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的“清党”以及伴随的大屠杀，极大地改变了部分激进知识分子对现实的看法。作为小说家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共最早的党员，茅盾描述过这个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共产主义的理论我深信不移，苏联的榜样也无可非议，但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该怎样走？在以前我自以为已经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敌人的种种表演——从伪装极左面貌到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也看到了自己阵营内的形形色色——右的从动摇、妥协到逃跑，左的从幼稚、狂热到盲动。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听到的是无休止的争论，以及国际代表的权威——我既钦佩他们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熟悉，一开口就滔滔不绝，也怀疑他们对中国这样复杂的社会真能了如指掌。我震惊于声势浩大的两湖农民运动竟如此轻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毁，也为南昌暴动的迅速失败而失望。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自思考一番。[1]
知识界早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分化，在军阀混战和北伐时期，知识界分化的速度和复杂性构成了20年代思想与文化界的特殊景观，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深深地卷入了之后复杂的中国政治。成立于1921年6月8日的创造社（The Creation Society）本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日本的一个文学团体，成员有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创造社初期的自我表现和个性嚣张给青年读者以极大的刺激，尽管成员们的一些作品透露出略显病态的浪漫情绪。随着复杂的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个团体的思想倾向和立场从浪漫主义的遐想转向了关注现实的革命文学方向，并生发出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2]。1927年，团体重要成员之一郭沫若一开始想把鲁迅拉进创造社作为一种批判性立场的号召，这个想法很快被从日本回国希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成仿吾等人给否定了。从日本回国的创造社新成员们采取了一个相反的策略：通过对鲁迅的批判来收获他们的名声。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里将鲁迅描述为“醉眼陶然地眺望着人生，乃是一种缺乏革命热情的隐遁主义”[3]。出于多少有点风头主义的出发点，《文化批判》第二期发表了《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作者李初梨在文章质问：“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他写的又是第几阶级的文学？他所曾诚实地发表过的，又是第几阶级的人民的痛苦？”创造社成员们发表的文章激起了鲁迅的反驳，这让那些年轻人激奋不已，他们纷纷向鲁迅展开了批判与攻击，其中，郭沫若以“杜荃”为笔名发表在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将鲁迅干脆视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这是一场新文学领域的混战，1928年初成立于上海的太阳社成员蒋光慈、钱杏邨、孟超以及杨邨人也参与了针对鲁迅的笔伐，同时，创造社与太阳社之间以及创造社内部都有相互的指责与冲突。不过，这也是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对中共和激进分子的清剿形成的一种普遍的时代氛围：在激进主义分子看来，反动与保守的力量必须重新由革命的力量去反击，而这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仅是中共也成为一部分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年轻人的武器——何况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大多数成员都是中共党员，革命成为时代的必须与时髦，蒋光慈在他的《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里是这样提倡革命文学的：
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的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的一件事情却早已发生了⋯⋯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4]
蒋光慈的这种急迫心情是不少激进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但是新文学内部的纷争很快被中共干预叫停。1928年10月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他参加了6月的中共六大，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决定将知识分子领域的激进力量引向中共更为清晰的政治路线，他不仅要曾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也是中共党员的阳翰笙进入创造社，也委托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介入上海文化界。之前在周的指示下，阳与同时进入创造社的李一氓和同为创造社的成员也是中共党员的潘汉年组建了党小组，很快，他们与太阳社里的蒋光慈、阿英等有二十多位党员的党小组共同组建了第三街道支部，支部书记为潘汉年。当李富春与阳翰笙见面讨论制止内部纷争措施时，阳已经是从第三街道支部转为文化支部的书记，这个汇集了不少知识分子的支部直接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在中共宣传部干事兼刚成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的组织下，创造社与太阳社两个团体内的党员通过一次有效的联席会议——参加人员还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柔石、冯雪峰、夏衍——达成共识：停止攻击鲁迅。1929年11月，中共宣传部部长李立三又指示从莫斯科回国的中宣部干事吴黎平：在共同对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终止攻击鲁迅的同时，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通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从事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斗争。并要求吴与鲁迅取得联系。实际上，之前10月，在上海四川路与窦乐路的交叉口的“公啡”咖啡店里，有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等共计11名中共党员参加了组建“左联”的会议，讨论之前由李立三建议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在之后确定的“左联”筹委会12名成员中，除了鲁迅和郑伯奇之外，全部是中共党员[5]。
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与协调下，鲁迅、沈端先(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以及在国外的郭沫若等人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6] 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纲领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立场：
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
艺术如果以人类之悲喜哀乐为内容，我们的艺术不能不以无产阶级在这黑暗的阶级社会之“中世纪”里面所感觉的感情为内容。
因此，我们的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7]
在左联的成立大会上，“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被明确地写进了大会决议之中，这样，作为思想启蒙工具的文学的政治倾向一目了然。由于有了中共的领导和政治任务的明确性、针对性以及急切性，作为左联精神领袖的鲁迅，在1931年2月左联五个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李伟森被杀害后说出的话较之六年前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的精神状态[8]就更加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大众的……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9] 文学，由于有了“劳苦大众的”支持，就不会成为一种多余的或无用的东西了，文学被更加明确为阶级斗争的武器。
“大革命”——中共与激进主义者对之前国共合作与北伐时期的表述——及其失败激发了那些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对未来可能性的思考，知识分子圈里“五四”运动的自由、启蒙以及多元化的思想状况被激进的革命意识所取代，早期由陈独秀和胡适在知识分子群里分别代表的两种思想倾向延伸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态度，左联更为激进的思想在茅盾于“左联”前期写的《“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中表露得非常清楚：
“五四”是封建思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上的障碍时所必然要爆发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发展，在现在看来，是有很明显的阶段的：最初由白话文学运动作了前哨战，其次战线扩展而攻击到封建思想的本身（反对旧礼教等等），又其次扩展到实际政治斗争——“五四”学生运动；然而这以后，无产阶级运动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10]
矛盾想表述的意思是，“左联”开始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这样的思想逻辑当然来自苏联以及由苏联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左联”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以《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为题的发言就基于马克思的基本思想逻辑：
一个社会旧有的经济基础到了不可避免的动摇崩溃，而形成急剧的变革时期，其社会上层的政治文化、艺术等，一定也随之而变动。中国的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形态，自然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程序而产生⋯⋯现在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无产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推动了一般文化运动者思想的左倾化，对于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是进一步的认识与运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意味逐渐被批判而克服，所以文学运动也跟着走到第二个新的阶段。上海左翼作家五十余人所发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1]
尽管鲁迅同意成为左联的一员，但是他对“左联”的激进态度有所保留，他在成立大会上告诫：“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鲁迅甚至提醒说：“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12] 党控制着这个群众组织，左联常委七人都是“由文委提名、中央同意，提交大会投票选举的。”“左联”内部设置了党团组织，中宣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指挥着“左联”的工作。实际上，在北平、东京成立的“左联”以及其他城市与地区甚至马来西亚的左联都是中共推动并领导的结果，这决定了“左联”事实上的“第二党”性质[13]。
1930年上半年，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推行激进的暴力革命的时期，在他看来，新一轮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除了要组织武装暴动占领城市的军事行动外，还需要鼓动知识文化界参与城市游行示威。李立三在潘汉年和冯雪峰的陪同下拜访了鲁迅，他邀请鲁迅参加在上海即将举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并希望鲁迅能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以作为激进的革命潮流的旗手，他甚至还提出发给鲁迅一支手枪“以防不测”。李立三的邀请遭到鲁迅的拒绝，后者婉言：“我是历来主张‘壕堑战’的，绝非挺身而出的勇士。至于中国的革命怕也不能一朝一夕便得成功，看来是‘持久战’，而且需要我们去‘韧战’。”[14] 鲁迅也拒绝了李立三退而求其次发表宣言的请求。不过，李立三没有顾及鲁迅的质疑，他指示“左联”组织文学家们参与到“血光的五一”活动中：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撒放政治传单。很长一段时间，参与活动左联盟员流行着一句革命的口号：“一条标语、一张传单顶得上一颗红色手榴弹！”可以想象，这样的政治活动经常让不少参与者被捕，作家的主要工作——通过写作去战斗——已经被完全忽略。茅盾回忆这个时期的情况很清楚地注意到，基于政治斗争，党的领导人对作家的本职工作没有兴趣，他记得冯乃超在迎接五一动员会上的讲话是：“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15]大量的回忆录记录了对这个时期的冒险主义行动的质疑与不满，但是，在中共党组织的指挥下，参与“左联”的文学艺术家们不得不在明知要失败的冒险行动中冲锋陷阵。夏衍回顾道：
如有一次在南京路飞行集会，闸北区委负责人布置了一二百人去“占领”山东路附近的一个“慈善”机关(这是商会办的一间冬季对贫民施粥的院子)，结果二十余人被捕。我侥幸脱险后，在外滩碰到李求实，他就很气愤地对我说，“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地送进巡捕房”，我听了有同感，但是连“我同意”这句话也不敢说。又如，有一次我所在的一个小组，晚上到三角地小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标语，当时下雨路滑，同组的孔德沚（茅盾的夫人）不小心滑倒，弄得满身泥水，我们把她送回家去的时候，她发牢骚说：“连自己都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我们还批评了她。 [16]
5月29日，“左联”召开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为次日的纪念“五卅”的游行示威做准备。会议显然没有汲取之前的教训，并且还批评了部分作家不关心政治斗争。鲁迅在会上的发言继续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强调了身为作家就是应该勇敢地去写作，并“还应时时解剖自己。若不这样，我担心，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
8月，左联执委会通过《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形势及我们的任务》继续使用激进的政治语言和口号鼓动作家们，“整个世界都在革命的前夜”“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应该为苏维埃政权作拼死活的斗争。苏维埃文学运动应该从这个血腥的时期开始。” 对于中共来说，这个时期的文学可以归纳为领导文学斗争的工农兵通信员，提高工农士兵的“文化水平政治教育使他们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一种广大教化运动”。[17]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显然被排除在外，10月，左联组织将蒋光慈开除，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三版以“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公布了蒋的政治命运：
因革命斗争尖锐化，动摇退缩，只求个人享乐，故避免艰苦斗争。布尔什维克的党要坚决肃清这些投机取巧，畏缩动摇的分子，号召每一同志为革命而忠实工作，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健全党的领导作用。
这样的举措发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判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表明，整个中共的极端政治倾向继续存在。无论如何，基于“白色恐怖加紧的时候，他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以及一篇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代的哀怨”，蒋光慈被视为“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而被开除出党和左联。11月，受鲁迅重视的文学家郁达夫也被作为“反动投机分子”开除出左联——之前郁达夫对史沫特莱说的一句话“我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战士”就引起了左联不少成员的反感[18]。
注释：
[1] 转引自矛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页.
[2] 夏衍是这样解释这个时期为什么发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的历史背景：
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欧洲、日本都处于极左思潮泛滥之中，苏联文艺界有一个“拉普”，日本文艺界有个“纳普”，后期创造社同人和我们这些人刚从日本回来，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一些左倾机会主义的福本主义的影响，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则“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7页）
[3] 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三期。
[4]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5] 夏衍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回顾了左联的成立前后的情况，描述了“党中央干预”论战并组织新的文艺团体左联的过程。夏还回忆了“一九六四年开中央工作会时，我问过李立三同志，他说：我找鲁迅谈话和决定停止论争，都是党中央决定的⋯⋯”（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3页。）
[6] 这是基于之前上海艺大被查封之后，于1929年创立的学校。陈望道为校长，教师大多为左翼同仁例如夏衍、许幸之、彭康、朱镜我、冯乃超、郑伯奇等。
[7] 转引自唐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23页。原书引自《萌芽月刊》1930年4月第1卷第4期。
[8] 1925年的五卅残案之后，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写到：“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飘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若当局者稍有良心，应该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血债必须用同物来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鲁迅选集》第2卷，第259—260页。
[9] 鲁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见《鲁迅选集》，第3卷，第120页。
[10] 转引自矛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5页。
[11]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12]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2页。事实上，鲁迅没有参与左联的具体筹办，左联纲领也没有参与修改，同时也没有担任左联的具体职务。他在阅读了左联文件之后，尽管同意其中的内容，但同时也说了这样的话：“反正这种性质的文章我是不会做的。”
[13] 周扬以后回忆说：“我们感到当时的左联成了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跟党是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专门谈政治，甚至游行示威。这样搞起来，人家就怕了。”（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6页）茅盾在他的回忆《我走过的道路》里说，“左联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
[14]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2页。
[15] 转引自矛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7页。
[16]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79-180页。
[17] 转引自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0页。
[18] 茅盾说：“决议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而‘左联’ 成员又恰好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把‘组织基础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也就是要培养工农作家。培养工农作家当然无可非议，但因而无视小资产阶级出身作家的作用，不让他们创作，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等等，实在是‘组织上的狭窄观念’。实际上‘左联’的十年并未培养出一个‘工农作家’，却是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家，正是这些新作家在鲁迅的率领下，冲锋陷阵，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并且成为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中坚。” （引自矛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