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17日，部分反对王明路线的中共党员在“东方旅社”召开反对王明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会议，这一天晚上直至19日，有三十六人被认为因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的唐虞告密而被捕。知识界及中共部分党员试图营救但没有成功，其中李伟森（李求实）、柔石、胡也頻、殷夫、冯铿（他们被称为“左联五烈士”）等二十三人于2月7日被国民党枪杀[1]。鲁迅为此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但突袭搜查、拘禁、逮捕以及恐怖枪杀的信息不断扩散，这使得即便不相信共产主义的人士也对这样的人权状况非常担忧，以致于有了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士——左派与国民党人士都有加入——组成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产生[2]。的确，国民党制造的这一屠杀事件，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秘书杨杏佛的被暗杀以及日益增加的对知识分子和不同政见人士的迫害在政治上将更多的人推向了共产党一边。
也正是1931年，遭受王明共产国际排挤的瞿秋白到了上海。瞿秋白热爱文学，对左联工作有主动的兴趣，基于他的影响力与之前在党内的身份，瞿秋白事实上参与了对左联的领导工作[3]。夏衍回忆说：“‘左联’成立前后的领导骨干，调走的调走，牺牲的牺牲⋯⋯领导力量薄弱，工作困难。这时潘（汉年——引者）才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中央已经决定上海一带的文化工作由瞿秋白来领导，他经验丰富，和鲁迅、茅盾的关系也很好，今后‘文委’开会时，他会来参加的（不久后阳翰笙也悄悄地告诉了我这个消息）。’这对我们当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一是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只知道瞿秋白挨了批评，不知道他的具体情况；二是他本人也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今后事情可能好办一些。”[4] 在上海，瞿秋白促成左联执委会于11月通过新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份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修改的文件强调了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工作的重心开始从街头政治转向了写作，从此，左联停止了飞行集会和撒传单这类冒险行动。同时，瞿秋白与鲁迅在翻译俄国文学和文艺思想上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在一个红色狂飙突进的革命时期，瞿秋白与鲁迅的合作多少抑制了左联文学艺术家中先是李立三后是王明掀动的被中共称之为“左倾”的极端立场。直至1934年1月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共中央根据地，瞿秋白与鲁迅都保持了密切的私人友谊。
在左联成立之前，曾经有鲁迅与梁实秋关于文学是否有超阶级性方面的争论，鲁迅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来描述新月派梁实秋的身份。之后，也有瞿秋白、冯雪峰对胡秋原“自由人”观点的批判，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文艺究竟有没有阶级性以及政治功能。左联全面展开文艺是否具有阶级立场的争论是由苏汶（原名戴克崇、又名杜衡）提出“第三种人”引发的。1932年，由施蛰存创办的《现代》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参加过左联成立大会的苏汶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苏描述了他认为存在着的“第三种人”：
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5]
施帮助苏翻译了一下：所谓“第三种人”就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及其文艺理论和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之间的人，他们不愿意受前面两种人的理论指挥。
持左联文艺立场的人认为这样的“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一位叫“易嘉”的作者反驳说：
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6]
在苏汶发表了《论文学的干涉主义》，指出左翼文学“成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后，鲁迅交给了苏汶一篇文章《论“第三种人”》请他发表：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抜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7]
左联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与中共党内共产国际规定的政治态度（被表述为“左倾”）有关，当“左倾”风气在党内受到质疑时，党组织也会去扭转之前的极端作风，以致张闻天也用“歌特”的名义写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强调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8]
国民党同样意识到了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在文化艺术领域的重要性。1930年入夏，国民党曾发动了一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尽管出面推广的人物是上海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和王平陵这样的文人，但后面的支持者是CC系的陈立夫与陈果夫。在查禁“左联”激进出版物的同时，国民党也通过自己控制的刊物《前锋月刊》《文艺月报》发表针对“左联”思想的批判文章。然而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宣言”里关于“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的表述，遭到了鄙夷，在鲁迅看来，这时的民族主义文学家不过是“上海滩上久已沉沉浮浮的流尸”。“民族主义运动”一出来，就招致激进主义的批判[9]。1931年10月，左联执委会发表文章《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其中号召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攻击的文字同样让人惊讶：
中国一切无产阶级作家和革命作家，你们的笔锋，应当同着工人的盒子炮和红军的梭镖枪炮，奋勇地前进！扫除和肃清民族主义的人性主义的和平主义的疯狂剂和迷魂汤！立刻，一刻儿都不容迟缓。[10]
1935年1月，著名的十教授在《文化建设》第四期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又一次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支持：[11]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得不能算得中国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尽管十位被精心挑选出来的教授及时地肯定说：新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会“以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但是，他们对宣言中强调的任务——“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却没有具体的建设性措施。事实上，1935年发生的关于“本位文化建设”的讨论与国民党政府的文化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立场，到国民党CC系之前开展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直至最后“中国本位论”的提出，不过是国民党政治操作的结果。国民党《中央日报》积极地评价十位教授主张“建设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这正足以表明中国知识阶级新的觉醒，也是民族革命中的有力的挣扎”。
显然，来自知识界并受到国民党官方认可的呼吁为文艺领域传统主义者提供了合法的思想基础与支持，他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结合艺术问题给予发挥，他们对知识精英中间发生的被精心策划的文章背景并不了解，对政党政治的复杂性几乎没有认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个时期的传统主义艺术观点事实上已经成为国民党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正如胡适对十教授的批判性回答也不仅仅限于学理：
我们不能不指出，十教授口口声声舍不得那个“中国本位”，他们笔下尽管宣言“不守旧”，其实这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时髦的人当然不肯老老实实的主张复古，所以他们的保守心理都托庇于折衷调和的烟幕弹之下。[12]
无论是中共还是国民党，将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争论尽可能作为党的宣传工具开始于30年代，但基于国民党的保守主义立场，人们倾向于认为中共对“左联”的操控在与国民党的博弈中获得了更为有效的政治成果。
1935年冬天，从莫斯科回中国的史沫特莱带着萧三根据王明的要求写的信，在内山完造的书店交给了鲁迅，请鲁迅转交给左联负责人。该信是萧三写给所有左联领导层和重要成员的，萧三归纳了过去五年里左联的工作之后，针对左联之前的“关门主义” （中共当时对非共产国际立场的党外力量的排斥的表述）和“宗派主义”（中共对党内不同观点形成的派别的表述）提出了问题：
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罗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便不能团结一般先进的，但仍未能一旦普罗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罗文学家对非普罗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
⋯⋯
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
萧三信的结论是：“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13] 周扬收到信之后在文委会上明确，这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和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对左联的指示，目的在于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结果，之前关于文艺的阶级性和“第三种人”这类争论话题已经完全不适应新的形势了，现在的任务是，只要支持抗日救亡的文艺工作者都可以邀请参加进即将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
鲁迅一开始没有同意解散左联，之前他对周扬、夏衍等人已经没有了好感。最后鲁迅提出即便解散“左联”也需要发表一个宣言，这个意见开始得到周扬的同意，最后也不了了之，他们没有满足鲁迅发表宣言的要求，鲁迅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4]。1936年3月，左联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实际上，党的负责人周扬已经开始了新的政治策略，他在2月就提出了新的口号，夏衍回忆说：
大约在2月初，“文委”碰头时周扬对我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要搞抗日联合战线。文艺方面也要有一个相应的可以团结多数人的口号。所以我们打算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我问他“文委”研究没有，他说汉夫、乔木都同意了，于是我也表示了同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则“国防文学”这个词早在1934年周立波就提出过，苏联也用过，加上汉夫、乔木不论在理论上，党的工作的经验上都比我强，所以我还自告奋勇地表示由我到戏剧、电影界去传达。[15]
“国防文学”并未获得所有文艺同仁的认可，在一部分人看来，这个口号含糊了文艺的界限：之前文艺工作者通过文艺去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而在这个任何政党都可以使用的口号下，新的文艺联合战线该如何去处理普罗大众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之间的阶级立场的划分？在胡风、冯雪峰与鲁迅的共同商议中，鲁迅确认了使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然而胡风于6月1日发表在《文学丛报》上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争议，周扬等人对用新的口号代替“国防文学”极为不满。周扬的反驳语气显然基于党的立场：
国防文学的反对论者的错误的中心，就是不了解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这里我要指出的是胡风先生在他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里面对于民族革命的形势的估计不够⋯⋯他抹杀了日前弥漫全国的救亡统一战线的铁的事实，所以对于“统一战线”、“国防文学”一字不提，在理论家的胡风先生，如果不是一种有意的抹杀，就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基本认识的错误。[16]
鲁迅因病也通过冯雪峰代笔参与了争论，但他没有说明新的口号是自己确认过的。正如其他的争论一样，文学歧见与党性立场、个人观点与宗派偏见充斥于争论中，直至10月15日，《作家》二卷一号发表了署名莫文华的文章“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结论道：“这次论战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这位莫文华是中共党的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党显然认为不能再这样争论下去了，实际上，中共关注并引导着“两个口号”的争论。
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近一年的时间里，上海的中共地下党与中央都失去联系，但是，日军的推进导致反对内战、抗日救亡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高涨，基于理念和意志，即便国民党对中共围剿的捷报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左翼文化运动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也没有停止，直至1935年10月下旬与中央缺乏联系的情况才有了改变：上海地下党从史沫特莱那里获得了10月1日这期《救国时报》，看到了“八一宣言”，并从一家外文书店里买到了一份第三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读到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举行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长篇政治报告，其主要内容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夏衍把这个信息视为“大旱遇到甘露”。当潘汉年于1937年再次回到上海并传递了毛泽东去年在瓦窑堡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后，文艺界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阶段。
注释：
[1] 夏衍说明：“事实上，李初梨、柯仲平两同志虽被判刑，但不属东方旅社一案，也非同时被捕。”（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90页） 尽管被枪杀的23人中有中共的重要干部，如闸北区委书记蔡博真、共青团江苏省委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欧阳立安、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作为中共领导人，王明对这次事件并没有表现出悲壮与惊讶，他认定被捕的人中有人是反党分子，甚至将何孟雄开除出党。实际上，在党的9月会议上虽然结束了李立三的领导，但是并没有新的领导接替，这导致党内出现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作为劳工组织家、1922年加入共产党的何孟雄与王明分别成为两个阵营的领导人。基于支持可能获得领导权的王明，康生设法将何孟雄阵营的名单交给了国民党，康借国民党的力量消灭了王明的政敌——包括柔石等五位左联作家被认为是何孟雄集团成员。材料表明鲁迅对党内的这场斗争并不知情。
[2] 1932年12月29日，由宋庆龄、蔡元培（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等九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China League For Civil Rights），宗旨是为政治犯提供法律援助，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机会、结社等自由。除宋、蔡，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成员有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同盟其他委员会的重要成员有王造时（宣传）、周建人（调查）、沈钧儒（法律）。胡适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因在《北平军委会反省院政治犯Appeal(控告书)》中陈述的事实问题上与同盟成员如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生公开分歧，于3月被开除会籍。1933年3月，同盟还发起了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救亡团体“国民御侮自救会”，进一步提出了武装抗日民众的主张。国民党针对团体的激进立场和中共对团体的利用，很快于6月终止其正常活动。
[3] 左联党团书记、文委书记冯雪峰有这样的表述：“秋白同志来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并非党所决定，只由于他个人的热情。同时他和左联的关系成为那么密切，是和当时的白色恐怖以及他的不好的身体有关系的。”（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4]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2页。
[5]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3页。
[6]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7]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8] 夏衍回忆说：左联从所谓“左倾路线”摆脱出来的标志是1932年11月3日“在党刊《斗争》上发表了《文艺战线的关门主义》之后”（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07页）。
[9] 这时，“左联”成员已经可以在论争中使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批判了。茅盾在他的《“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就是这样对“民族主义运动”进行批判的：
一般地说来，在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中，以民族革命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文学，也还有相当的革命的作用；然而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状况上，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这是一般的说法。至于在中国，即封建军阀、豪绅地主、官僚买办阶级、资产阶级联合的统治阶级早已勾结帝国主义加紧向工农剥削，所以民族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5页）
[10]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2004年版，第221页。
[11] 这十位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
[12] 胡适：《试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载《大公报》（1935年3月31日）。如果说晚清和民国初年出现的关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的讨论在知识界还具有自发性的话，三十年代的文化争论就难以摆脱政治操作的干系。读者有兴趣的话，关于“本位文化建设”的争论、政治与操作背景，请参阅专门著作进行考察。参见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三联书店2005年版）。
[13]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4页。原书引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4] 茅盾在回忆“左联”前期历史时说，虽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不足”。之后在讨论“左联”解散问题时，鲁迅对茅盾总结“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时说，“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当鲁迅建议的宣言最终没有发表后，他彻底失去了对周扬等人的信任。茅盾回忆说：“从此，鲁迅对于周扬他们更加不信任了，对于他们的各种倡议、活动，多取不合作的态度。周扬他们筹组的新的文艺家统一战线组织（开始叫”作家协会”，后来又定名“文艺家协会”），鲁迅就表示不愿加入，他对我说，他已经吃够‘工头’的苦头，不愿意再上当了、” （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版）
[15]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310页。
[16] 转引自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3-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