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共军队占领贵州遵义。“长征”之初，中共的队伍由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前一个『三人团』）带领并指挥。然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反对派对李德的军事指挥及其结果不断提出质疑。尽管王稼祥和张闻天是国际派的成员，但是，他们与博古的意见也常不统一，毛泽东利用了这样的矛盾，他从对这两位党的领导人的抵触态度转变为争取他们的支持，王稼祥被认为是“红色教授”，而张闻天这时是代替了之前毛泽东角色的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们三人很快结合成为党内另一个“三人团”，开始着手改变党的权力结构，竭力想将李德和博古从现有的位置拉下来，以便改变党失利的命运。他们获得了朱德、周恩来等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并决定尽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遵义为这次会议提供了条件。焦虑的博古同意了新“三人团”的建议，在暂时获得安全的遵义召开会议，以便总结之前的红色根据地为什么会丧失的原因。会议从1月15日到17日举行，有二十人（18个正式成员和2个列席者）参加，在博古和周恩来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副）报告之后，毛泽东对博古之前的军事决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实际上是针对之前共产国际的路线的批评，之后，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和朱德都发表了批评意见。会议的气氛与效果都支持毛泽东：之前党失败的责任都归之于李德尤其是作为党的书记的博古。会议最后由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博古的总结报告给予了指责与批评。“决议”否认博古所说中央苏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应“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对之前的“单纯防御路线”进行了尖锐的否定，结果，李德被要求不再涉足军事领导与指挥，周恩来仍然是军事的最高领导人，博古继续做党的书记，而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后，毛泽东通过书记处的决定，成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他很快成为新的军事指挥小组的三人成员之一（1935年3月），在同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的王稼祥因身体原因不能工作的情况下，性格上适合于辅佐而在能力上不适合做最高领袖的周恩来是毛的支持者。2月初，尽管没有经过党的严格组织程序，博古的位置由张闻天取代，张闻天因为接受过莫斯科的训练，因而这样的变更不会导致共产国际的不安，而这时的张则充分听从毛泽东的实际意见，在张闻天的支持下，毛泽东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无论如何，遵义会议对毛泽东来说是决定性时刻，从此，党内越来越多的人认定之后的中共开始发生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变[1]。不过，在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人数又减去了一半[2]。
1935年6月14日，毛泽东的部队（10000余人）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70000余人）在四川西北的懋功会师，之后北行于6月24日至两河口，双方在红军何去何从上有争议——毛主张前往陕北，而张国焘的意见是南下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终，8月5日的毛尔盖会议的决定是红军北上。9月，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交战失利，在可能没有共同商议的情况下，毛泽东及彭德怀、林彪和叶剑英带领一、三军团6千多人以“红军陕甘游击大队”名义逃往甘肃西南的西固附近，由于缺乏对之后的自然地理情况的了解，以致队伍在行进的过程有巨大的减员[3]。针对毛泽东的决定，愤怒的张国焘与朱德、刘伯承便在卓克基重建中共中央。而在这个时候，莫斯科的王明才从刚刚到达的陈云一行中知道遵义会议的基本情况[4]。
10月19日，毛泽东仅剩2千余人的队伍到达距离延安50公里的吴起镇，与拥有不到1万人的红第十五军的首领徐东海、刘志丹会合。重组红军与改编后的中共领导层非常清楚地呈现出毛泽东已经拥有的党内势力：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刘少奇，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军事领导人有叶剑英、林彪、聂荣臻以及彭德怀，毛泽东为苏维埃中执委主席，秦邦宪担任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但是，在国民党军队的节节逼迫下，陕北苏区的领地缩小，1936年7月，中共中央从吴起镇迁移到保安。尽管内部矛盾重重，但是基于存活与发展的可能，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张国焘、贺龙的军队于10月底在会宁与陕北红军会合。不过，张国焘不愿意受制于毛泽东的控制，他建议成立西路军，并分两支：徐向前带领的一支军队不敌国军追击，最后剩700余人回到陕北；张国焘、贺龙一支的队伍有1万5千人，11月中旬，这支红军在同心城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与同心城的距离并不遥远的陕北中共同样遭受国民党军队的严重威胁。现在，只有政治策略可能会减缓中共的生存压力。193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以中国工农红军首领（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林彪等19位）的名义写出公开信，希望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一致抗日。
早在1935年5月，日军进军冀东，国民党继续与日本签署妥协文件；10月，日本外相广田发表有关日中三原则：1，中国取消抗日行动；2，日中经济合作，分工是日本负责工业，中国负责农业；3，基于共同防共，日军可以在中国驻军。就此，蒋介石清楚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他已经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各地中共力量以及那些用“抗日”的旗号来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军阀。继清党与苏联断交之后，国民政府再次希望取得苏联的合作，以便争取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抵抗日军的推进。与之同时，共产国际也在通过建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尽可能扩大在全世界范围的合作力量，如果继续围剿中共将得不到苏联的帮助，国民党不得不放缓对中共的围剿并调整其政治策略；这时全国民众抗日的呼声此起彼伏，国难当头，围剿作为同族的红军已经失去更多中国人的认可。在7月25日至8月20日的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会上，陈绍禹（王明）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有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5] 不过，就在当年11月13日中共在国内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里还有这样的呼吁：
全中国的民众们！全体动员起来！武装起来，组织起来，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反蒋的战争！只有全国民众的总动员与坚决的武装斗争，我们才能取得抗日反蒋的最后胜利；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一切斗争的方式，不论是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商人罢市、军警罢岗、群众示威游行、游击战争，以致任何部队的反蒋战争，我们都应该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的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的组织。[6]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和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张浩（林育英）在瓦窑堡开会，会议研究了这时的政治形势与策略以及之后的军事战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由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提出了建立由中共领导下的各阶层和团体共同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并且强调了这是“各阶级联盟”，以至于所有愿意抗日的军队都可能成为抗日联军组织的成员。中共利用这个国家危亡之际，希望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包括领土的势力范围，所以宣告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他们希望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合法政治中心。尽管决议强调了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中共将推进蔓延全国各个城市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试图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7]，但是，蒋介石在“决议”中仍然被表述为“卖国贼”。1936年6月发生“反蒋抗日”两广事变[8]，毛泽东认为这为中共的生存提供了机会，他继续强调整合力量反蒋的必要性，但中共提出与西南建立抗日联军的主张被拒绝。7月始，形势骤变，蒋介石与两广领袖陈济棠和李宗仁最终达成妥协。鉴于此，为了赢得更多的民众同情和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蒋”这个表述在中共的文件中最终消失。而事实上，早在1935年秋天，潘汉年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路经香港与陈果夫安排的张冲进行谈判，商议停战抗日，之后中共寻求停战与共同抗日的工作没有停止[9]。1936年5月5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布《停战谈判一致抗日通电》，中共迅速推进着争取与国民党停战的可能性；8月25日，中共发出公开信：倡议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废除“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逼蒋抗日”；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民主共和国”代替“苏维埃共和国”。
《塘沽协定》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从平津地区被调往陕西围剿中共，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张学良与杨虎城的军队加上国民党的整体实力，1936年的冬天很可能是共产党彻底溃败的日子。
的确，之前蒋介石制定“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这个策略推进艰难，大多数人更愿意同意一个观点：国难当前，应以民族利益为重，这使得蒋介石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操作上左右为难。加上复杂的国际形势与政治背景，蒋介石不能够将苏联的立场完全调整到国民党一边，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抗战成为一个需要有效操作的问题；与之同时，以国民党为敌的中共力量显然示弱，对于共产党来说，生存与发展自己的力量仍然是主要的任务。在数次不同层面的谈判中，是否承认国民党的领导以及中共军队是否保留其独立性是两党讨论的核心问题。在双方数次谈判与文件的来回之后，1936年10月，《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形成了：
甲、 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 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争，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以必需的军械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军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和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 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机关中占有主要领导的地位。[10]
“协议草案”表明，中共在领导权方面向国民党有明显的妥协，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在全国军事指挥机关中占据主要的领导位置，并接受了国民党关于红军改编与苏维埃改制的条件。即便如此，10月中下旬宁夏战役红军失利的结果让蒋介石改变了合作条件，他甚至要求红军仅仅保留三千人，这使得中共方面认为国民党有通过合作消灭中共的可能，之后两党的谈判没有任何积极的进展。另一方面，在11月下旬的山城堡战役中，彭德怀的红军歼灭胡宗南的一个整旅，军事上的胜利为中共坚持自己的立场提供了信心，以致中共相信自己可以通过军事对抗来争取和平的可能性。结果，国共之间的合作谈判完全陷入僵局，中共仍然争取着可能的机会。
注释：
[1] 没有具体的数据证明之前红军在开始西征后因战斗而受到明显损失。到达遵义时，红军从约八万人减少至不到五万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加入红军时间不长的士兵在中途离开了部队。但是，在现有的材料中，没有证据表明博古的职务被张闻天所接替是有正式投票或者符合党的纪律程序的。陈云手稿提及：“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浦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按照周恩来的回忆，“主席把我找去说，洛浦现在要变换领导”，于是“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浦做了”。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说：遵义会议之后，“毛只是进了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他本来就已是政治局委员了。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一个月以后，也就是在1935年2月，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他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浦，自己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不过，有调查材料说明：自从向忠发被捕叛变之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即决定不设总书记。博古于1943年11月1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及过：临时中央政治局“到酒店开会（明、周、卢、博四人）决定不设总书记。当时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参见《红色决策：中国共产党重大会议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第93-94页；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1931-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2页）
[2] 在1984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为了在《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突出遵义会议对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张闻天批判“三人团”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不是没有提及，就是“不重要”了。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书记处，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张闻天从1935年至1943年担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之后的党史中不再被提及。（参见何方著：《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上、下册，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年4月初版）
[3] 王明回忆说：“部队起程时，既没有充分的物质保障（首先是粮食和冬装的储备不足），也没有得到这些雪山和沼泽地带的气候、自然和其他条件的必要情报。结果，红一、三军团的实力受到的损失比其他部队要严重得多。比如，1935年9月，一、三军团出发时共有一万七、八千人，但战士大批死亡带来的后果是，部队很快就只剩下了五千人。而在十月份，经过了两次不大的战斗以后，军团补充了人员，总共也才五千七百人。”（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页）
[4] 在陈云的文章《英勇的西征》（《共产国际》[中文版]1936年第1、2期合刊）里，尽管介绍了红军到达遵义休息了十二天的情况，但对遵义会议没有提及。陈云向王明解释说：“本来这不是全党代表大会，不是中央全会，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局的一次常会；有什么特殊必要去提它呢？”陈云补充了会上讨论的问题：“就两个职务更换了领导人；实际上这是会议的主要问题。毛泽东早就想接替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因此才以洛甫也将代替博古任书记为条件，同洛甫结成同盟。现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有什么必要再去谈它呢？”（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0页）
[5]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页。
[6]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三、四册补编（1927-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9-380页。
[7] 党内最早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王明。1934年11月，王明在《新条件与新策略》中提出了这个口号，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之后，王明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八一宣言）（10月），11月，王明在新的文章里提出了“联蒋抗日”。
[8] 30年代，在与所有地方军阀或军事将领的博弈中，蒋介石面对的广东和广西是最有势力的。在镇压十九路军并将中共红军驱除江西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开始逼近两广。这给广西的地方势力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广东的李济堂以巨大的威胁。两广本来希望通过留住被蒋介石释放后回到广东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以显现两广力量的合法性，但是胡的去世（1936年5月9日）让两广失去这个机会。6月1日，两广领袖通电敦促南京政府推动抗日，并将自己的军队改名为“抗日救国革命军”。这个军队开往华北的计划受到南京政府的阻扰。双方基于不同的考量——两广领导者清楚自己的势力不敌南京，而蒋介石也不希望此时爆发内战，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广西听从南京的指挥——李宗仁被任命为广西绥靖公署主任，白崇禧为国民党军事会议执行委员会委员，广东的陈济棠逃往香港。
[9] 1935年1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安排张子华到南京与国民党驻香港负责人曾养甫谈判。1936年5月，陈立夫与曾养甫的同学谌小岑（这个人被陈立夫认为“很亲共”，有“共产党朋友”）口授：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抗张；2，共方武装参加对日抗战时，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地区实验其政治经济理想。8月31日，周恩来致函曾养甫：“国难危急，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9月1日，周恩来致函陈果夫，呼吁国共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10] 《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等通知电》，1936年10月11日，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87-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