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是一件过时的东西，而是被推挤到我们眼前的、正在发生的事件。
——利昂·格劳伯
写在前面
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是一个拥有100多年历史的艺术节，与巴西圣保罗国际艺术双年展和德国卡塞尔文献展构成世界三大艺术展。其中，威尼斯双年展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从1895年创办以来，一直标新立异，以现代艺术为取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代艺术成为双年展的主要学术方向与展示平台，代表着全世界当代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每一届双年展，都以其独特的样式和不同的面貌出现，为传统气息浓厚的威尼斯水城增添了一道色彩绚丽的现代风光。关键是，双年展也是一个国家通过艺术形式来展示自己的文化与发展的重要窗口；
2009年6月初，意大利的威尼斯迎来了两年一次的艺术盛会——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如期举行。水城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与者和热心观众，特别是一些新的国家参与，为这个举世瞩目的艺术盛会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2009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为“制造世界”，显示出艺术的潜力所带来的新事物的出现、发展极其变化。
作为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的特别机构邀请展——“给马可·波罗的礼物”，由威尼斯国际大学、青城山·中国当代美术馆群和上海当代艺术馆联合主办，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这样的主题下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这是一种由内向外扩张的力量。著名艺术史家吕澎和意大利著名艺术批评家奥利瓦共同担任策展。9位最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何多苓、周春芽、张晓刚、方力钧、王广义、岳敏君、张培力、叶放、吴山专参加了展览，吴山专的妻子、冰岛艺术家IngaSvalaThorsdottir也参加了本次展览。艺术家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世界著名旅行家、商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的敬意，表达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在东西方不同的文明进程中的思考；也向欧洲观众和威尼斯人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转化的过程中、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全新实践。同时，“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也构成了“制造世界”的重要部分。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世界的理解。从客观的角度表达了东西方在文化交流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关系。
应该说，中国当代艺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并没有真正面对中国的历史问题，“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开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思考问题——在我看来，这个展览正是艺术家们面对历史发出的苍茫浩叹。值得欣慰的是，威尼斯国际大学为“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提供了空间，提供了作品完成并实现的最大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不仅是一个展览，而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
从地理的角度上说，中国与欧洲相距遥远，但是，地域的遥远却无法阻碍东西方之间需要建立的必然接触。如果说，马可·波罗当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旅行是对东方的“探问”，那么，今天当代艺术家献给他的礼物则是对西方的“回答”——我发现，艺术家在与马可·波罗的对话中，不再是对文献的穷追不舍，而是对历史的再思考。也许，艺术家所提出的问题并非客观的真实，而是充满其主观认识——因此，在特定的情景中，它显示出一种特殊的语言张力，以及在历史的语境中对西方文化的再认识。
马可·波罗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1992年秋天，艺术批评家、意大利人奥利瓦来到中国，他将要为由他策划的第45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挑选艺术家。在中国批评家栗宪庭的帮助和推荐下，这位策展人在北京、上海和杭州兜了一圈之后，14名中国艺术家进入了他的视野。1993年6月，中国艺术家在栗宪庭的带领下踏上西行之路，参加这个艺术盛会中的“东方之路”展——这是众多的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参加国际艺术活动——他们终于亲眼目睹了中国以外的国际艺术——也看到了自己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的“份量”。16年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家在著名艺术史家、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吕澎的召唤下再次出征威尼斯，给700多年前曾经来到中国，并在中国游历17年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送去一份厚礼。如果说，威尼斯双年展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艺术在此的集中展示，那么，“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则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上，搭建起一个宽广的平台。10位艺术家用不同的艺术形式告诉意大利人、告诉欧洲观众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在今天呈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应该说，这是一次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的集体亮相，不但展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实力，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上，开辟了新的里程碑。
于是，策展人在马可·波罗身上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将本次展览的主题通过这个结合点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上展开——这是策展人吕澎的智慧。因此我一直在想，与今天相比，大概古时的先人比我们更大胆，更坚强，更果断更有毅力。当他们决定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真的就加入到漫长的穿越草原、沙漠和丝绸之路的队伍中——马可·波罗就是这样的一位意志坚毅的人。早在13世纪末期，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跟随他的父亲和叔叔一起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生活了17年，足迹几乎踏遍华夏。后来，中国文明的成果被马可·波罗传进欧洲，逐渐被记载进欧洲的文化和历史中，其中还有一些中国的发明，在西方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们对西方世界的技术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在中国，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以下简称“游记”）为人们所熟悉，可谓家喻户晓。《游记》共分四卷，是一部以叙述中国为主的纪实性介绍。马可·波罗以大量的篇幅热情洋溢地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商业、交通以及华丽的建筑等，尤其是中国辽阔的幅员让这位旅行家极为震惊。但是，自从《游记》问世以后，对其著作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马可·波罗是否写过《游记》？《游记》是否伪作等等。尽管如此，他的记述确实为欧洲人打开了视野，也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和想象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发展，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越来越多，相关的知识越来越丰富。重要的是，《游记》中的许多事物逐渐被证实。遗憾的是，至今依然有人对《游记》质疑不讳。
无论如何，马可·波罗的《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专著。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对于封闭的欧洲人来说，展示了一个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从而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正如著名美术史家、策展人吕澎所说的那样：“在解读人类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家希望提供一个案例，正如马可·波罗最早用自己的眼光来观察东方一样，9位中国艺术家也将通过自己不同的艺术形式来传达自己对世界的理解，而‘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将是一个有趣的出发点与传达方式。”吕澎的表述准确而精辟，作为策展人，他从历史的角度为展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与可能。
观看“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展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制造世界”、国家馆和外围展的许多作品依然是那些关注社会乃至政治问题的作品；依然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的观念艺术，展示了艺术家对当代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给我的感觉是，关注人与社会，乃至政治关系的艺术仍然是当今世界艺坛的主流。
在特别机构邀请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美术史家吕澎和奥利瓦共同策划的“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展，仅从标题就可以看出策展人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思考。参展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都显示出对其历史与当代问题的敏感。如果说，1993年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策展人奥利瓦来中国挑选艺术家的兴趣在于对中国当代问题的敏感；那么，16年之后在“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展上，作品的语言强度不逊于西方艺术家。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艺术家不断走出国门，不断参与各种规模的国际性大展和艺术交流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艺术家的感觉在国际的大环境中被拓宽，视野极其开阔。本次展览，显示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语言上的成熟，这些从80年代一路走来的艺术家几乎都经历了什么是语言的冲击和洗礼。因此，在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中，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理解，表达出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与16年前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相比，中国艺术家的国际视野被大大拓宽，与西方艺术家相比，在关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对历史文化的理解上，已经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且，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成为国际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多苓，画面上的感伤与色情寓意
20世纪80年代初，曾以《春风已经苏醒》开创中国美术“伤痕风”的油画家何多苓，在过去30年的艺术探索中，始终坚持作品中的感伤、意象和抒情意味，令人耳目常新，给观众留下难以抹去的深刻印象，同时也决定了他在中国现实主义油画领域中的重要位置。《春风已经苏醒》成为艺术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获得广泛赞誉，由于他在过去30年中的坚守，在学术上也得到尊重。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感伤一直贯穿于何多苓的所有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的艺术创作上只是遵循古典与传统；其实，何多苓是一位具有古典气质并融合了现代主义精神的油画艺术家。也许，只有在他身上，才能准确反映出中国现代文人的精神气质——或者说，这种气质是独特的，也是中国人在当今特殊的时代中所特有的。如今已年过花甲的何多苓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他献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是两件油画作品，从表面上看与他以往的绘画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画面上增添了一种色情的寓意。其实，艺术家并不是在有意制造色情——而是，通过这样的寓意来传达一种若隐若现的感伤。何多苓是一位有着丰富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在他的精心控制下，色情仅仅是一种寓意而没有在画面上弥漫和扩张。这种始终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寓意反而在画面上显示出一种神秘性——这就是何多苓的气质。于是，这种气质与传统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某种内在联系；其中还蕴藏着一种本质的不同。
何多苓的艺术是一种诗意的特质，今天展出的两件作品中，我感受到艺术家内心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画面上依旧保留着那种细腻、单纯、抑郁和忧伤的情调，其中还透露出一种带有唯美色彩但又近乎于死亡的气息。在我看来，艺术家对这种抑郁和感伤的境界追求并非是一日的热血涌动——而是一种人文学养与个人技巧慢慢形成的美学品格。由于他特殊的个人气质，笔端更多的依然是一种抒情的吟咏，这就决定了何多苓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极其少有的现象。我以为，何多苓的油画在不同时期的变化都有不同的主题以及绘画性的探讨——但是，唯一不变的，是属于他那神秘而忧郁的诗人气质。
何多苓的两件作品，除色情的寓意和感伤之外，还蕴藏着一种对阴柔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正是何多苓作为一个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当代把握，还有对感伤的暗示——何多苓的意义，是用绘画开启了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他的艺术影响了一代甚至两代人。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一种植根内心的修养——这是一种无需他人提醒的自觉；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种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还有，一种挑剔中的善良。何多苓献给马可·波罗的礼物，贯穿了他过去30年的追求有探索，贯穿着他在过去30年一路走来的立场和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何多苓应该受到特别的尊重。
周春芽，传统精神与现代气质
1950年代出生于的艺术家周春芽，天生随和、宽容并善解人意。从早年对印象派、对超现实主义以及德国新表现主义中走出，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个性与自信。在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一个艺术家在关心社会政治时保持的某种超越性毫不隐瞒地在画面上展现——其实，这是艺术家思想的深化。
许多年前，周春芽曾被人一直怀疑是否是中国艺术家，对此他做出了非常简单但又非常肯定的回答，他说：“虽然我的艺术风格受到西方艺术的影响，但是，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因为，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中国的。”
许多年后，周春芽的艺术证实了他是一位对西方现代艺术有着宽阔视野、对传统艺术有着深刻理解的艺术家——特别是，对德国新表现主义——无论是感官还是理性，可能在中国很少有人与其相比。这一点，决定了周春芽在艺术探索上的高度，也注定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远行者。可以肯定地说，周春芽在现当代艺术的探索中，获得与众不同的突破。尤其在当代艺术领域，他将中国传统的气质与当代观念进行有机结合，使其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中的代表性人物。与何多苓一样，周春芽同样是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他献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依然是他笔下多年来一直出现的“绿狗”。但这次的“绿狗”不仅展现在画布上，巨大的金属雕塑“背靠背”居然摆放在威尼斯国际大学户外的草地上，特别是喷上工业用漆之后，醒目而夺人视线——环境的不同使作品给人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无论是雕塑的“绿狗”还是布面的“绿狗”，它们在西方的环境中显示出一种非凡的“中国气质”。也许，这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血脉”。尽管周春芽以往的“绿狗”更多的蕴藏着一种“德国精神”，但是，我们今天在异域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一种再创造——这是艺术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收获。如果马可·波罗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喜欢。甚至，他会觉得，当年他的理想和愿望，今天在中国艺术家的手中得以完成——这就是交流与沟通。
张晓刚，与虚拟的历史对话
1990年代初，张晓刚以“家庭”和“血缘”系列，表达了他对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深度思考，同时也传达出具有时代意义的集体心理记忆。这种对社会、集体和家庭的“再现”，具有一种强烈的当代意义。尤其是对“脸谱化肖像”的再演绎，开启了一种新的美学样式。“老照片”唤醒了艺术家在90年代的全新感觉，找到了通往当代艺术的道路及方向。使他懂得怎样在保持距离的前提下去体验历史、以及周围的现实。特别在1994年巴西圣保罗国际艺术双年展之后，张晓刚在中国和西方获得广泛认可，同时也确立了其独特的审美方式。
1995年，张晓刚曾参加过第46届威尼斯双年展暨百年纪念展，今年是他第二次参加威尼斯的艺术盛会——而且，“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充满着一种怀旧意味和历史神话。因此，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的角度解释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于是，张晓刚在三块巨大的不锈钢板上呈现出对历史的陈述与阅读，在印有中国日常生活空间的图像上，当年《马可·波罗游记》的部分内容被艺术家用银色马克笔、然后再用中、英、意三种文字抄写在钢板上，这种方法展示了艺术家的聪明和智慧，以及其中隐隐流露的一种戏XUE。站在作品前，也许你会产生这样的感觉：一个700多年前的威尼斯商人与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家究竟有什么样的联系呢？！或许，文字的阅读和阐述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误差。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艺术家试图引领我们走进历史——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与马可·波罗对话。
其实，张晓刚的作品与过去相比，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应该说，这三件作品与他一贯的艺术追求是一致的——只是，艺术家想通过不同的方式，呈现一种与主题相关的东西——一种不同以前的视觉效果。应该说，张晓刚的创作是充满智慧的；他将作品摆在观众面前，同时也将观众摆放在历史与现实中。所有的观众不得不在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前驻步深思。我以为，张晓刚的作品虽然在材料的选择上不同以往，但其思想和立场一直贯穿于他在过去20年来的主线。有人对马可·波是否到过中国提出质疑，这一点，同样给艺术家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历史记忆与失忆在这里又一次成为张晓刚的话题。
一个是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一个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艺术家，他们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也许，马可·波罗本身就是一个传说，是一种人类精神的象征。张晓刚恰恰是在这样的传说与象征中完成了一次“修正”。或者说，这正是艺术家内心的需要，对艺术史的把握、对价值观的再认识，有着一种潜在的关系。
张晓刚在画面上需要展现的，正是寻找今天与过去之间的一种模糊而复杂的关系。
如果马可·波罗在天有灵，看到张晓刚的作品，他会有何感想呢？！
方力钧，依然关注人与世界的关系
方力钧是中国后89新艺术潮流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泼皮光头”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的象征符号。代表作品《1992·吼》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推出。以后，他的名字开始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1993年，他曾在奥利瓦的召唤下带着“泼皮光头”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1999年，这位已经蜚声国际艺坛的年轻艺术家再次应邀参加48届威尼斯的艺术盛会。如今，47岁的方力钧第三次参加威尼斯的国际大展。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视野中，他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杰出代表。今天，方力钧的三件大尺寸油画被摆放在威尼斯国际大学的墙壁上，色彩依然鲜艳夺目，画面依然让人驻步深思。尤其是，那些指向模糊而语言尖刻的油画作品，让观众驻步深思——甚至，让你在观看时产生一种呼吸困难的感觉。
画面上，艺术家将配有古典画框的“作品”摆放在灰暗的水泥墙壁上——这是艺术家笔下的作品；表达了一种一切美好的事物可能只是一种假设这样一个深刻的哲理。这是一个过去长期被忽视、长期被淡漠的问题。如今，它引起艺术家的关注与再思考，其强烈的对比展现了一种冲突与矛盾——艺术家用寓意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生命的关怀——在艺术家看来，也许只有艺术才能揭开生命的本质。另外一件作品被安置在长廊的窗前——这是一件4米多长的装置雕塑作品，在玻璃钢上，摆放着用压克力制作而成的成千上万在行进中的“人”，他们从“胚胎”、“襁褓”到爬行中的婴儿，贯穿人从幼年到风烛残年——从生到死的全部过程。仔细观看，静静思考，人生的许多感慨、特别是对生命进程中的感悟，都会在作品前慢慢生出。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都可以从中获得不同感受。压克利材料的介入强化了观众对生命思考的深度，使得方力钧对生命的表达超越了具体描绘的层面。那些千变万化却又在“流动”中的形象，被晶莹剔透的物质材料牢固地锁定在时间的某一个瞬间。尤其是在一种充满悖论的现实中，艺术家向我们诉说着生命的偶然与艰辛，美好与丑恶，坚强与脆弱，以及处境的尴尬。这其中，我们还能强烈地感受并体会到艺术表达的尊严。
在我看来，对生命的认识、对生命与世界的关系的思考与表述，同样是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渠道。方力钧的绘画和装置雕塑，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艺术不是对世界的精确塑造，而是确定人与世界的关系。方力钧的这份礼物，无论在西方人的眼中，还是在马可·波罗的手上，份量一定很重，沉甸甸的。
王广义，还原历史的“现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创建“北方艺术群体”而拉开中国现代艺术序幕的王广义，在80年代后期写下诸多的神话，为中国现代艺术创下辉煌篇章。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艺术家之一。1990年代初波普艺术的实验和《大批判》的创造，使其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的关键人物。从艺术史的角度上说，王广义的《大批判》是“政治波普”的一个不可替代的标志性图像，它不仅提示了历史的基本概念，对以后艺术的发展起到推动性作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作为意识形态、文化和商品的“政治波普”艺术，强调其政治性和可操作性，都是与西方后冷战时期的艺术有着密切联系。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政治的冲突使东西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出现了一种互动关系，于是，“政治波普”便成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而王广义正是这个符号的创造者。
1993年6月，王广义应邀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大批判”走出国门走进威尼斯，西方观众第一次从画面上了解到中国现实的标志性图像。今天，王广义带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是一件装置作品；艺术家以一个象征性的历史现场——圆明园作为历史的物证，使其产生了特殊的“意义”。王广义使用当年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亲手绘制的12幅圆明园建筑设计图，成为整个作品的重要因素，将其局部火烧，然后安置在废墟上，周围有大量的残砖灰土，给人一种历史的真实感。或者说是历史的“物证”。因此作品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其中也包含了政治和文化的复杂性和冲突。所有的观众走进房间，立刻会联想到圆明园在遭受八国联军侵略时被掠夺和毁灭的历史事实。于是，这个被命名为“现场”的装置作品在西方的环境中就有了特殊的意义。马可·波罗不知道在他以后发生的事情，但是，他的后人的所作所为，是历史的悲剧、还是历史的灾难？！正如在学术讨论会上王广义直言不讳的表述：“中国遭受八国联军的侵略，包括圆明园被毁灭，其中可能还有你们的亲人、你们的祖先。”王广义在本次展览中的作品，试图还原一个历史的现场，让欧洲人、让意大利人对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多一点了解和认识。圆明园被掠夺和毁灭，究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延续、还是断裂！
如果马可·波罗还活着，他对此又有何感想？！王广义献给马可·波罗的这份礼物可是不轻啊。
岳敏君，在“迷宫”中与历史对话
在岳敏君的作品在中，张着大嘴傻笑的人是其最显著风格的标志，以后不断重复。使其成为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中重要的艺术家之一。
岳敏君是一个善于思考并始终以鲜明而独特的视觉形象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获得赞扬并具有贡献的艺术家。他的“傻笑人”以幽默的方式消解了当代社会中人的迷惘、困惑与压抑，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以一种嘲讽和自嘲的方式调侃，准确把握了中国特殊时期一代人的精神状态。“在当代艺术史中，他的艺术让观众彻底划清了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美学界限”（吕澎语）。
在艺术家看来，“笑就是拒绝思考，就是头脑对某些事物感到无从思考，或者难于思考，需要摆脱它。”1999年，岳敏君带着他的“傻笑的人”参加第48届威尼斯艺术盛会，今年他再次来到威尼斯，他在“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中一扫以往“傻笑的人”。在威尼斯国际大学的墙壁上挂着十件圆型作品，猛一看酷似中国传统水墨，再一看，还类似传统的平面烧瓷，当你真正站在作品前时，才会认清那是艺术家手工绘制在油画布上的黑白作品。在这件作品中，艺术家制作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园林，然而，这些中国园林又是一个又一个的迷宫——这是历史在现实中的迷宫。当然，艺术家并不是在玩弄简单的“游戏”，而是将中国现代艺术史上如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等许多画家的作品安置在他自己设置的迷宫中。其实，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的这些大家并不为西方观众熟悉，但他们却与中国观众和中国艺术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如齐白石和徐悲鸿这样的大家，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在去往威尼斯的飞机上，岳敏君非常幽默地对我说出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些中国的艺术大家都没有去过威尼斯，也没有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展览，我就是想用这样的方式，带着他们的作品出来玩玩，圆他们一个梦想。”
以往，岳敏君笔下的那些“傻笑的人”大多是他周围的朋友，可能更多的是他本人。他总是以强烈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来重复一个形象，给观众在视觉上带来巨大冲击。尤其是那些缺少价值的生活使艺术家看透一切，使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对政治的调侃和冷嘲热讽。可以这样说，岳敏君用自己的作品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尴尬和只有傻笑的人们。今天，艺术家营造的迷宫，似乎感受到传统艺术的迷惘。对很多传统艺术家来说，他们正是迷失在自己搭建的迷宫里永远无法走出。从这样的逻辑出发，马可·波罗同样也迷失在中国的“迷宫之中”。正如艺术家所说：“艺术家在传统艺术中的迷惘和探索，他们似乎永远迷失在自己营造的迷宫空间中，由一个迷宫进入另一个迷宫，陷入囚徒一般的困境，永远走不出来。”
艺术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反思并提出深刻的问题，马可·波罗在这些迷宫中又有何感想呢？！
张培力，制造的“景观”和虚拟的符号
张培力早在1980年代的绘画曾以“乐器”和“游泳”著名，尽管这两系列在题材上没有什么联系，但它们之间也没有本质的区别。比如他的《今晚没有爵士乐》和《仲夏的泳者》，我们在画面上所看到的，是一种缺少生命感甚至没有激情的理性描绘。或许，这就是艺术家在80年代对当下文化的某种反叛。再往后，艺术家脱离了传统的架上绘画而开始用录像，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内说明对语言的看法。比如他的录像作品《30cm X 30cm》，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观念影像艺术文献。从那以后，这位艺术家在影像探索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培力以录像开启了中国现当代艺术领域中“录像艺术”的先河，被称之为“中国录像之父”。他曾参加过1993年、1999年和200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这是他第四次参加威尼斯的艺术盛会。今天，他带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是一个“有意味的景观”——艺术家将当今中国杭州的一个模仿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图片和一个充气的钟楼布置在威尼斯国际大学的一个展厅中。去过威尼斯圣马可广场的人都会记得，那座高耸入云的钟楼，自信而高傲地屹立在广场上，迎接着来自全世界的游人——甚至，它已成为威尼斯的一个标识。而中国杭州休博园的圣马可广场，却是一个拙劣的模仿品。奇巧的是，当年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曾到过杭州城，两方面的“巧合”使智慧而机敏的艺术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东西方“相互观望”的视角。在威尼斯的钟楼下，在杭州城里圣马可广场的钟楼前（充气物），你会作何感想呢？特别是杭州城里的那个钟楼，被艺术家作为充气物摆放在展厅中，在充气的过程中它逐渐“勃”起，当它“雄伟般”地挺立在展厅之后却迅速萎缩。杭州城里的圣马可广场的照片静静地悬挂在展厅的墙壁上，与这座钟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诉说着我们过去所创造的历史。同时也反映了一种人与环境、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深刻主题。
如果马可·波罗看到这份礼物，他如何看待他曾经赞叹不已的“人间天堂”呢？！
吴山专， “观念”映红威尼斯大运河
吴山专在中国是最早具有当代观念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能用作品撼动观众的观念艺术家。早在1980年代的新潮美术运动中，他的作品就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这位来自浙江舟山的年轻人在中国美术馆公然举起秤杆卖起对虾，在国家美术馆中做起他的《大生意》。特别是在展览现场，艺术家竟然公开做起广告，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在这个他精心设计的作品中，引来观众的好奇与围观，正值新春来临时，人们在国家美术馆内争先恐后购买对虾而使作品达到高潮。最后，在工商部门的干预下被迫停止，于是，聪明的艺术家用幽默的方式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上“今日盘货，暂停营业”几个大字。无论如何，这种“掩盖”针对中国的许多现实问题。或许，艺术家用《大生意》这件观念作品，在反讽中国的商品经济本来就是在政治没有改变之前的一种虚假现象。在后来不断有人撰写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中，吴山专的这件作品被反复叙述。
在这之前，吴山专不断制造意识形态游戏，比如“大字报”、“奖状”、“今天下午停水”等等。 其实，这件作品在中国现代艺术向当代艺术转型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然而，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早期”作品却很少被人提及。
在以后的20年中，这位艺术家做过的观念作品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甚至涉及到中国人所处的生存环境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角落。在瑞典，他在杜桑的小便器里“撒尿”，这个传播了一个世纪的艺术史神话被他在瞬间化解；在威尼斯，他“就地打工”，希望抹平物质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在纽约，他兜售玩具熊猫，以此展示东方土特产在西方客居的尴尬身份——他的作品总是给观众一种深奥的感觉。再以后，吴山专提出了“买就是创造”，“重复就是力量”等观念，由此我们看出，在观念艺术领域，他是进入得最深、走得最远的一个。“买就是创造（我买故我在）……当你买，你就创造。当你用，你就创造。当你扔掉，你就创造《吴山专：买就是一种同意》”。
1993年，吴山专曾以个人的名义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这一次，他将TOBUYISTOCREATE（买就是创造）制作成霓虹灯，高高架在威尼斯国际大学校园的围墙上，每当夜晚乘船归来，红色的TOBUYISTOCREATE几乎映红了整个校园，映红了我们视野中的威尼斯大运河。每每乘船从这里经过，我都在想，20年来，吴山专总是以幽默的方式表达他的观念。艺术家的作品、观念及行为依然没有脱离具体的指向，甚至我还想到，一个被忽略了的政治现实再一次被艺术家公开凸显出来。
十位参展艺术家中唯一的女性是吴山专的妻子Ingasvalathorsdottir，这位冰岛艺术家从1990年代初开始与吴山专一同创作，这次她的参展作品主题同样是《买就是创造》，不同的是，她是在画布上完成的两件印有条码的肖像。既然是献给马可·波罗的礼物，那么艺术家要告诉马可·波罗，当年他的足迹曾在中国留下深深的印痕。今天，所有的威尼斯人站在他们的TOBUYIS TOCREATE前，又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叶放，在威尼斯建造中国园林
参加本次威尼斯双年展“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展中的所有艺术家中，叶放是一个另类。
叶放是一位画家，也一位园林设计家，甚至，还是一位当代的“古代文人雅士”。
叶放出生于苏州园林，成长于苏州园林，因此他对园林就有了不可分的情结——这一切，来源于他对园林的特殊感情。
最终，他在苏州建造了自己的私人园林。有人评价说：他的园林开创了现代造园之先河。叶放的绘画与造园不是拟古不是仿古而是在表现艺术家对传统的理解。
叶放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在威尼斯国际大学的一个房间里，艺术家将水墨、装置、家具等和空间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礼堂。我们在水墨的园林和装置模型的园林中，感受到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和气质，正如艺术家所说：“我出生时，童年时代在园林里生活过，受到园林的精神、气质的熏陶，园林是我的精神家园。过去我一直画园林，在纸上营造我的园林的想象，后来有了机会动手造。”其实，叶放的作品是他为威尼斯国际大学建造一个中国园林的具体方案——中国园林将永远生长在威尼斯国际大学的校园里。遥望当年，马可·波罗曾经在中国江南赞美道：“处处景色秀丽，让人疑为人间天堂”。因此，可以说中国的园林就是马可·波罗眼中的人间天堂。
叶放的礼物，马可·波罗会大喜，甚至，他还要永远居身于其中。
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再思考
曾经连续策划过48和49两届威尼斯双年展的著名策展人哈罗德·塞曼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评价双年展的价值和意义，大意是：所有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或者少数民族群体，参加展览是想寻找一个空间或舞台来试验并支撑他们的文化身份，国家意识还有其他的东西。这是既感人又让人害怕的。或许，这一点在心理层次而非艺术层次上会更有意思。这位策展人的话，让我想到所谓的文化身份和国家意识，其实在当代艺术中最根本的东西。尤其在中国，由于当代艺术与政治之间潜在的对抗关系，导致官方对当代艺术的接纳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因此，艺术对政治社会的批判，注定与官方意识形态在本质上的对抗与冲突。中国当代艺术的种种实验，是对社会变革的真实记录。记不清什么人曾经怎样说过：当你希望从中寻找美感时，它会令你失望；但是，当你想从中寻找思想的乐趣时，它却令你着迷。
其实，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对“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纠缠不休。它确实是一个有难度的理论问题——但是，它所具有的实验性和挑战性，是过去所有艺术样式所不及。“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展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独立性和大胆探索与实验的精神，从侧面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既与社会紧密相关但又具有高度独立性的思想活动和知识活动，当然，它还是一种追求自由的智力活动，当代艺术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智慧获得的一种解放。在本次展览的作品中，我看到了艺术家高度的独立精神，以及作品的人文性与社会性，包括其思想性与国际性，所有这一切，都将永远保留在威尼斯双年展的历史记忆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尤其是在这个正处在“进行时”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一切都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所谓的“全球化”，其实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等许多领域极其复杂的并且是多维度的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领域都面临中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之间却又在相互影响着。无论怎么说，“全球化”也是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提供了更多交流与互动的机会，其实，“全球化”首先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大规模的跨过运动。从文化的形态上看，20世纪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它们不断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观通过各种方式输送到非西方国家，使这些国家原有的文化观念的存在与延续受到影响甚至是冲击。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它在给各种不同文化提供各种新的可能的同时，也对那些弱势的文化构成某种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实际上是在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向前行进的。
2009年以来，全球的经济危机导致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大幅度下滑，其中一些造天价的艺术家作品在拍卖会上无人问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些对中国当代艺术始终持有偏见的人开始对当代艺术进行全面攻击——而且，市场的萧条使批评家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很长时间里，批评家的寂寞近乎无语。难道，批评家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无话可说吗？！或者说中国当代艺术真的是出问题了吗？！在我看来，经济危机的同时确实暴露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暴露了艺术家在艺术市场中的行为和举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艺术的崩盘，不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的穷途末路！当代艺术在中国的路还很长，还需要经过严格的学术检验、市场的检验以及方方面面的检验。全球的经济危机给艺术市场带来的冲击是暂时的，冬去春来，大地依然会一片绿色。
最后的叙述
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搭建起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以表达对700年前意大利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介绍中国之敬意。10位艺术家以宽阔的视野表达了对西方文化及文明的再认识，同时，以当代的方式向意大利人，向欧洲人展示在全球化转化进程中中国艺术家的国际视野和艺术实践。并且，还告诉所有的观众，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可以这样说，“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是一次历史性的创举，整个作品反映出中国当代艺术家新的面貌，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来自中国的材料和特殊的视觉符号展现在欧洲观众面前，艺术家将他们对历史敏感的事件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在欧洲的艺术舞台上刮起强劲的中国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之间交流的日渐繁多，许多中国艺术家在欧美艺术领域获得较高的声誉。他们在西方社会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中突破了本土环境的某些制约与限制，从而能够从更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出发，去关注人类历史和文化中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包含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出与碰撞。本次“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同样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对东西方历史、文化之间的冲突、碰撞等问题的关注。他们的很多作品，明显包含着来自中国文化的视觉符号和材料，另外，艺术家们将这些因素巧妙地与自己对当代社会的敏感问题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人文主义的高度和强烈的视觉语言。尤其是在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艺术家们显得从容而客观。在延续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对西方文化，则抱以尊重和利用的态度，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国际视野和民族情怀。许多作品表明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渊源，重要的是，也契合和中国当代艺术家远赴威尼斯参展的某种心态。
从遥远的威尼斯归来已经多日，一切又回到以往的日常状态中。但是，“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却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这个展览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实力，也显示出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健康的发展和壮大。我再一次看到艺术家通过作品捍卫艺术自身的独立性与批判性，挑战传统审美陈规，推进人类思想进程的探索与实验。当代艺术在中国是对既定的政治社会提出问题，对政治与社会价值保持着疏离和批判态度。其实不仅如此，在本次展览中，我感受最深的，既当代艺术就是现代文明的准确反映。我突然明白：艺术总是当代的。
一个艺术家要选择什么样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绝不再是什么艺术技巧的改变，而是艺术家的立场与身份证明。“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使我看到了艺术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自信，还有，在风雨中一路走来的坚定不移。另外，对自由、独立、宽容的不懈追求，对想象力、创造力的无限解放，都在作品中得以展示。通过这个展览，也表明后现代艺术领域由于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文化对抗，在今后依然会继续存在。我们看到，东西方两种传统在各自的道路上，无疑都创造了我们永远怀有敬意的价值。
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使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它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不是空洞的距离。于是，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礼物就有了另外的意味——因为，上帝并不知道艺术家这样描述的事实。
2009年7月2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