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杨虎城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决定采取行动于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劫持了蒋介石（与之同时，张学良安排了飞机前往延安将周恩来、叶剑英、博古接到西安）。13日，张、杨发出全国通电，提出救国8项主张，并与中共商议如何操作后续，是为“西安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异动倾向早有端倪[1]，之前10月17日巴黎《救国时报》[2]报道：
据北平十二日电，美联社记者斯诺氏，最近游历陕西，回北平后发表消息，谓驻陕之张学良部下，因多系东北人，亡乡之痛甚为深切，多表示反对“剿共”内战而要求抗日，“带领我们打回老家去！”是在军中随时可听到的话。“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时，在西安举行盛大之反日大会，各界参加者达一万二千余人，张学良氏曾到场演说，并提出反日口号。十月四日在西安正式成立“东北同胞救国联合会”，除各界团体多加入外，张学良部下许多官佐士兵及陕省各级机关人员，亦踊跃参加云。[3]
不仅针对抗日问题，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允许共产党在他们的管辖区内以各种宣传品的形式发表对国民政府的不满。12月7日，蒋介石到达西安，他试图通过这次西安之行安排张学良和杨虎城完成对中共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围剿。然而，中共之前所进行的各项工作已经改变了张与杨的观点，日军推进当前，他们希望蒋接受与中共合作的意见，然而，蒋认为这样的看法将使国军在与日军的作战时受到中共背后的打击。在对中共已经与国民政府方面背后的商谈几乎不了解的情况下，张学良与杨虎城通过“扣留”蒋介石酿成的“西安事变”让中外震惊，之前与蒋介石有矛盾和冲突的军事将领们并没有因此而站在张学良一边：13日，冯玉祥电劝张学良：在“先释介公回京”的情况下，希望张学良“与介公同商国事”；14日阎锡山提醒张杨：“断然之行为”究竟是增加抗战力量还是减少抗战力量？“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胡宗南于23日的致电中希望张、杨“以共御外侮为前提，复兴民族为职责”。西方媒体的反应不一，不过，有媒体倾向于认为这是苏联“耍弄的手法”。“西安事变”显然打乱了苏联试图依赖蒋介石领导抗日、阻止日本有可能对苏进攻的计划，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占据了蒙古未开发的北部地区，将其界定为“外蒙”，并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Mongolian People’s Republic）,作为苏维埃联邦一份子，日军占领东北后如果进一步由东向西扩张，到达并控制作为内蒙一部分的绥远和新疆时，苏联将面临日军的直接威胁。迫切希望以国军拖住日军，将自己的危机压力转换到远比共产党有实力的国民党军队身上，12月13日莫斯科便来电提醒中共：“西安事变”将激化国民党内部亲日派加紧与日本合作，并与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相违背。[4] 中共内部当然有杀蒋的意见[5]，15日，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等15名红军将领致电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劝其：“接收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但是，基于莫斯科的要求，代表中共抵达西安的周恩来，只能按照通过和平来解决这个引发全国关注的严重事件的方案进行调解。16日和20日，莫斯科两次电告中共，必须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事端的立场，在16日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电报中，共产国际书记处首先明确的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6] 中共开始了“恢复蒋介石之自由”的政治安排。同样是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负责“扫荡叛逆”，南京政府相信控制张、杨，就能够保住蒋介石的生命。之前张学良原来的顾问又是蒋介石的友人端纳（William H.Donald）也于14日赴陕协助谈判，端纳基于自己与张和蒋的特殊关系，在西安和南京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方面起到了明显的缓和与有效作用。另一方面，张学良很快发现自己的行为“轻率鲁莽”：他看到了事变之后杨虎城军队在西安城里糟糕的军纪；他从缴获的蒋介石日记中了解到蒋的抗日策略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张尤其是对中共的政治策略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自己根本不可能成为联合政府的首领，在全国上下的严重关切中，当从苏联的《真理报》和《消息报》上了解到他的行为受到苏联公开谴责后[7]，张立即改变决定：保护蒋介石。蒋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与到达西安的周恩来谈判，这当然是一种要价的姿态。蒋介石知道获得自由的重要性，他通过南京安排宋美龄与宋子文兄妹到西安以表达可以谈判的态度。莫斯科协助中共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博古把让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送回国的消息带到受困的蒋介石，周恩来与蒋介石的谈判最终达成。12月27日，西安《解放日报》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蒋委员长接受救国主张”为题报道：
蒋委员长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在西安飞机场临起飞之前，向杨主任表示具体意见如下：
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于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并谓：“从本日（二十五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蒋自称）个人负责”；
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
四，改变外交政策，实行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之国家；
五，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
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8]
在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共产国际仍然在提醒中共不要坚持之前的错误：即竭力通过排除蒋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统一战线，不要以为同蒋介石在南京达成协议是投降，同时还与西安合作建立反对南京的联盟，现在的任务是“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9]。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
（一） 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 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 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 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 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保证：
（一） 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 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 在特区政府区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 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在国民党内部另一部分人看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确为新的国共合作提供了一次重要机会，以至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人于1937年2月15日还联名向国民党三中全会提案，“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引者），以救党国之危亡”。他们基于“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共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最近西安事变，尤足证实此点。” [10] 人们最后知道的结果是，中共接受国民政府的意见：停止武装攻击国民党军队，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到南京之后，蒋介石已经由“卖国贼”的名声转变为抗日领袖，“剿共”的军事行动彻底终止。现在，中共的军队虽然在国民政府的名下，但是这支军队没有受到国民党的控制，中共党组织取得了合法地位而不用接受国民党的领导，重要的是，与第一次国共合作比较，中共这时拥有受自己控制的根据地，其政治与军事行动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性，这为发展自己的力量与势力范围提供了充分的条件，而在西安事变之前，缺乏充足粮源、人口以及武器弹药的陕西黄土高原已经让中共艰辛之至，国民党不断的围剿已经使得中共失去了继续反围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注释：
[1] 1936年1月，张学良开始了与中共的密会商议。2月至5月期间，张学良分别与中共刘鼎（上海）、李克农（洛川）和周恩来（延安）秘密见过面，讨论停战共同抗日问题。张被告知：中共红军愿意与东北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并暗示有苏联的支持，而张可以任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张学良甚至试图通过安排人护送毛泽东的儿子去苏联读书以期待获得斯大林的支持。6月，张、杨与中共签署了停战秘密协定。
[2] 1935年5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创办中文报纸《救国报》，编辑部在莫斯科，印刷发行在巴黎。主编一开始是李立三，共产国际“七大”之后是吴玉章。11月，该报被法国政府封闭，在法国共产党的协助下于12月9日复刊，更名《救国时报》。
[3] 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实际上，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里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与延安之间的关系。当与共产党达成协议之后，“红军派了好几个代表到西安府去，穿上东北军的制服，参加了张学良的参谋部，帮助改组他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方法。⋯⋯”“而这种改革都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4] 斯大林希望中国通过战争拖住日本，以便保护苏联自身。早在8月15日，莫斯科就电告中共：必须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的敌对行为，共同进行反对日本的战争。9月初，中共开始执行与国民党的谈判。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共同签署反共产国际条约，这迫使斯大林要求中国尽快制定联蒋方案。
[5] 中共甚至安排叶剑英分别为8月和11月到西安与张学良讨论过军事合作与“捉蒋”计划。
[6] 转引自杨天时：《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2页。
[7] 12月14日的《真理报》社论有这样的评述：“南京政府方团结国内一切力量向抗日之途径进行，乃反动派顽强阻遏此种运动，张学良所部叛变之原因，应予此中觅其解释。”“张学良固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机会，乃彼抱不抵抗主义，不战而将东北各省让与日人。现又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抬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8] 陈益民、江沛主编：《老新闻：1931-1939》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9页。
[9]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共领导在西安事变之后的方针问题致中共中央电》（1937年1月19日）参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页。
[10] 参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4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