”的现象。这些人的行为不端，侵扰人身，打劫财物，导致人心惶惶。鲍罗廷在这个时候也鼓励使用痞子和流氓参与运动，《大公报》里有他这样的文字：“农民受压迫过久，稳健分子不易起来。是要痞子、流氓做先锋，真正的农民才得起来。”[12] 次月，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针对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观点有过反驳，他为农会的“过分”举止是这样辩护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13]
这类农工运动导致农村与城市的混乱可以想象，只是在处于主导地位的国民党和处于寄生国民党的共产党之间有不同的判断和策略而已。在两党分歧的基础上，蒋介石已经越来越怀疑中共甚至在更加宽广的社会领域发动“倒蒋风潮”，1926年11月，在社会和在黄埔军校里出现的反蒋口号，让蒋意识到“从中CP或有作用”。
当汉口于10月10日被北伐军占领之后，北伐的阶段性胜利使蒋介石考虑是否可以将党政中心迁移到武汉。然而，鲍罗廷于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的“临时联席会议”将蒋介石的重要代理张静江排除在“最高职权”之外，这意味着蒋介石的党政权力被彻底剥夺，基于此，蒋策略性地提出将最高权力机关暂时设置在南昌。在武昌的国民党人颇为愤怒，鲍罗廷因为有莫斯科的支撑，决定引导武汉国民党人剥夺蒋介石的党政权力。3月，武汉国民党左派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产生的各种决议旨在充分限制与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其中包括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及军长须由中央委员会任命。武汉政府的这次会议不仅表明了中共控制国民党的胜利——中共党员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进入国民党党政领导核心，也完全透露出武汉国民党左派准备向蒋介石夺回一切权力，基于这样的形势，掌握军权的蒋介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14] 3月21日，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上海——之前孙传芳的军队在北伐军的广泛宣传与鼓动下已经失去了与国民革命军对抗的信心而逃离上海，23日，北伐军又占领南京。当天发生的“南京事件”[15]促使蒋介石的国民党决定尽快采取“护党”措施。
注释：
[1]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329页。
[2]《总理关于民生主义之演说》（1924年1月2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3页。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3] 这种警觉很快就转变为明显的对抗。就在国民党一大后不久，刘成禺、冯自由等人就组织秘密会议并通过决议警告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利用跨党机会夺取国民党的权力；4月，孙镜亚向孙中山状告李大钊违反国民党党纪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因为李承认北京政府与俄国所签订的中俄协定。复杂的是，苏联与北京政府于1924年签署的协议规定不能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在苏联与广东政府签署的条约里则没有这一条规定），而李大钊正是由于在北京传播苏俄共产主义于1927年被当局逮捕，这也表明，在这个时期，中共尽可能地在从事自己独立的地下工作。
[4] 《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共产党案》，《革命文献》第九辑，第72页。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
[5]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6] 瞿秋白：《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7] 《中国国民党取消共产党派党籍宣言》（1925年11月23日），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页。
[8] 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页。
[9] 蒋介石：《关于设置革命军总司令之谈话》（1926年6月5日），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10] 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346页。
[11] 《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1926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176页；陈独秀：《关于中共中央一九二六七月全会的情况报告》（1926年7月21日）。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12] 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3]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18-19页。
[14] 《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24-125页。本书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页。
[15] 该事件为3月24日有身着国民革命制服的士兵对英、美、日等国领事馆、商店、住宅、学校、医院的骚扰与劫夺，有包括金陵大学美籍副校长和震旦大学美籍预科校长在内的外国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被杀，不少外国人受到殴打。引发英、美军舰向城内炮击，中国军民均有伤亡。该事件成为帝国列强质疑北伐并进行干涉的理由。后调查，国民革命军士兵为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祖涵第六军以及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二军的官兵所为。林与李均为中共党员。之前，中共收到苏俄北京使馆转来的莫斯科秘密训令：
必须设定一切方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为达到此种目的起见，必须设法获得各国对于群众之使用武力战斗，为引起各国之干涉，应贯彻到底。不惜任何方法，甚至抢掠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遇有与欧洲军队冲突事件发生时，更应利用此种机会实行激动。（转引自李云汉：《中国近代史》三民书局2018年版，第360页。）
李宗仁回忆：“此一事件，显系共产党所故意制造。因我军席卷东南后，军威极盛，东南又是富庶之区，入我治下，简直如虎添翼。惟此时国共裂痕已日益明显，清党空气正在酝酿之中，共党为先发制人计，乃阴谋借刀杀人，在东南地区挑起外衅，拟利用外人与我军为难，而彼辈则坐收渔利，因而制造此一南京事件。”（《李宗仁回忆录》[上]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