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夏夜，木镶板建造的生产队队部知青寝室里，我躺在有蚊罩的床上，翻阅一本没有封面和封底的小说。小说是《唐·诘珂德》，作者是塞万提斯。那几天晚上，书中桑丘的故事让我不断笑出声来。我记不住书是从哪里借来的，我要说的是，这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外国小说。那时，仅仅是小说里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就能够让我获得异常的享受。不过，我记得我没有从书中得到任何更多的启示：阅读是直观的，大脑没有任何分析能力。1975年我19岁，在床的一旁木桌上，只有两本书：《中学英语》和《语文》课本。我很少翻弄这两本教材，只记得英文课本里的“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这样的句子。那时，大脑是如此地空白，知识只限于加减乘除和阅读一般的中文字，除了一些政治口号和毛主席语录，我对世界没有多少认知。所以，《唐·诘柯德》能够让我在深夜的山区持续不断地笑出声来，是可以想象的。
1974年的初秋，我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到了汶川县漩口区白花公社蔡家杠大队第一生产队。这个地方就是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最震中的地点，我回去慰问老乡时看到，一队和二队之间的山沟已经被地里喷出来的山石填成了一个小平灞，今天，这里立了一块牌子作了说明。在1974年的一天，我随成都市公安局知青办公室的人与其他几个知青，到了山下的白花公社。我和另一个知青跟随生产队副队长一块上山，山很陡峭，他帮我着背行李，一路告诉我：今后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劳动，这样他好给我写总结，如果我表现好，就可以回到成都去工作。那天下着雨，天空阴暗，山路泥泞，从山下到山上，我们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被生产队的书记和社员们欢迎了一下，能够记得那些看到稀奇和不解的脸：朴实、善良、没有文化，几个年轻人有点狡诘的神情。从此，我在这里生活了两年半的时间，中间我经常设法参加县文化馆或者州文化馆举办的美术训练班，试图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快一些，过得开心一些。这里是大山，经常可以看到白云漂浮在山腰，风景适合作画，所以每当十天一个休息日，我会背上舅舅给我做的精致画箱在山上或者高山写生，水粉和油画都有。从19岁在白花公社旁边的一个山顶上拍的一张照片来看——我也似乎记得，好像那时我没有什么忧郁、感伤的情绪，甚至还带有一点盲目的憧憬，我与其他知青和农民一样，早出晚归，夜晚除了政治学习和批判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一个城市里的年轻人，在山上与农民一道种包谷，悄悄盼着有一天能回到成都的家，完全没有其他的复杂思想：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文学、没有文化、没有娱乐；有开会、有劳动、有画画、有等信、有睡觉。这样的日子直至1976年，我被招回到成都，在65厂（一间在当时值得骄傲的国防军工厂）当工人。
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65厂216车间会议室参加车间领导召集的政治学习。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由车间党总支书记对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年轻工人进行思想教育。这位姓鄢的书记严肃地对我们说：“国家给予了你们一次读大学的机会，我们也拦不住你们。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有幸考上了大学，那就去当‘精神贵族’；如果没有考上，就给我好好地在车间里当工人。”他的情绪不太好，他对车间里数位想读大学的年轻人抱有敌意。我们这些在车间里工作一年不到的年轻工人很清楚他的意思：我们这些想读书的人大脑里仍然保留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不安心工作，轻视劳动，看不起工人这个职业。我们知道，倘若没有考上，我们将不被重用和发展，这个时期的“重用”和“发展”的含义就是从工人升到班组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厂部门干部和厂的领导。
离开工厂，到了学校，最初几天的内容好像仍然是政治学习——“文革”遗留下的传统，讨论上大学的意义，有一位女同学在谈到能够读书时哭了，激动不已。不过，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生活真的开始发生变化。几乎是所有的同学每天忘寝费时地读书和学习，晚上自习的时间大多是在教室和图书馆阅览室里度过的，记忆中的情况是，我真正的读书是从1977年才开始的。我的专业与政治、经济、历史和哲学有关，这样，我开始了对斯宾诺萨、黑格尔、萨缪尔森、早期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的阅读，开始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唐诘柯德》的阅读。这些书大多是新华书店从仓库里找寻出来的旧书，书店用人力木板车一车车地拉到学校里来，每次遇到这样的机会，同学们几乎都会发生挣抢，直至空空的木板车离去。当时大家都注意到了，尽管还有关于旧的中国书籍，如《古文观止》、《聊斋》、《老残游记》等等，但同学们更关注的是西方著作。在这个时期，大家几乎是在本能的怂恿下去观看外面的世界，西方的一切充满神秘和新奇。其实，读了书后我们才知道，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欲望很早很早就有了，只是在1949年之后，中国人的这种欲望被彻底地抑制，以至人们仿佛觉得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与西方打过交道似的。我知道，用中国古人的部分思想能够消除“人类进步”这个概念的意义，或者让我们指出进化论的局限性，就像早年梁启超对西方一战之后的社会困境所做的批评一样，但是，即便是今天我也觉得，从1977年开始，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我所认识的很多以后很棒的同学在学校一开始就不是很规矩地听课读书的，这样的人总是在上课期间到学校附近的茶馆喝茶、看书和讨论问题。茶馆一旁的荷塘漂浮着荷叶，能够唤起我对自然状态的沉思，的确，正是在茶馆里的阅读、讨论和思考，使我们开始有了理性，开始真正理解为什么人应该对自己提问？开始发现类似“理想”、“抱负”、“目标”、“事业”这类词需要重新填塞内容，开始渐渐意识到刚刚过去的历史悲剧不应该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开始渐渐感受到了感情与个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偷偷倾听了邓丽君的音乐之后。
我在大学期间成绩平平，经常通过抄写同学的笔记去应付考试；自由散漫，经常逃课或者不认真听课；思想落后，因为总是给班主任提出奇怪的疑问，让人感到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立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艰苦的农村与工厂生活、在十年动乱后第一次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来说，对任何形式主义的标准和要求都会产生反感。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终于在大学生活中体会到了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自由：我们组织讨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五四学会”；鼓动同学参与学校所在地区人民代表的选举；讨论马克思早期哲学手稿和相关联的人的异化问题，即便嘴里磕着瓜子，也在对这个国家每天发生的事情给予评论和关心，我们的确关心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77级的同学大多数出生于五十年代，他们之前的主要经历或观看的景象是文革十年的动乱：抛撒传单、挥舞红旗、街头辩论，抄家串门，至少，我对武斗期间旁观过的场面保留了深刻的印象，对所住的大院（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宿舍）里的阶级斗争记忆犹新，即便是“复课闹革命”之后回到学校，大多数的人也没有增加多少知识。所以，记忆中的大学四年里，主要的场景是三个：听课的教室、读书的图书馆以及睡觉和讨论问题的寝室。事实上，我的美术史知识的学习就是从大学读书开始的。
大学我读的是四川师范学院（今天的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因为四川美术学院没有考上，这个专业不能满足我画画的爱好，我便很快开始考虑设法与美术专业发生联系，我想到了学习美术的历史。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是否存在一门关于美术历史的学科，带着可能有一个美术史学科的假设，我查询了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给我找出来的是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我很失望，除了在书中看到了达芬奇的名字和关于他的艺术思想的介绍外，我没有看到关于中外画家的任何信息。我又到四川省图书馆查找，管理员给我找出了一本钱君匋老先生的《西洋美术简史》（1949年出版），由于不能将书带出图书馆，我花了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书抄录了下来，这是我学习美术史的第一本教材。很多年后，我将这份抄录的美术史送给了钱君匋，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了解西方美术史的心情是如此的迫切，使得我不仅利用暑假到四川美术学院抄写文革之前油印的西方美术史教材，同时也在举办的外国书展里复印美术史的著作，以增加更多的资料文献。在第二学年的时候，我在只有公共课一年级英文的基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材第一册）上，开始了对英国美术史的翻译。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读书学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以想象，在英文基础极其糟糕的情况下翻译专业著作肯定会错误百出。英文系的同学嘲笑我：“你最好把你的教材学完了再去翻译，从专业的角度上看，你这样的急切是很可笑的。”这个道理我非常明白，可是，当时我看到英文版的西方美术史所产生的急于阅读和获取知识的心情的确是难以言表的。
80年代是阅读西方的时期，我将四处找到的西方美术史著作翻译出来，不管是否能够出版。今天想来，自己有关西方美术史的知识是在这个时期通过翻译积累起来的，我有一份1988年的录像记录：图像画面里，我正在与易丹大谈瓦萨里与文艺复兴，这也旁证了我的记忆。这个时候，湖南美术出版社的李路明向我约稿，写一部关于中国八十年代现代艺术的书，我没有答应，我告诉李：中国现代艺术有过分“拿来”西方现代主义之嫌，写这样的书究竟有什么意义我想不清楚。直到1989年4月，我还是坚持这个看法：我们正在赶路，中国艺术家究竟有什么创造能够接续人类的艺术历史？我的确没有想明白。
在80年代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对“艺术”与“文化”充满崇敬与向往。我翻译和阅读可能读到的书，我相信有一种虽然遥远不可企及的精神即便说不上去追求也值得去接近。一个小小的英文词“other”也会使我感到一种神秘，一种与天国接近的空间，一种不可捉摸异物。总之，一个小小的符号提示，会使我浮想联翩，思绪不断。今天想来，直到1989年5月，我都处在对世界的了解与认识中，没有任何特殊的经历和人给了我特殊的教诲与经验，因此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与智慧去应对这个时代，只是从书本里获得的知识在我的内心建立了一个明确的信念：人必须依靠自己对社会与自己做出判断和决定。但是，很快，天安门发生的事件让我知道：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时代彻底结束了；面对现实，后来我也这样来看：形而上学的时代终止了。尼采、叔本华、萨特、弗洛伊德们安睡在书架上，我觉得好像必须离他们而去了。之前，人们还对西方哲学热衷之至，对来自西方的名词夸夸其谈，之后，我清晰地记得：冬天的落叶随着寒风的催促，在干燥的地上刮出轻微的“吱吱”响声都听得到。这个时候，我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文字的力量太弱小了，于是，我渐渐减少了从翻译书中获得的概念与名词的使用。1989年底，我开始与易丹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我们试图通过记录过去而向曾经的理想主义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意识到了，本质论的精神出发点固然可嘉，但是已经失效了。我们真的要在信仰或者信念中度过一生？难道信仰与信念本身不需要通过物理世界进行求证？
之后，我开始参与到物质主义的生活中，开始帮助艺术家卖画， 开始参与创办杂志（《艺术·市场》），开始筹备“广州双年展”。回想起来，这些都来自1989年底与易丹写作《中国现代艺术史》的采访经历：当杭州的街道下着凄凄小雨，张培力坐进人力板车感到充满高级享受时，此刻我意识到物质的力量可能是现代艺术家唯一的生路。
我记得在1991年写了一篇文字，“’85情结与当代问题”，开始思考文化与艺术的策略问题，我指出了本质论的弊病：道德主义、理想主义以及心理主义，这些都是政治、文化与艺术失败的原因，说到底，我对80年代现代主义中的本质论的有效性完全失望了，所以我带着不情愿的眷念告别了形而上学的过去。这一切促使我与在广州和深圳的黄专、邵宏、严善錞和杨小彦共同推动了1992年“广州双年展”的举办。“广州双年展”在当时因为将艺术与市场扯到一块，遭到了普遍的诟病甚至咒骂，但今天，这个展览已经是不断有研究论文出现的历史事件，90年代及之后的艺术发展，证明了一个更加物理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难以回避。“广州双年展”让我重新理解了很多关于艺术、艺术家以及社会方面的问题，之后，我将自己完全扔进了谋生的市场汪洋，遭遇着没有完了的危机与困难。所以“广州双年展”是我人生的一个标志：今天我的所有经历与言行，都能够在这次展览和之前的背景中找到原因。1996年，我在“四十小结”的文字里写下了进入九十年代后的个人体验：
我决定寻求经济基础的建设——我开始公司的经营，开始与只对金钱有兴趣的人打交道，开始被有钱的人指来挥去，开始了对过去的陌生，开始对金钱非常重视但又对名利缺乏激情，开始注意到自己随时都可能死去因而提醒自己生活中的得失无关紧要，开始产生虽然事情有了美好的开头也随时准备失败的态度，开始懂得—百个人就有一百个真理以至唯一的真理十分难以论证，开始知道人生游戏有不同的规则关键是你参加哪种游戏，开始明白努力是必须的但不一定非要有一个预期的结果，开始发现哈姆雷特对责任的焦虑在今天成为笑话，开始发现被称之为爱情的东西更加可以触摸而缺乏诗意，开始发现每个人都在忙碌却更少有人来得及思考忙碌的目的，开始发现生活的物质形态变得更加精致而生活的精神状态愈加粗糙不堪，开始发现文化人越来越对金钱感兴趣而商人越来越想到文化圈内图虚荣，开始注意到继续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在继续遮蔽知识分子的虚弱与尴尬，开始注意到今天的文人仍然在有意或无意模仿旧文人的言行款式却显得越发肤浅和不适时宜，开始羡慕青少年，开始真正懂得在中学时老师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的青春的宝贵是真的，开始理解老人对年轻人的态度，开始真正意识到时间的珍贵，开始稳重不慌不忙地做事，开始无所畏惧但又轻轻松松，开始反复回忆往事中某次场景或某个人的姿态或细节，开始对过去的一切无论坏事还是好事均给予美好的评价，开始再次去思考友谊、理解与同情的真正含义……不甚感慨的各种开始。
1998年，我和几个朋友（易丹、舒群、路海燕、肖全、赵士林）陪李泽厚先生去九寨沟和大草原散心。一路上讨论不少学术问题，我将讨论的内容编辑成一本小册子《自然说话》出版，今天读上去也感到特别亲切。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我有如下一段记录，居然也涉及到了塞万提斯《唐·诘珂德》中的人物，时间转瞬即逝，我注意到，与二十多年前不同，如果再读这部小说，已经完全是另一番心情：
到达大草原的目的地叫做“朵里台”。这时，快落山的太阳给大家有说不出的感受。李先生没有太多的言语，他只是走走看看，听从我们的安排。乘着黄昏的阳光，我们拍了照之后，每人都向当地藏民要了一匹马，在藏民的牵引下骑着马朝着远处缓缓而去。李先生与赵士林一开始没有骑马的打算，后来也居然骑上马跟了过来。毕竟这时我们已经走回头路，而李先生和赵士林正向着我们走过的方向非常缓慢地走去。当李先生和赵士林回到帐篷喝酥油茶时，天已经全黑了。赵士林第二天在车上给我们谈了一个感受：当他和李先生骑着马到了山顶的尽头时，他突然感觉到李先生骑着马，从后面看上去那剪影，象唐·诘珂德似的，无助地面对黑暗的大自然。舒群补充说“那么你赵士林就是桑丘罗”，这个比喻使大家大笑不止。
2013年11月27日星期三于艾依水郡6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