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仍然热爱艺术吗？
从“广州双年展”闭幕到今天，已近半年了。尽管“双年展”还遗留着一些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但它的工作基本上结束了。由于“双年展”提出和出现的问题涉及今后艺术的发展，因此，对“双年展”的工作进行总结是很有必要的。
从筹办“双年展”到今天，我不断收到来自国内外艺术家、批评家、画商、出版商、新闻机构和关心“双年展”的人士的来信，他们对“双年展”的关心和支持，我和参与这次“双年展”工作的同仁将永远难忘，而他们以不同形式直接和间接提出的意见，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我根据问题的分类，暂时作以下思考和回答，至于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因篇幅有限，就在这里不作解答了。
第一，什么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工作的基本前提
回答这个问题的角度可以是不同的，比如艺术家对艺术的真诚态度，批评家坚定的学术立场，等等。但是，我在这里强调的是金钱，记得我在为《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收集资料时，见到许多艺术家朋友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他们的作画材料、画框，质量都很差，更不用说他们的画室几乎就是自己狭小的寝室或一个自己动手搭起来的小棚（就在前几天，张培力在电话里还告诉我，他借用的那个小阁楼画室很快就要拆掉，自己又得另寻画室），从事艺术创作的条件相当差。此外，由于文化传统与意识形态的原因，从事现代艺术实验的艺术家又往往受不到美术机构（如美协）的重视，他们要办自己的展览或搞活动就注定了受机会和条件的限制。如果我们冷静地回想一下，倘若不是市场经济的空气的增浓，今天的艺术品买卖是不会这样活跃的，我要说的意思是：筹办“广州双年展”的初衷十分简单，主要是为大多数中青年艺术家提供一次展览、发表和卖画的机会，想一想，没有企业的投资、没有金钱，我们今天的“广州双年展”是不会成为事实的。1992年亚洲三大艺术活动——亚洲国际艺术博览会、“广州双年展”，台湾画廊博览会——都是在大量的金钱基础上成为事实的，没有金钱所有艺术活动都不可能发生。所以我要再一次回答许多艺术家信中的提问：我们今天的艺术活动的基本前提是金钱。
第二，市场规则是重要的
不少来信对“双年展”要求收取报名费三百元表示不解甚至反对。实事求是地讲，收取报名费的想法是我提出来的，至于数额则是组委会的成员共同确定。报名费究竟是否太高，这可以总结，但必须说明的是，倘若当初不收取报名费，企业是不愿意投资“双年展’的。这就是说，企业在投资任何—个项目时，都要考试的回收，而报名费就是回收渠道中的一个部分。有批评家批评说收取报名费是一种目光短浅的做法，而我认为，收取报名费是应当的（筹备期间我在《江苏画刊》、《艺术·市场》里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我们应该遵循市场规则。我们生活在商品化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行为无时不受到“付出劳动必须对等交换”的提示，我们不应该奢望或期待无回报的赞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由国家统一财政拨款支撑下的文联、美协、画院这样的文化艺术机构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改变旧有的社会生活秩序，我们的艺术事实上是不会有健康的发展的。“双年展”采取了不少属于市场规则的方法，尽管非常粗陋和不完善，但这不是我们否认市场规则的理由，在过去，艺术家参加展览无法律文本可依，而参加“双年展”的艺术家则可以凭借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向主办单位要求相应的收益。“双年展”大量作品的买卖都是在签有合同的形式下进行的，这就从市场的角度对艺术品的价值给予了肯定。此外，就我了解的情况，倘若“双年展”没有聘请律师，没有签署一系列法律文件，它的后期将会出现损害艺术家利益的结果。但这样的问题都因我们事先对市场规则的考虑而大大避免了。
第三，“为交换而生产的产品就是商品”
最初，许多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双年展”的经济运作方式（包括宣传内容）很反感，认为这有损于艺术的形象和性质。直至今天，也仍然有不少人没有区分清楚艺术创作与艺术品买卖的界线，在这里，我还要不厌其烦地再说明一下道理：艺术创作与艺术品买卖是两个问题，当我们在从事艺术创作的时候，我们应该全心全意地去思考属于灵魂世界的形而上的问题。而当我们要将自己的作品出售时，则必须仔细地遵循市场规则，没有谁强迫你在作画或写文章时去思考自己作品的价格，同时也没有人要你在买卖活动中大谈自以为是的形而上问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我们经常面临不同的游戏规则。所以，当我们涉足一种游戏之中时，就不应将另一种游戏的规则带进来，否则规则就不存在，生活秩序便不存在，价值判断便不存在，人类生存便没有了可能，许多艺术家、批评家希望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作品能卖出很高的价钱，我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必须不断清楚：什么是艺术价值很高的作品，如何才能使它们的价格提高，这些都不是理想主义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社会充满了艺术家处于灵魂痛苦的神话以及无商不好的传说，却很少介绍艺术家的自以为是的怪毛病和画商为从事他的“奸商”工作花费的大量血汗，黄专曾给我介绍了《交流》杂志中的一篇文章，上面写着在当今社会，“艺术家是产业大军中的一员’。我还要补充的是，就市场社会来说：批评家也是产业大军中的一员，艺术家、批评家、画商、记者、律师只有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个角色在社会中付出了劳动，他的劳动成果（无论是一个猪肉罐头，还是一幅画或一篇文章）如果放入市场，都是商品，“双年展”之后，不少批评家对稿费标准提高的呼吁和采取的相应措施，都表明了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劳动成果当作了可供交换的商品。至于自己的劳动成果究竟有无人来购买或卖多少价钱，则取决于成果的质量、市场的需要、机遇等复杂因素了。“双年展’肯定是个标志：90年代的艺术是在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发展，乌托邦主义、逃避主义、简化的理想主义的言行都是无用的甚至是病态的，王林写了几篇涉及市场问题的模棱两可的文章，显得思路不清晰，商业社会的确是残酷的，市场确实是个地狱，但是，如果我们真想上天堂，就应该先下地狱，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天堂。
第四，要让更多的有钱人都来“上当”
栗宪庭在《北京青年报》中的一篇小文里担心：今后还有多少商人上当来投资艺术，陈述这个担心的文字使投资“双年展’的公司老板颇有无名火在心头。有人推想起来，是因为没有赚到钱，甚至还亏了几十万。与其如此，不如不投资艺术。如果我们仅仅从纯经济运作的角度来说，这个逻辑是没有错的。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不赚钱的投资就是失败的投资。在这里我不打算说出具体的经济运作中究竟有多少具体的经验可以吸取，而要指出，投资艺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项事业不会因一、两次经济上没有可喜的回报而终止，从战略建设的角度上讲，中国不投下几十个亿的资金于艺术，一个健康的艺术市场就不会形成。反过来说，艺术市场终究是会建立起来的，这也就是说在未来肯定会有几十亿的资金流入艺术事业。只要我们不要急功近利，清醒地意识到这一民族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意识到中国企业家的文化水平会不断提高，意识到经济领域里的发展势必会带动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就会对中国企业投资艺术充满信心，如果我们一定要用“上当”一词，我的回答是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有钱人上当，上文化的当，上艺术的当，他们通过拥有它而热爱它，通过热爱它而拥有它，他们会为它创造各种条件让它健康成长与发展，而促使更多的有钱人上这样的“当”正是我们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的人的责任。这对于一个民族又有什么不好呢，此外，我还认为：让企业不同程度地按照对文化艺术有经验的人的想法投资艺术，是一个进步。尽管“双年展”不是每一件工作都按照文化人的意见办，但是，它的基本的操作方式、评选方式、定价标准以及许多具体成果均是文化人的想法的结果。
第五，存在有一种“殖民文化”的问题吗？
把“双年展”的获奖作品放到在香港举办的亚洲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展览，目的在于参与国际的艺术活动，顺此，了解当今的展览操作方式，以便于今后的工作有更多的经验。《江苏画刊》1992年第2期有一篇文章的作者（张晴）把这个举动同“殖民文化”问题联系起来。当代社会并不存在一个“殖民文化”的问题，而只存在有多大程度与多大范围内产生影响或生效的问题，就文化而言，中西方文化不存在“殖民”问题。就影响与生效来说，存在着文化操作上的较量问题。过去，西方对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介绍较少，而今天却介绍得越来越多。不断出现的文章、画册、展览与会议，都说明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影响范围在扩大，这是一件好事。至于评价标准，你可以坚持自己的标准，谁也没有强迫你。奥利瓦把中国的一些作品选了到威尼斯双年展中去展出，这是好事，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学术看法（我就对这个人的随便不以为然），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参加国际上的一个展览也没有什么太糟。正如你有能力办一个国际展览将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请来一样。不要动不动就说“殖民”，当代社会就是互相“殖民”的社会，也就是在这个相互“殖民”的过程中，各国艺术家都走向了世界。“世界”在哪里，就在交流中。“双年展”前后，有许多外国艺术家（不是华人）报名参加，其中有意大利的、西班牙的、英国的、德国的，想一想他们为什么想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展览呢，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双年展’的工作使我认识到，在坚持自己意见和尊重别人的想法之间有一个空间，这就是真正没有功利目的的教养。
如果你真正认为有—个“殖民”的问题，你就身体力行地去设法解决它，我们办展览、出画册，就想让自己的作品给更多的人看到，到香港去参加展览，不过如此而已。至于西方人怎么看，就正如在国内办展览观众怎么看由他去，我们可以知道，但不要有过多额外的奢求和焦虑。
第六，我们仍然热爱艺术吗？
我听说“双年展”之后，有许多画家放弃画画，开始经商或干别的挣钱了。其原因肯定是复杂的。有的画家是因为自己的经济状况太差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就只好经商，希望赚到钱后再画画；有的画家是因为感到获得学术上的成功太难了，失望，因而经商；有的画家是因为艺术品在今天的商品化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看不到从事艺术的神圣性之后去经商，当然也有的画家平时也很少画画，既然在“双年展”上没有生效，也就不再画了。如此等等，我认为：无论什么原因，一些画家、艺术家放弃丁自己原来的艺术工作，也正是今天这个社会的必然现象，从艺术史的角度上讲，好画家、杰出艺术家本来就不多，任何时代也就只有那么几个；从艺术家的素质上讲，一个艺术家如不能想方设法坚持自己的艺术工作，他本身就不够格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当然，从客观现实、机遇来说，居然没有一点机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出来，我们也将承认这个现实。而历史的经验又往往告诉我们，机会本身就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
我们应该仍然热爱艺术，因为艺术仍然在为我们提供幻想、想象的空间，提供探索漫无边际的精神领域的乐趣。艺术仍然在改变我们枯燥的工作与生活的内容与形式，它就像一种润滑剂使得我们的大脑这台机器不至于锈蚀。它仍然在提醒我们，生活的可能性还没有穷尽。也许，有人打着艺术的招牌在招摇撞骗，甚至多多少少沾污了艺术的名声，但这都不是艺术的过错。当我们走到一个城市，与一些艺术家交谈时，我们会发现，我们会从中得到金钱所不能带来的东西。我们观赏某处大自然被它自身的力量所改变时，我们会幻想——这与金钱无关；当我们看到一处破败的建筑并产生某种相关的想象力时，我们会内心充溢——这也与金钱无关；当我们冷静下来，在一种沉寂或一个音乐背景中思索我们的生活时，我们会产生出种种抽象与具体的问题并将其表现出来——这同样与金钱无关，金钱只是人生的一种手续，它使我们的肉体能够生存。但是，我们不是为肉体的存在而生活，而是为了灵魂的高级和精致更加去保护肉体。因此，通向灵魂高级和精致的艺术仍然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双年展”带来的种种问题也许我们一时还想不通或无法彻底解决，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对艺术的基本的纯洁态度，坚持灵魂的高级和精致，我们就一定可以解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令人苦恼、焦虑、烦躁的问题。因此，希望更多的艺术家今后仍然热爱艺术。
199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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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是我最后一篇有关“广州双年展”的总结文章。前面已写了两篇，但我了解到还有不少人对“双年展”有明显的偏见，加之我也认为有些问题有必要给予明确回答，且任何一件事都应善始善终，作一个总结性的句号的想法成了写作这篇文章的理由。
这篇文章是在广州白云机场和回成都的飞机上写的，由于我习惯于只要到了机场和坐上飞机就不再想十分具体的杂事，故心情十分轻松地完成了这篇总结。就在快要写完的时候，我隐隐意识到，我已不会再去写作有关“市场”的文章了。我认为关于“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我已经说完了，而市场的真正建立并不是我等拿笔杆子的人的能力能够完成的。加之，我从内心反省，意识到我仍然热爱学术本身，热爱对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关于市场的讨论就任人去谈好了。至于“双年展”遗留的问题我只能尽力去解决，而结果如何，我认为只有听其自然了。
该文发表于《江苏画刊》1993年第7期、《当代艺术》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