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确定
问：这次“双年展”从形式上看类似国际上的“威尼斯双年展”或“圣保罗双年展”，但其实两者很不相同，其一，上述两个国际性展览都是由政府资助主办，而这次“双年展”的主办者则是企业；其二，以上两个国际性“双年展”绝无商业色彩，而此次“双年展”却直接以买卖为目的，所以从性质上看，它似乎更接近于巴黎“当代艺术国际博览会”（F．L.A．C），请谈谈你们在展览性质上的想法。
答：的确，建国以来的大多数展览均由政府出资筹办，虽然全国性的展览，比如历届全国美展都由文联系统的群众团体美术家协会主办，但经费均由政府拔款，近年来的一些展览虽然也有一些企业赞助，但是，筹办展览的经费主要来源也差不多是国家财政，此次“双年展”完全由企业投资承办，与今天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形势有关。在目前国家还拿不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文化艺术事业的时候，企业出面来给予有力的支持，这无疑有利于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西方一些大型的“双年展”是由政府资助的，这与他们的一系列文化制度、税收制度以及社会发展结构有关，但是，你也知道，由企业、画廊收藏艺术品、举办大型展览的现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德国，日益明显，以致有压倒博物馆、美术馆的传统功能的趋势，只是，国内的企业投资艺术这样一个现象更直接地是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发生联系，它反映出了我国文化艺术的新的发展方式，至于“双年展”的经济目的，我想应该这样来看：将艺术品作为商品放入市场，或者说建立一个艺术市场，这对于我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件艺术品通过市场从艺术家的画室进入社会，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必须的。任何一件作品不可能老是留在艺术家的手中，它是属于这个社会的，当然，博物馆和美术馆是收藏、展出艺术品的地方。但是，目前国内的博物馆、美术馆购藏作品的经费微乎其微，而艺术家要保持工作的继续又需要更多的金钱，所以，艺术家的作品在市场中流通是很正常的。企业为了使文化艺术事业能够坚持下去，它自然要凭借经济的杠杆。就此而言，我同意你说法，此次“双年展”更接近于“当代艺术国际博览会”，只不过范围不如后者大罢了。
问：这次“双年展”费用和奖金数额之高也许是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次，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答：此次“双年展”的预算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民币。耗资量的确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展览。资金使用的分配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展览组织运作，即日常工作开支；二是广告宣传。在“奉告”里我们已表明了，展览要出版两本高级画册，此外，我们还增加了一本涉及“双年展”的摄影文献的画册出版计划。至于报刊和其他形式的宣传也超过了十种，其中包括一些对外宣传的费用，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让社会能更充分地了解“双年展’并为今后留下完整的图文文献；资金使用的分配第三个方面是购画，仅买下二十七件作品就要耗去四十五万元。用这样高的价格购买艺术品，在于提高中国艺术品的地位，过去，国内艺术品价格定位极不合理，优秀作品价格普遍偏低，因而需要进行调整，何况，与国际艺术市场相比，这样的价格也不算太高。当然，就投资单位来说，他们希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人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发展自己的文化艺术，那种等待着国外画商对中国艺术家的作品进行不平等的挑选的现象将会逐渐减少，让中国艺术品在整个国际艺术市场中有一个应有的位置。
问：一次意义重大的画展往往可以对某一时期的艺术风格、艺术趣味和时尚产生广泛的持久性的影响，例如战后西方各类具象性绘画的兴旺发展就与几次国际性质的展览和艺术市场的兴起有关。这次“双年展”强调学术性与商业性标准的统一，但据我看这两者不大容易取得一致，我想，画家和舆论界最关注的恐怕是评委对这次评奖有什么预定的风格标准，评选方式怎样，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答：我想你的提问涉及几个方面。一是展览是否能影响一个时期，这的确取决于展览的作品质量。当然，质量这个词仍然很不具体，一件作品的好坏，除了需要时间来证明外，就二战以后的文化艺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取决于文化运作的机制，也就是说，取决于对涉及艺术生效的综合因素的把握与操作。此次“双年展”在这方面是一次尝试，其目的是让中国艺术得到社会更清楚的认识。至于学术性与商业性的关系，我想这是两个规则系统，在标准上不能类比。但是，可以肯定，正如组委会的通知已表明的那样，投资单位购买作品将按照艺术评审委员会与资格鉴定委员会的最后学术结论购买作品，将价格的高低与艺术品艺术质量的高低尽量吻合起来，以建立一个良性的艺术市场秩序。
关于风格标准问题，我认为不可能有一个固定不变的风格标准。艺术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风格的多样性，这是由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决定的。评委会将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有利于艺术的健康发展。至于评选方式，我们采取的是评委会委员共同的评审，艺术主持根据评审委员们的意见综合归纳签署最后学术结论。我在走访各地许多艺术家时，几乎都希望采取这样的评选方式。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尽管国外的许多东西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由于文化传统与历史的不同，评委会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国外的标准作为自己的艺术标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有其自己的特殊性，因此，中国的艺术应该有中国自己的评价标准。换句话说，标准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确定。
问：我赞同您谈的中国的艺术应该有中国自己的评价标准，但事实上这也许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中国艺术最终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获得西方评价方式的认可，对这一点您如何看？
答：西方自然有它的评价方式，而且国际艺术市场的动向显然与其评价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但即便如此，不同的展览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评审的倾向也各有特点，就我个人而言，在今天的社会里，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评价标准，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在相互影响的情况下，审美观点与艺术看法均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中国艺术进入国际市场并取得成效，并不完全取决于西方某个具体的评价方式，相反，正是由于中国艺术的风格特点和艺术问题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不一样，才有可能在国际艺术市场中生效。
问：为什么选择广州作为“双年展”的地点，为什么首先举办油画“双年展”？
答：在经济领域，广州在十年改革、开放方面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能够想象，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会很快地产生艺术品买卖市场，将展览放在广州，无疑与它的经济环境有关。此外，内地部分人士在过去几年有些错觉，认为广州经济发达，文化落后，我想，此次展览有助于改变这样的看法。
首先举办油画展是因为近年来我国油画的发展很快，无论从艺术观念、风格与技巧，都有崭新的突破，集中举办油画展可以向社会展示其令人可喜的繁荣局面。另外，最近一两年，油画市场开始活跃，但艺术质量仍然存在着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展览，对油画市场产生影响，一句话，要将中国的优秀油画艺术推向世界，这是我们的目的。
199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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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篇文章中的问题是黄专提出来的。当时的目的在于对“广州双年展”的学术基础进行一次宣传。事实上，究竟艺术标准由谁来确立这本身就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但是，在当时，明确一下标准问题是有益的。后来，在法国的费大卫说这种提法很错误，他的意思是有一个国际语言标准问题，中国人自己来确定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我至今认为：标准问题是个权力问题，我们必须分析文化战争中的权力因素，才可能说清这个问题。所谓的学术标准，其中也逃避不了语言的侵犯，说到底，仍然有个权力背景问题。几个月后，“双年展”的评审工作结束，结果反映出标准的不统一。此外，一个展览是否一定需要评奖，这也成了不少同仁考虑的问题。看来，重要的不是标准，而仍然是问题。对于学术工作而言，只有问题才能够带来对工作的推进。
该文发表于《艺术·市场》第7辑（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