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布尔塞维克》1卷第15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布国民党为国民公敌宣言”，宣言列举了1927年“4.12”事变以来逮捕、杀戮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事实，认为“国民党已经是赤裸裸的军阀官僚豪绅资产阶级反革命了”。基于国民党的种种罪状，中共号召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立苏维埃的中国”。
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发动“南昌起义”，到之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秋收起义”和张太雷、叶剑英、叶挺发动的“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地方由中共组织的武装暴动，中共没有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两年后，李立三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它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1] 其时（8月1日），参与或者主张南昌暴动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士还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篇《中央委员会宣言》，宣言中仍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拥护总理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一切曲解或背叛主义政策之主张。”[2]
南昌起义失败后的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发表了《告全党党员书》。这份文件可以被视为中共对前一个阶段革命工作的总结，集中批判了陈独秀中央的“机会主义”与“投降政策”，指责陈的中共中央在之前的革命斗争中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放弃了土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告全党党员书》中总结说，之前党的文件中希望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进而想在土地问题上通过乡村自治的方法去逐步解决的策略是完全错误的。针对农政部要求各地农村合法地惩办土豪劣绅的布告，《告全党党员书》说，“这一布告及一切农政部的行为，最足以表现本党当时对于土地问题之反革命的妥协的方针。”实际上，这一切不过是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交锋在中共内部行动中的表现，前者希望推进武装革命，而后者认为条件并不成熟。在整个《告全党党员书》里，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矛盾被消弭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因此，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只能由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承担，其失败被认为是陈独秀中央出卖革命的机会主义所致。文件充满了为了实现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成功而坚定地引导工农实行武装革命的语气，文件还强调了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并不对立，文件谴责陈的中央：“潮流似的工人阶级向着真正工农民权独裁进行，中央却尽力阻止工人运动走上这条革命的道路。”基于符合斯大林观点的立场，“八七”会议做出了推进武装斗争的决定，在这个会议上，候补中央委员毛泽东保持着之前的激情提示说：“政权要由枪杆子去取得。”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文件重申了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的指示：“现在的局面中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之内取得领导权，而打算达到无产阶级在中国之内的领导权，是不可能的。”[3] 陈独秀中央因没有能够执行这个指示而受到全党的谴责——尽管事实上万里迢迢的共产国际并不知道这个指示根本就不具备执行的条件。
之前“过火”的激进政治目标受到了“八七”会议精神与文件的再次鼓舞与支持，这是导致中共不仅没有从国民党为护党清洗所实施的屠杀中保持冷静，反而积极推进武装起义的直接原因。基于经历过激进运动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的革命势头，中央政治局决定举行秋收暴动，通过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毛泽东被安排前往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使用国民党的名义不同，毛泽东强调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1927年8月18日，毛泽东被湖南省委任命为前敌委员会书记[4]。9月初，起义队伍开始破坏铁路，以便11日各县起义以及之后的长沙起义。但是，铁路的破坏程度非常有限，安源工农军、浏阳、平江农民军、长沙农村暴动均告失败。9月19日，起义部队已经汇集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鉴于起义困境，毛泽东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朝农村退却。在省委书记彭公达的《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中有这样的总结文字：
湖南的秋收暴动是要发动农民的土地革命。暴动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党去制造和鼓动重要的工作，是在全党动员到农民中去，湖南党在领导此暴动中，对于农民的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党根本没有注重农民运动，因此各地的暴动起来，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不但没有掀起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狂潮，连取得农民对此次暴动的兴趣都没有，这是此次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5]
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将不足1000人的队伍缩编为一个团；同时把党的支部建立在连上，在士兵中发展党员，红军中的党代表也改为政治委员，连的政治委员改为政治指导员，以便军队成为党的保护力量。10月3日，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10月27日，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茨坪扎营，并很快将这里的民间武装改编成了自己的队伍。之后，中共将此举的结果视为建立了第一个排除“城市中心论”的农村根据地——崇山峻岭地形复杂森林丛丛便于躲藏、生存和采取游击战术应对正规军。尽管秋收起义失败，但是毛泽东从此有了一支最早的军队，这支军队大致混合了农运的积极分子、安源失业的矿工以及国民党武汉政府的一部分军人。
“八七会议”还派生出1927年12月11日的一次广州军事暴动（广州起义）。尽管一些主要的领导人原来是国民革命军的重要军事成员：叶挺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前敌总指挥，叶剑英在南昌起义前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像聂荣臻、恽代英、彭湃也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人物，但是中共将这次起义视为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的一次标志性的历史壮举。尽管南昌起义失败，但中共试图利用国民党南北政府（李济深与张发奎）之间的冲突，并基于广东工会与农会的活跃[6]，继续在广州寻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武装革命的突破口，这个非常血腥的暴动[7]取得了短暂的成功，暴动队伍在起义的当日宣告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甚至发布了《广州苏维埃宣言》：
在12月10日夜至11日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赤卫队和教导团联合夺取了公安局及一切政府军事、财政机关。在城里几处次要的地方尚在肃清中。红军用他在公安局夺取的铁甲车、机关枪、大炮解决各反革命的反抗。[8]
但是在次日，张发奎的军队和驻守广州珠江南岸的第5军一部，在英、美、日、法军舰和陆战队的配合下，迅速击溃了这场起义，起义领导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死于暴动。苏联使馆有人参与了广州起义，外交官被虐杀，领事馆也被关闭。13日，起义军队残部撤出了广州，部分队伍在花县（今花都）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师；还有少数人在韶关附近与朱德、陈毅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合。1928年5月，朱德与陈毅的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他们将各自的部队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接近4000人。12月，彭德怀湖南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也到达了井冈山。自此，中共完全脱离了国民党组织。
1928年6月18日，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广州暴力革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但是秋收起义却没有被充分认可[9]。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了政治报告，但他也因犯“左倾盲动暴动主义”的错误而失去权力，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组织过“五卅运动”的李立三是宣传部长，而周恩来任军事部长。会议通过的政纲核心就是建立苏维埃政权，推进土地革命。同时，党的工作重心仍然被放在城市。1929年12月15日，已经被中共开除党籍的陈独秀仍然关心着中共的命运，他与他的同志（托陈取消派）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里说：“最近国际更进一步训令中国党说中国革命复兴已经成熟。这分明是国际自从‘八七会议’一直到现在极力供给中国党以盲动主义之前提。”[10] 果然，李立三于次年执行共产国际的任务没有获得成功，他在汉口组织工人罢工进而通过武装暴动的行动统统失败。共产国际指责李立三一味搞暴动，没有有效地组织工人，没有让中共在工人队伍中获得稳步发展。李立三成为陈独秀之后承担政治责任的中共领导人[11]，他受到批判，在1930年8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关于李立三的错误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里，李的言行被谴责为“不是最坏的冒险主义，就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12]，党内一致将失败的责任归结于李立三[13]。1930年9月底，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在中共三中全会上采用了一个“调和主义”的态度：既指责左倾盲动，又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城市暴动被叫停[14]。然而，共产国际没有肯定这次会议中瞿秋白和周恩来的意见，1931年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李立三和瞿秋白均被边缘化，中共的最高领导权事实上从向忠发转移向陈绍禹（王明,1904-1974）——作为斯大林的代表、一手操办四中全会的米夫（Pavel Mif）是王明的后盾，会上，王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进入政治局。向忠发于6月24日被国民党逮捕，尽管叛变仍被枪杀，王明正式继任中共总书记——中共党内开始了被认为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的“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三个月后，王明随米夫回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5]，博古接任王明的职务。不过，米夫在四中全会上的独断及其决策自然也引起了党内强烈的反感[16]。
毛泽东不在党中央决策核心，他在湖南的行动（秋收起义）也没有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并于1927年11月14日被开除出政治局和湖南省委。但是，在次年6月底于莫斯科举办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急需党的授权的请求信，鉴于毛泽东的举措与结果正好与他在中国组建红军的战略相吻合，他敦促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并同意在井冈山的毛朱军队再次成立前委，组建红军，毛任书记，朱德为司令，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党内取得了认可。当1929年1月14日国民党军队围剿井冈山的中共时，毛泽东与朱德带领红四军向赣南进发，进而是闽西，期间，通过古田会议抑制红军队伍中不安分的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通过分田运动吸引农民拥护甚至加入红军，到了1930年上半年，中共红军发展到十三个军（6万多人）。几年后，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说：
1930年2月7日，江西南部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党会议，讨论今后苏维埃的纲领。当地党、军、政代表都出席了会议。会上详细讨论了土地政策的问题，由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所发动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被打败了。会议决定分配土地，加速建立苏维埃，在这以前，红军只是组织地方的和乡的苏维埃，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7]
毛泽东这里提及到的“那些反对分配土地的人”是当时部分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负责人，这些人针对土地革命，提出仅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而不要扩大范围，被毛泽东指责为托洛茨基陈独秀的路线，如此将导致取消土地革命。毛开展了一次“肃清地主富农”的党内政治斗争，之后，党内开始了江西苏区“肃AB团”的残酷政治运动[18]。显然，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绵延不绝相似，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与派系。而这个时期重要的派系主要是那些倾向于听命共产国际指示行事并于六届四中全会上正式登场的王明“国际派”，这个派系由一些去苏联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的人构成，也被戏谑为“28个半布尔什维克”派，主要代表有王明、博古（秦邦宪）、张闻天（洛甫）、沈泽民、王稼祥、杨尚昆等29人[19]。 尽管毛泽东不正统的行径始终受到国际派党中央的质疑与指责，但是唯有毛泽东的队伍在群山峻岭的江西山区中存活了下来，并推动着中国革命，这让共产国际对毛的评价保持着基本的正面。事实上，自从国民党清党，中共在全国各地的队伍遭到大规模的清洗与虐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本来就处于危机之中，随着国民党对中共组织的破坏，党的许多高级干部被捕，例如顾顺章、向忠发的先后被捕叛变，中共损失了大量的党员，以致在1931年秋天，那些“国际派”成员也愿意屈尊前往江西希望在朱德与毛泽东的地盘上寻找安全感。这时的毛泽东已拥有更多的自信与政治资源，以致于即便有苏联培训官员在一旁，他也敢于独断意见，坚持自己的主张，不会简单服从党内其他人的观点——他已经是于11月7日在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家”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冲突是无疑的，国际派基于自己的正统和与共产国际的亲密关系，试图让毛泽东就范他们的规矩，党的实权仍然在国际派手中，尤其是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权力受到明显的削弱。直至1934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面对国民党正规军而采取保护红军势力的游击战术仍然受到抨击，以致毛泽东没有能够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到了7月，毛泽东甚至不能参加党内的会议，他作为中央执委会主席空有其名，国际派仍然控制着中共，尽管莫斯科的王明与国内苏区的领导人博古也存在着意见分歧。的确，历史很难使用道德判断，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无论来自外部的攻击还是内部的指责，都是特殊的语境所致，党内斗争与冲突过程中使用的那些词汇——“左倾”、“右倾”“盲动”或者其他什么“主义”——往往是不同派别的路线与策略在政治实践和权力博弈中的表述，最终只有结果及其影响才能成为人们进行历史判断的依据。毛泽东此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力，他将不断经历挫败和风险，继续依凭自己的智慧，利用他可能利用的方法和党内不同意见甚至不同立场的人际同那些至少是缺乏灵活性的共产主义信仰者进行博弈，同时在自己的队伍中也采取复杂的政治手腕以便巩固自己的势力，直至最终战胜国际派和其他领导人，在党内取得最高领袖的地位。实际上，正是1934年，基于与博古等人的矛盾没完没了，王明开始了对毛泽东的重新认识。这一年在他的协助下，共产国际出版的《中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书里，收入了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内部获得这样的政治待遇在30年代仅仅限于王明与毛。
注释：
[1] 李立三：《党史报告》，《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67页。
[2] 署名有：孙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于树德、恽代英、毛泽东、邓颖超等22人。该文发表在南昌《民国日报》。
[3] 以上参见《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转引自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66页。
[4] 1926年2月，毛泽东受到汪精卫的器重被任命为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兼任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作为北伐推进的最早的区域，湖南的国民党当局接受苏联的指示和资金帮助，建立农会（到了1926年6月，农会已遍及粤、湘、鄂等17个省，全国200多个县成立了县农会，会员达915万多人），农会激烈的举措导致不同于之前的社会结构的紊乱。毛基于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考察，于1927年 3 月 5 日, 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 周刊第 35、 36 期合发表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限于前两部分。之后又于3 月 28日的 在《中央副刊》 第 7 号发表该文的部分内容。）
[5]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
[6] 其时，国民党武汉政府正与南京政府对抗，武汉政府所属张发奎的军队趁南京政府所属军队进攻南昌起义时，试图与桂系李济深争夺广东控制权。中共利用这样的矛盾（中共甚至也暗暗控制了张发奎军队有战斗力的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发展自己的党组织，工会、农会，在城市组织工人罢工（10月14日海员罢工），在农村发动抗租暴动（9月，东江等地区），到了10月30日，南昌起义余部在海、陆丰发动农民起义，并成立苏维埃政府，领导人是彭湃——他先于毛泽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
[7] 国民党桂系势力人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录：“全市火光烛天，尸体狼藉。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匆忙前往肇庆，急令黄琪翔回师平乱，黄氏乃率部反穗。张、黄二人以共党在后方捣乱，破坏其一统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无红巾亦死。一时广州全市全城鬼哭狼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实为民国成立以来鲜有的浩劫。”（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8]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册（1927-193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6页。
[9]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里说：“秋收起义底政策之机械地应用，亦就发生有些地方底玩弄武装起义和军事冒险的行动。”“轻视了帝国主义及反动派底势力，夸大了农民运动底胜利，对于革命失败程度的估量也是不够，因此，例如没有估量环境的两湖武装起义计划，就是错误的。”（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140页。）
[10]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41页。
[11] 实际上，李立三于1928年6月23日在中共六大报告讨论上也谈到过“盲动主义”的问题，他说：“革命遭受了失败，但一部分急进分子是不能忍耐的，而走上群众前面去了，这就是盲动主义与强迫罢工的来源。” （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5页）实际上，这是一个在苏俄革命刺激下的激进主义的时期，党内不仅仅是少数人具有盲目暴动的情绪。从1929年到1930年，正是共产国际批评布哈林“右倾”的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听命者，中共当然必须执行激烈的暴力革命。
[12]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0页。
[13] 1927年参加共产党的夏衍在会议左联工作时有这样的描述：
1930年的确是难忘的一年。因为正当“文委”领导下建立起左翼文化工作的各种组织，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宣传马列主义思想、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的时候，党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四月间决定筹备“红五月”行动，五月五日（或七日）那一天，在南京路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飞行集会，损失很大。六月上旬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同时取消了党、团和工会的正规组织，成立了各级“行动委员会”（⋯⋯）。从此，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同时还决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并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我还记得当时闸北区“行委”的油印刊物上还出现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8页。）
在说明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果的原因时，夏衍也提及到了第三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实行“瞎指挥”。
[14]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到1930年9月，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229个，党员人数由六大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0万多人。赤色工会会员达到10万人以上。（杨忠虎、王明主编：《中共党史简明读本》人民日版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15]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派出驻莫斯科代表团，主要成员有王明、康生、陈云、吴玉章、李立三、饶漱石、黄药眠。代表团的主要工作为保持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领导工作在苏联的中共党员等。
[16] 被米夫开除党籍的罗章龙以后有这样的回忆：
为了商讨党的领导突然被米夫、王明一伙撤换及我们的党籍被开除，我们对此应该作出直接的反应，为了反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为了使党的工作不停留于内部辩论的阶段而将革命继续向前推进，便由史文彬、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和我及其他一些同志共同筹备召开了上海东方饭店的党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上海、江苏及苏区等各方面的代表。（罗章龙：“上海东方饭店会议前后”，《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一期，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2004年版，第177-178页）
[17]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266页。
[18] AB团（Anti-Bolshebik反布尔什维克团），为蒋介石在中共南昌起义时成立的组织，1927年“4.12”事变之后，这个组织就取消了。出于让根据地红军出身成分的纯洁性和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毛泽东早在1928年9月在井冈山开展过以清洗“投机分子”为名的“洗党”，知识分子、富农出生以及“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党员予以“洗刷”。1930-1931年，毛泽东实施了一开始是针对赣西南地方红军李文林势力的“AB团”大清洗，进而推动了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上万的红军军官和士兵作为国民党AB团成员被虐杀。（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 该学校于1925年9月成立，对外并不公开。第一批学生340名，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派出学员。中大学生名单中不少以后中共与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例如邓小平、陈伯达、吴玉章、蒋经国。还有重要人物冯玉祥子女冯洪国、冯弗能、冯弗伐；邵力子之子邵志刚；叶楚伧之子叶楠；于右任之女于秀芝。1927年7月26日，国共分裂后，学校改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1930年正式解散。“28个半”的概念产生于1929年的夏天的“十天大会”，其中的“半”源自29人中有人（徐以新）对是否成立党支部局表示犹豫。在中国内部，“28个半”被用来对所谓部分缺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党内成员的嘲讽。事实上，王明、张闻天和王稼祥没有参加过“十天大会”。1966年，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康生说：“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在大陆未去世的成员均受到政治审查，部分人受到监禁甚至被迫害至死（例如陈昌浩、张琴秋、王盛荣）。“28个半”成员之一盛忠亮在美国出版过《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1971年）一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