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之后，蒋介石的国民党忙于北伐以及与新军阀之间的战争——蒋介石似乎一开始较为忽视中共的力量，这为中共提供了喘息的机会。中共在各地发展武装队伍对国民政府逐渐构成明显的威胁。“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2月，蒋介石安排了第一次对江西共产党的围剿。在十几天的三次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以损失万余兵力和师长张辉瓒被打死而告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中共实施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非常适合与进入山区的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结果，中共将江西苏区扩展至广昌、石城、瑞金，并延伸至闽西上杭和长汀。在国民党于1931年4月1日开始并于5月31日结束的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中共的势力与空间范围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展。蒋介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很快于1931年6月21日开始亲自组织第三次围剿战役。围剿战役从7月1日开始，国民党以13万人的军队围剿共产党军队5万余人，正当国军初战克复黎川、广昌、宁都、兴国之际，广州的汪精卫、李宗仁宣布另立政府而迫使蒋介石将部分军队调至湘粤边境；1931年9月18日，日军占领沈阳，理由是柳条沟铁路被炸，蒋介石一方面劝阻张学良尽量避免战事，同时为应付9.18事变又调动军队增防华北，围剿中共的安排不告而终，国民党对中共的第三次围剿于9月20日结束。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与日军的步步逼近消耗蒋介石大量的精力与资源，11月，日军几乎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以致围剿中共的战役无法推进下去。蒋介石前后为难，他于11月30日说出了这样的话：
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辱，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1]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的挑衅牵动了国民党十九路军陈铭枢部的抵抗，国民政府与日军达成《淞沪停战协定》使上海暂时成为非驻军区；3月9日，日本人拥立的满洲国成立，溥仪成为帝国皇帝，民国政府面临又一个政治挑战。与之同时，中共一直在扩大自己的武装与活动范围。基于准备全力以赴投入抗日战争，蒋介石决定先彻底将中共消灭并摆平军阀异动，扫除国民政府在国内的障碍，最终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932年2月，国民政府以何应钦为江西、广东、福建和湖南的剿匪总司令，部署第四次对中共的围剿，这一次开始于1933年1月的围剿耗时121天，有15万多的国民党军队参与围剿，共产党的军队仅有6万多，指挥领导大多为毛泽东的派系，例如朱德、周恩来、林彪、彭德怀、陈毅以及贺龙等，国民党通过建立碉堡、设保甲和编制民团来应对中共的游击战术，打退了中共的主动出击（金谿、临川、南丰和乐安等地）。然而围剿期间，日军已经推进到了对华北构成严重威胁的榆关和长城诸口，民族危机再次迫使国民政府将军队调往北方。考虑到尽快消灭中共势力，同时为抗日战争做最后的资源准备，在局部抵抗没有击退日军进攻的困境下，国民党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签署《塘沽协定》，划定冀东22个县为非武装区（规定“中国军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改线。”），试图缓解日军的军事进攻——胡适认为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2]，对于蒋介石来说，尽可能推迟与日军正面战争以便加强军力的准备非常有必要。1933年10月17日至1934年10月14日几乎一年的时间，蒋介石接纳德国军事顾问福根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的建议，利用碉堡群和公路网对中共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展开第五次围剿，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和国民党80万人军队的围剿下，15万人的中共军队以及之前有效的游击战术没有能够抵挡国军的围剿。期间（1933年冬天），中共与之前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而后被调往福建围剿中共的十九路军陈铭枢以联合抗日进行谈判：双方停止军事行动，秘密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0月26日），红军在福建境内的组织与活动受到福建省政府和十九路军的保护，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徐谦等人于11月22日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队名称改为“人民革命军”，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抗。然而，由于中共怀疑福建方面的革命性，最后也基于共产国际的判断，没有对作为合作者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提供军事增援[3]，例如1934年1月24日至25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所作的政府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至于福建所谓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说他有一点革命的性质，不完全是反动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部分统治阶级以及在共产主义和反动政治之间用‘第三条道路’的虚伪口号来欺骗人民的鬼把戏而已。”[4] 另一方面，蒋介石于11月22日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谓：
据报陈铭枢李济深之徒，窃据福州，假借我十九路军名义，凑合第三党社会民主党之反动分子，倡言联共，背叛中国国民党，反抗国民政府，组织其共产党化身之所谓生产党与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废弃本党总理自革命以来所创造青天白日之党国旗，而揭其上蓝下红中嵌黄色五星之叛旗。值此国难严重之秋，全国并立“剿共”之日，乃竟有此危害党国自促灭亡之举，是诚何心，良难索解。[5]
1934年1月，这个本来获得了抗日声望的队伍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镇压，十九路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七路军。尽管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然希望先完成对中共的围剿，做好各项准备，彻底面对日军[6]。另一方面，由德国顾问李德（原名Chey,又名Albert）给中共建议的“短促突击”的策略也没有成功，在国民党密集的碉堡战术的推进下，4月28日，中共在广昌战役中失利，10月6日，石城战役中共继续战败，10月18日，中共正式放弃江西根据地，为了保存实力尽量减少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主力南移：8万多人队伍的中共红军开始了被称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莫斯科与中共失联。尽管国民党建立了严密的军事封锁线，蒋介石在有可能犹豫的情况下放过中共主力4万人之后，才切断后面队伍的去路，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让中共主力先行进入西南地区对当地军阀构成威胁，减少国民党军队之后挺进西南可能发生的摩擦与冲突——追剿中共匪军也成为国民党中央军顺利进入边远地区的充足理由。同时，他那于1925年就去苏联学习的儿子蒋经国此时仍在苏联斯大林手中，他不希望因对中共的彻底剿灭而失去自己的儿子。11月10日，蒋介石的军队进入了瑞金，次年上半年，国民党对中共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告止[7]。
注释：
[1]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2页。实际上，蒋介石于1931年7月23日在南昌行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时，就开始了这个策略，他说：“必须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为安内攘外而奋斗。”这时，蒋针对的问题有：（1）粤桂军阀的叛乱；（2）石友三反叛；（3）“赤匪”蹂躏；4，“朝鲜侨胞惨案”，蒋希望把这些国内的问题解决完后，才全力以赴去应对“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也即使说，要有效地“攘外”，必须先把国内的问题解决干净才有条件，围剿中共是“安内”任务之一。“9.18事变”发生，蒋介石也采取的是“不抵抗”、不“宣战”的政策，采取这个政策的原因是中国国防能力薄弱，“若再予以绝交宣传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本书转引自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在1932年1月26日的《民国日报》社论“安内攘外之具体化”里，对“安内攘外”有这样的解释：“通过谋求政治、财政、军事的统一，确立强有力的重要权力，通过展开稳固的外交政策，使国际舆论转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本书转引自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2] 见胡适：“保全华北之重要”，《独立评论》第52、53两期合刊。
[3] 深入研究20-30年代国民党政治与军事系统是另外的课题，这里简单地说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十九路军的主要领导成员原为广东粤军第一师第四团，于1921年孙中山和陈炯明合作期间成立。陈为团长，蒋光鼎、蔡廷锴、戴戟、陈济棠等为其部下。国民党的保守与衰弱导致陈铭枢于1930年左后开始不满，但在党内，陈与蒋介石更近，这就是为什么1931年5月孙科与汪精卫在广州成立割据政府时他没有参加的原因。在“1.28”之前，陈铭枢被认为在政治上有异动，例如与AB团有联系，在政治观点上甚至与中共托派接近。尽管中国人对十九路军在上海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但是，“1.28”十九路军对日军的淞沪抗战一开始就没有获得南京政府的同意——仅有超过4000万中国民众为支持十九路军的捐款，当日军加大力量进行强力攻击，而身后没有国民政府军队的增援时，十九路军于33天后撤离。1932年5月，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剿共，可是，基于试图将精力与资源用于对福建社会与经济问题的解决，陈铭枢等人对剿共似乎没有太多的兴趣。最后，种种不满与观点冲突导致陈铭枢等人与蒋介石的合作最终破裂，决定另立政府；陈铭枢开始有与广东陈济棠继而广西李宗仁讨论合作，被拒。以后与中共的协定也没有有效执行，直至矛盾重重，最终失败。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25日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中有过这样的检讨：“过去红军没有及时的用实力直接帮助十九路军（十九路军也没有积极要求）击破蒋介石对福建的进攻，这是不对的。”（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67页）毛泽东对斯诺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在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之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4] 《红色中华》1934年8月1日，本书转引自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5]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6] 蒋介石于1934年4月5日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欲以河北陷作昔日之东北，并欲以一九三六年以前毁灭我政府，解决中国问题，是乃痴人说梦，但此时仍须以忍耐出之。”（转引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51页）
[7] 方志敏的北上抗日先遣队于1935年1月被国民党歼灭；留守的项英、陈毅部队于3月底大部被消灭其残余被赶进深山；6月18日，于3月中旬被逮捕的瞿秋白在福建长汀遭遇杀害；其他一些散布于闽西南、湘鄂赣边区以及闽东、闽北、皖浙赣边区的零星中共队伍也被一一剿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