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十年之后的1959年，印尼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的进程，80年代末，印尼民主运动推翻了专制统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两个国家都属于第三世界，而在90年代之后，这两个亚洲国家都面临着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这样的背景和关联性因素使得我们理解今天的印尼艺术并不困难。
参加此次展出的所有作品几乎都是变革时期或者新秩序的结果。由于民主进程的速度、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印尼文化现实的复杂的交融，演变出了只有这个国度才能产生的新艺术。
西方思想的刺激在新的国家体制的产生而旧有的习惯还仍然存在的现实里，引发人们了内心的复杂情绪和不安，艺术家开始关注内心世界的秘密，像精神分析这样的导致产生超现实主义的理论对于印尼年轻的艺术家也产生影响，同时，在精神气候上非常接近的表现主义语言也成为艺术家们利用的资源。很快，除了大量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外，后现代主义的策略也成为印尼艺术家的武器，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的、民族的、西方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因素同时并存，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交融在每一个艺术家的血液里，最后形成了相互之间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风格。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艺术家过去二十年的艺术实践中也非常明显。然而，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和观看世界的方式不同，甚至性别本身也成为一个特殊的因素影响着艺术家对问题的思考，所以，即便是处在一个共同的国度和历史时期，艺术家们内心的世界也是独特的，他们表达自己的方式无疑也是丰富多彩的。
如象Ay Tjoe Christine的作品，艺术家通过自己特别的方法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非常个人化或者非常隐秘的世界，这是那些对外部世界没有特殊兴趣而始终着迷于内心的艺术家普遍的关注方式，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熟悉的形象，而是为一个没有名字和难以界定的内在性（真实、身份、本质等等）给出一个形象。每一个艺术家都会有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也许是一个非常个人的原因，但是，当一种语言逻辑在更为系统的作品中不断出现的时候，就很可能会构成一种风格，一种不同于其他人的形象世界。Ay Tjoe Christine通过紧张和不规则的线条所表现的符号性，是非常独特和有感染力的。
对精神世界神秘性的关注也可以有别的方式。艺术家保留着人们习惯的形象方式，甚至人物形象本身没有什么是不能够理解和识别的，但是，想象力将我们习惯的生活内容给重新进行了组合，故事变得神秘荒诞起来，而人物也成为一种幽灵般的提示。Sekar Jatiningrum的作品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梦境般的世界，艺术家诉说着她内心的故事，她也许不认为自己的故事有多么荒诞和不可思议，但是，如果观众不能追随艺术家的经历与思绪，不能了解艺术家的特殊心理，那么，阅读那些自言自语的形象就会变得非常困难。Sekar Jatiningrum有着自己特殊的阅读爱好和经历，她将自己了解的故事，不论来自书本还是生活本身，翻译为生动有趣的形象世界，转换成只有通过想象力才能阅读和理解的图像。这样的图像即便不是一种本能的产物，即便没有系统的思想的引导，也仍然脱离不了无意识的精神气候的前提，而对于观众来说，重要的不是图像中的故事内容，而是一种可以启发联想的形式，正是这样的抒情而荒诞的形式，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难以忘记的艺术现实。
显然，当直觉成为研究与关注的对象时，理性的态度就有可能成为本能表现的另一种形式。Sigit Santoso一定是一位愿意思考而不安于平庸的艺术家。他显然非常熟悉超现实主义的语汇，并且非常有兴趣地将这样的语汇融入他自己选择的母题。Sigit_Santoso甚至不回避直接的借用那些属于西方艺术的起因。只是，艺术家在面对自己的画布时，他一定会转换内容，将手法保留，而更关注于自己熟悉和知道的人物和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画中的物象在艺术家的利用中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和隐喻，或者成为一个日常思维的障碍，艺术家甚至对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现象给予提问，使得常识成为难以忍受的问题。Sehari Dalam Hidup Narsiskus 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这样，象征、隐喻以及情节的荒诞安排，构成了对更为隐秘的内心的提示，使一般成为特殊。在情绪的倾向上，艺术家关注的不是欢乐而是难以忍受的心理状态。这意味着社会现实——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化导致的心理现实的变化总是产生疑问或者困惑。也许Salvador Dali制作《战争的预兆》不一定有直接的现实事件的提示，但是，特殊时期的政治现实构成了艺术家的出发点。同样，Sigit_Santoso面临的是急剧的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变化，如果在过去的政治体制下说明性的内容是艺术的主体，那么，非政治化的时代也同样具有相应的政治内容，那就是将现代社会的思想的复杂性作为一种主题给予高度的重视，或者艺术家本身就浸染进了这个时期的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政治空气，只是，问题的针对性从具体的社会与政治目标转向了受社会变革影响的内心世界。进而，当充满激情的政治变革趋向结束时，更为个人化的问题就愈加突出。作于2003年的Mari_Bicara,_Tuan就表现得很明显，过分突出的无意义已经显露出超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的退场，压迫和焦虑已经从心理现实抽掉了，无意义成为一种主题。
接着，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Budi Kustarto的艺术。这位艺术家的作品看上去很容易理解，但是，似乎是一个自我反省的图像让观众产生疑问。Budi Kustarto人物形象显得焦虑不安，而又无所适从。中国80年代的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同样表现过类似精神状态。没有了权威，没有了那些过去必须遵从的戒律，没有了直接的肉体压迫，生活是否就是一种幸福？艺术家的作品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仅如此，现实让人更加焦虑不安，作于_2004年的Pain on Bananas Garden中的人物是低落而无所适从的，身体的不真实色彩与背后相对真实的自然物形成了让人惶惑的对比。显然，心理现实导致了艺术家即便是采用写实的方法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说明性或者民族化的表现方式，对于艺术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图像是否与真实情景有习惯性的联系，关键是，对现实的重组将构成新的现实，一个只有在艺术家的作品中看到的现实，通过这样的现实，观众所得到的不是对客观物理现实的认知，而是对一个特殊心理现实的体验，并且在这样的体验中发现问题。
比相对抒情的直觉主义或者理性主义倾向相反的情况是艺术家Agus Suwage这样的作品。复杂的社会现实与多重文化的交织在艺术家内心产生的困惑几乎难以忍受，问题的核心不是生活的艰难，而是存在的意义，是一个人的存在的标志以及目的。Agus Suwage将象征寓意与表现主义结合起来，他通过图像指示出现实，而让表现手法暴露内心的焦虑。比如Daughter_of_Democracy_II的主题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艺术家希望我们参与到他的焦虑中去，Democracy是刚刚获得的现实，而Democracy的结果却是充满问题的。这里，艺术家在提示新的历史时期的问题，而不是一种说明性的意见。他希望在观众心中唤起思考，而这样的唤起是以撕裂主体为代价的。Ayu Arista Murt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极端心理主义也是同样的例子，尽管艺术家有可能告诉我们她经历的一个故事，但是，显然，这样的故事一开始就已经将艺术家引向了别处，一个必须通过分析性的眼光和理性化的直觉才能识别的地方——一个只有直觉、潜意识或者本能生存的场所。当对内心世界的隐秘的关注达到高度的紧张时，人们可以将这个形象世界视为非常特殊的心理记录。
摆脱现实的愿望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艺术家干脆也直面政治问题。尽管民主制度已经建立，但是，太多的腐败与虚假在今天成为普遍现象。艺术家Adi_Kaniko的The_Actor_Series让我们想起法国画家Daumier,讽喻与怀疑构成了作品的主题。Adi Kaniko对“真实”这个概念提出疑问，权力——无论它来自政治、经济还是当代媒体——构成了对真实的解答，而权力总是通过那些可以理解的外表形式表现出来，这样，每个人就成为现实这个舞台的演员，以不同的面具发生关系。所以，face既可以是掩盖真实的面具，也可以是真实本身，因为，对真实的解释已经没有依据了。也许艺术家对那些隐隐熟悉的面孔不给予任何信任，但是，除去这些面孔这个世界究竟还剩下什么？所以，Adi_Kaniko的漫画式的作品非常有趣，画中的形象给予观众的不是抽象问题的思考，而是具体问题的揭示。
当然，尽管整个展览体现出来的丰富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它们共同的特征是：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倾向和风格都与“南洋风光”有决然的不同；另一方面，西方艺术对艺术家的影响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已经变得不是简单的“照搬”，艺术家们在新的社会秩序的发展过程中，对身份的认同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限于表面，相反，他们正是在不断自我追问的过程中，实现了自己最为真实的自我身份的求证与解决。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经常讨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而社会的发展非常清楚的表明了对于文化遗产的继承只能在探索与创造的过程中解决，只有在对自身的处境和内心世界的变化的考察中去实现。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自我的身份重建的过程，就是新艺术产生和演变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所呈现的有价值的精神面貌在这些印尼年轻的艺术家的努力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从展览的作品中我们完全能够看到，今天印尼的艺术家已经不像早期那样，对不同文化的冲突过分困惑，相反，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事实：自我的价值将在不断的寻找过程中产生与完善，同时，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变化和重新确立的。展览里印尼艺术家的作品充分体现了这一切，这不仅构成了中印艺术家之间进行广泛深入沟通的可能性，也可以成为研究亚洲地区当代文化与历史的很有价值的艺术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