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与权力
有好一段时间，艺术批评界都在强调批评的自足，换句话说，不少批评家将批评工作视为一项应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影响的纯学术工作，它有自身的规律性，由语词构成的批评可以影响、改变、甚至创造艺术现象，因此，批评家应花功夫去探究、发明一套新的批评模式。但是，如果我们从1979年以来艺术界不断出现的种种批评思想以致有同仁试图完成一部十年批评史的情况来看，不同的争论与评说并没有达成丝毫的一致性，也无法构成连贯性，加上市场的冲击，批评的确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一方面，批评的文章看不出新意，引入兴趣的批评文章日益减少；另一方面，大量类似“促销广告”的所谓批评文章又跟随着展览、画册不断出现，泛滥成灾。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不打算去论及这是为什么，而要指出的是批评与权力的关系。
一、批评生效需要权力
实际上，批评自身并不存在是否具有真理或是否具有纯学术的身份这样的问题，一种批评模式能否对艺术社会产生影响，主要取决于它是否有一个能导致它产生作用的权力体系的支撑，丧失权力体系支撑的批评是无意义的批评，无论批评家抱着怎样的自信，其结果也只能是如此，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批评是一种政治批评，以后这种批评被批判为工具主义的、无学术可言的东西，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就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中有众多的艺术家带着真诚的态度接受着这种政治批评的教育，并且制作了许多值得永远收藏的历史文献。如果我们要否定这个时期的艺术作品，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今天的观点看，不同时期的艺术并不存在谁好与谁坏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的艺术都有其产生与存在的理由，否定是不可能的。1979年之后，批评界展开了不同观点的讨论，关于“形式美”、“自我表现”、“人的本质”之类的讨论，构成了80年代批评史中的重要部分。能够产生这种争鸣现象的原因不是由于某某批评家有了新的认识，而是由于新的政治权力集团对批评的空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开放。为了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批判适应不再生效的权力体系的东西，因而就有必要通过用另外的话语来抵制、替换旧的话语。在允许批判地借鉴西方文化的权力许可下，一部分批评家、艺术家便利用泊来的思想模式去批判旧的艺术观念。由于这“旧的艺术观念”失去了权力体系的支持，新的批评模式便有了游戏的空间。但是，一种批评的作用并不是无限发挥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当某种批评话语导致了危及占支配地位的权力体系的现象出现时，这种批评便会遭到批判性的反驳，不单是因为这种论点支持了无节制的艺术观念及其形式的泛滥，而且还由于这样的论点使得习惯于旧的艺术语言的权力者或在艺术领域里的代言人在其中找不到相吻合的意识形态连接点，这就暗示了新的艺术形式的后面的另一种相异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如果完全接纳这种论点，就势必去接纳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进而去认可由这种意识形态将要带来的权力结构的改变。所以，对于权力者或代言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对某一种文化观点、批评模式承认与否，而是要看这种文化或批评模式是否会带来消解权力体系的麻烦，考察其话语结构是否与自己的权力结构和权力改变中的结构相吻合。所谓政治空气“收一收”，无非是将批评的话语限制在被指定的空间范围内游动，过份的自由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带来的是结构的破坏。而事实上，一种社会结构以及相应的文化结构是否被允许改变乃至被破坏，完全取决于权力阶层，尽管权力阶层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批评并不存在绝对真理，任何一种批评都有其自圆其说的结局，所谓坚持自己的学术主张，无非是指坚持自己的陈述方式或语言游戏方式，至于自己坚持的批评陈述能否起到作用，则取决于导致批评起作用（也即所谓“生效”）的种种权力因素。
二、影响批评的权力因素及其分配
影响批评的一个重要权力因素是政治权力。这就是说，一种批评话语能否得到有效的陈述，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力量的认可。虽然批评并不直接涉及政治问题，但一种批评所认可的观点和艺术现象，如果带来了危及政治权力结构的过多因素，那么，出现抑制这种批评的政治手段则是可以理解的。虽然社会生活的变化会带来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文化艺术界的激进分子（也即是想使自己的一套新的话语生效的人）对这种变化的速度不应抱“毕其功于一役”的态度。倘若要想使自己的一整套思想在不动用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有效地存在下去，并影响社会，那么，注意语言的策略是十分重要的。也就是说，思想的陈述应在被允许的话语边缘展开，之后，才有可能借用其它力量或机会扩展自己的活动范围。任何忽视政治权力因素的批评家都是幼稚的，他至多只是一个冒进的个人主义英雄。
第二，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权力是批评工作是否成为事实的物质前提。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经济权力已十分严重地影响着政治权力，没有经济权力支持的批评几乎可能被视为自言自语。经济对批评的支持并不是说批评自身需要大量的金钱，而是指，—种批评如果能够生效，则是因为在这种批评话语的陈述的同时，有经济的支持——出版、展览、拍卖（销售）成为事实。在过去，经济权力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如国家拨款、提供展览经费等，但在今天，情形正好相反，政治权力往往可能通过经济权力体现出来。换句话说，金钱可以购买一种话语的合法化身份（虽然从政治学的角度上看，这是由于社会正处于政治结构开始调整、变化的阶段的原因）。近年批评争鸣的各方由于均缺乏经济因素的支持而不具备有效的影响力，以致批评领域里的学术争鸣之声十分微弱。相反，涉及市场问题的文章大量出现并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心。这不仅仅反映了艺术批评界在目前丧失了创造新的批评模式的能力，而且也暴露出权力中心的转移，艺术界对市场问题的普遍关心并不是简单地因为艺术家生活水平低下，而是人们发现对市场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批评及艺术作品的生效，一个批评家对一个艺术家或一种艺术现象的态度如果只是说说而已，而缺乏实际的展览、出版、买卖事实的相应支持，这位批评家的言语在很大程度上便等于废话，除非他语惊四座，唤起了权力因素的支持。
我们只要细心观察就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这无疑是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的变化和意识形态的复杂化导致的），权力的分配较之过去也更加复杂化。在今天，一个具体的行政执权者的意见虽然可以影响一种艺术倾向及其相关联的批评思想，但其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只要操作得当，一件不为某个文化行政官员认可的作品也许仍然可以生效，而相关的批评观念也同样可以得到传播与认可。实际上，影响批评的权力已不同程度地分配给律师、记者、编辑、画商等不同的社会角色，单一的行政权力只能起到微弱的作用。例如，只要一个画商购买了一件即便是仍然有争议的作品，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将其合法化的身价确定下来，再加上出版、新闻的支持，这件作品事实上已经生效，为其艺术观念加以阐释的批评就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合法化的身份，王广义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直到今天，王广义的作品也仍然为不少人（他们拥有部分权力）所反感和受到批评，但是，这些反感与批评不能起到任何根本性的抑制作用。在金钱的支持、法律的保护下，肯定王广义作品的批评文章较之这些反感和批评，显得活泼而有力。事实上，这种批评文章在与“反感”和“批评”的较量中是占上风的。而我们应该清楚，这正是诸种权力因素支持的结果，至于批评本身，除了在话语结构上具备特点上，谈不上有更多的真理性，一旦被分配到不同社会角色的权力重新回到集权者的手中，而集权者如果对之又反感之至的话，那么，赞同性的批评就只会遭到批判，并且失去被传播的可能。所庆幸的是，市场经济使我们国家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权力结构调整，这种属于假设的“一旦”是不可能的。
当然，权力的分配是极其复杂的，我们有时很难分清楚这分配的量的关系，并且，权力的分配也是因时因地不断调整的。但是，忽视批评的权力背景的批评家，如果他还想操作更为广泛的活动，其结果肯定是失败的，一句话，批评只有在权力的支持下才具有意义。权力在今天是一个综合且复杂的概念，它不单是一个表面化的政治或行政权力的概念，对此批评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要自以为是。
三、当下中国批评界的状况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当下批评界的状况非常不妙。
首先，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使得批评家原有的稳定的经济概念发生动摇，当艺术家的作品在市场换得了大量的金钱时，批评家发现自己的经济地位在下降，这种感觉除了市场的物价上涨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强烈的对比造成的。社会的发展使得人们有了日益增涨的物质需求，而批评家的工资及稿费仍然没有多少变化，这就十分自然地在批评家的中心造成了不平衡，产生对金钱的焦虑是不难想象的。批评家公约的出现，表明了批评家们对金钱的潜在权力的严重关注，他们已经意识到，缺乏金钱权力的批评容易被置之不理。虽然传统文人的观念仍然影响着不少批评家，但是生活本身在激励着他们对金钱权力的争取。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觉到：即便你有说话的自由，也不等于有使说话有意义的自由，除非在金钱的认定成为事实之后，你才有权说你的批评文章不是废话。
其次，正是由于金钱带来的意义危机，导致一些批评家对自己形象地位动摇的恐慌。既然艺术家对影响自己作品在市场（这里的“市场”是一个广义的生效空间的概念）中的地位的批评非常关注，他们总是去寻找能够使自己的艺术赢得展览、发表的批评家，那么，不能或很难帮助艺术家的作品参加展览、乃至销售的批评家也就有丧失权威（所谓“权威”是指一种自我认定的感觉或部分艺术家的盲目认定）形象的可能，于是想方设法巩固“权威形象”就成了这部分批评家急于要做的工作。“批评家公约”初步得到了新闻的一丝支持，倘若它得到了更多权力因素的支持，那么它的生效是有可能的。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市场经济是不会顾及这类粗陋的公约的，一个批评家究竟能在一篇文章中拿到多少钱以至赢得相应生活方式的重视，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取决于他与艺术家或画商的私下谈判与交易，“公约”自身缺乏合法性的保障（虽然它只是一种态度的体现，无须工商税务登记之类的手续），也就不可能成为通用的规则。总之，“公约”只是一次寻求价格认定的、可以理解的情感呼吁。
第三，一部分批评家已充分意识到他们既无官方文化机构的权力，也无任何其它可靠的权力背景，要使自己的批评工作有效，势必应该有一个争取权力、弥补这个缺陷的方式，“批评家提名展”的组织就成了一个在有效权力体系之外的权力机构。虽然这个结构多少赢得了有效权力体系的认可（有可能挂靠官方文化机构），并且间或有一点经济的支持（画商对展览的投资），但是，它的生命是畸型的。它既不可能也不敢将自己的批评话语超越于有效权力体系的要求范围之外，也不可能将自己操作的展览中的作品延伸到与市场毫无关联的其它对象上，前者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冲突有可能使自己丧失存在的可能，后者则是因为如果遭到市场的拒斥就会导致生存的困难。因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的阶段性策略，这种组织形式是可以的。它要有效地存在下去，需要它的操作者设法争取更多的权力因素的支持，以形成一个稳固的权力结构，但要达此目的，并非易事。
需要提醒的是，无论今天的艺术及批评现状有多少表现形式，可以肯定，以金钱为潜在背景的批评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国内的展览不用多说，国际性的展览，无论是纯商业性的还是学术性的，都有着雄厚的金钱作为背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意大利的奥利瓦才可能展示他的“魅力”。正是由于奥利瓦的批评有着一个历史悠久、且受到金钱支持（它通过种种权力形式体现出来，如新闻报刊）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对应与实证，正是由于他握有决定一件作品是否有可能进入该展览的权力，他才可能在中国一部分年轻艺术家心目中成为“上帝”。而如果我们仅就他的批评本身来看，将其视为缺乏智慧、多少有点胡说八道的废话也不是不可以。只是，由于我们缺乏相应的更为有力的权力结构的支持，所以我们的看法是无效的，而奥利瓦仍然是那些渴望在国际上生效的艺术家心中的“上帝”，直至他本人不再有任何操作权力为止。由于对缺乏金钱与丧失“权威形象”的焦虑，中国批评家已经无力去认真思考文化或艺术问题，因而也就更谈不上对国外同行的批评，这种现象很可能会持续到这一代批评家学术生命的结束，至于新的批评何时产生还非常难说。
最后，我顺便提示一下，批评界没有必要去谈论国际标准或中国标准之类的问题，标准问题的实质是个权力问题。标准是通过语言或文本体现出来的，而语言或文本的有效性不是批评家的自我陈述能够解决的，它需要权力的支持。如果有一天中国人能够拿出十个亿乃至更多的金钱举办一个国际性的展览，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权力结构的话，那时所谓国际标准也就是中国人所确定的标准，这就正如今天的标准是欧洲的标准一样。大国沙文主义在文化战争中将长期存在，欧洲中心主义还可能持续相当——段时间，游戏规则的有效性将仍然由欧罗巴血统的人在确定，中国批评家、艺术家迷信批评的真理性是可笑的。这是一个以花花绿绿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权力的时代，我们无法摆脱它的控制。所以，对于那些想立即生效的批评家来说，只有权力问题才是值得重视的，尽管这是无可奈何的。
1993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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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5月，叶永青来信约稿，要我为《艺术潮流》写一篇关于批评方面的文章。虽然我回信答应了要写，但是，实际上我对写这篇文章没有兴趣，因为我不认为现在有什么批评。6月4日，我去武汉，5日与彭德、祝斌也聊及批评本身的问题。6日，大家（还有杨国平、石磊、舒群夫妇）在东湖上划船、算命，谈话中涉及到“权力”一词。使我联想到批评家们对争取权力（比如编辑杂志的权力）的兴趣，于是在从长沙的飞机上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到广州的当天晚上在华海大厦房间完成了它。虽然文章在振振有词地论及“权力”，但是，我对“权力”导致的紧张空气已经很反感了，写作这篇文章是想提醒争取权力的批评家要注意操作技术，而实际上，我对这类事已无丝毫兴趣。到广州的第三天，我们（黄专、邵宏、皮道坚）应李邦跃的要求，开了一个讨论会，大家对批评家急于“生效”的空气已显得十分反感了。
该文发表于《艺术潮流》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