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双年展”后的反省与问题
“广州双年展”结束已有两个月了，回顾“双年展”的整个筹备、组织、操作过程，觉得有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为了给今后面临艺术市场建设阶段的其它艺术展览提供参考，为90年代艺术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具体的教训，我就“双年展”的若干问题作一个检讨。
如何正确看待企业投资艺术
企业投资艺术，以促进我国的艺术事业在市场经济时期中的健康发展，是近年来美术界所关心的事。“双年展”是国内企业大规模投资艺术的第一次大胆尝试。无论此次展览在今后看来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幼稚还是粗糙，历史都会记住投资“双年展”的公司。
中国企业投资艺术经常面临的问题是：第一，不知艺术品经营的行情。严格说来，中国大陆，包括香港、台湾，并没有真正的艺术市场，没有共同遵守的操作规则和法律依据。尽管最近两年来，亚洲地区的艺术买卖活跃，但是，一件作品究竟怎样才能卖出去，市场的行情究竟有什么可以把握其规律的变化，从未投资过艺术的企业几乎是不知道的。由于艺术市场的信息在我国缺乏流通的管道，艺术品的买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偶然的性质。所以，企业投资艺术一开始便具有极大的冒险性。“双年展”的投资者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一些批评家的意见。但事实上，这些批评家的意见只是一些间接零碎信息的综合，论证并不严密。当然，导致“双年展’的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意识地刺激企业关注对艺术的投资这样一个指导思想，想象力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企业投资艺术不知其操作方式。尽管艺术品的经营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其他商品的经营，但是，艺术品的经营具有其特殊性。其主要特点是：不可急功近利。对于经营者来说，经济生效是经营是否持续或成功的判断依据，经营如果不赢利，势必导致投资者失去信心。但是，艺术品的定价在很大程度上讲是综合力量操作之后产生的，这时因有学术评论、展览、新闻宣传等一系列工作要做，因此就有一个操作过程。买者要购一件艺术品，除了纯属个人爱好外，他的判断通常要求助于学术评价、展览效果和新闻传媒的参考。因此，投资艺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准备，“双年展”的投资者和组织者在这方面的估计不是十分充足。加上没有经验，所以在操作过程中事实上存在着因资金到位困难而带来的工作计划的变形甚至完全改变，以至反而影响按正常计划应该进行的商业操作，使操作者不能真正判断出结果——无论是什么结果——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与预先的方案有关。也就是说，当我们审查结果时，对方案本身不能作出精确的结论。比如，与深圳市东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成交额（购买27件获奖作品）为一百万，但按方案设计是一百伍拾万以上。事实上，就在东辉公司与西蜀艺术公司签合同的当天，就有一家公司打算用一百伍拾万元买下27件作品，十多天后又有一家公司想用二百万来购买，但由于筹备工作的资金不足，为了尽快解决资金问题，西蜀公司只得仓促与东辉公司签署合同，立即成交。倘若西蜀公司资金充足，不急于出让作品，那么以后的成交额是否可能不止一百万呢， 由于资金不到位，计划发生改变，我们就无法判断就纯经济操作而言，这次买卖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或者是作出其它更准确的评价。
第三，经济效益与学术标准的关系难以处理。由于投资的含义是经济效益，因此，将那些看上去好卖的作品送进展览厅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事实上，“双年展”的组织者也放进了大量这样的作品。这就使一些艺术界人士产生了议论，认为此举破坏了整个展览形象。但是我们清楚，被今天艺术学术界认为很好的当代艺术品并不一定有很好的市场，假若我们仅就我们纯学术眼光来决定展览作品，势必要减少大量作品参展，这就为展览实现经济效益增加了难度。我认为，在目前这样一个转折时期，我们如果要让企业有更多的投资艺术的信心，争取更多的机会（展览）以便对国民进行有效的艺术教育，艺术界的评论者应该有一个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只要有不断的展览机会，我们就可以逐步地来改变人们的审美趣味，只要在评奖上坚持独立的学术态度，就可以改变艺术的学术导向。“双年展”后，我的看法是，艺术界的人士要充分认识国民艺术和知识的水平，不要急于求成，更何况有些作品的艺术问题属于学术讨论范围，我们一时也不能断定它是有艺术价值还是没有艺术价值，或者有多少艺术价值。
批评家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把批评家看成是艺术产品的质量鉴定员。但是，由于艺术的学术问题总是各执己见，加上并不是所有从事批评工作的人都具有敏锐而高级的眼光，这就导致了投资者和艺术家的疑虑，一些艺术家也表示了对“双年展”的评委的不放心。可是，没有批评家组成的评委评审工作就只能由投资者或艺术家来组成，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投资者不懂艺术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好恶来评定，这样带来的恶劣结果可以由1991年的杭州西湖展来证明；而艺术家因自己个人的美学偏见（对于艺术家来讲这是必要的）势必又会导致评审工作的一边倒的情况。批评家，无论他的学术水平是高是低，他总是一个中间裁判人，他既不会完全从经济的立场出发，也不会站在一个风格的立场上，至于批评家的艺术水平，这只有在不断的学术工作中进行检验和提高。事实上中国大陆批评家的身份是极不清晰的，有时他替艺术家对画商进行出价，有时又站在画商的立场上对艺术家的过高要价进行说明劝告，有时又俨然以一个权威仲裁人的身份作学术发言。我们清楚，这种身份不明的情况是目前艺术市场不健全而出现的必然现象，批评家在并不懂得经济操作的前提下勉为其难，做一些人道主义的具有经济性质的工作，这不仅影响了他的形象，也影响了他的实际学术工作。
参加“双年展”评鉴工作的批评家几乎没有参与经营策略的讨论和工作，唯我本人在与投资者共同进行经营计划和操作，这是由于投资者还不了解艺术品经营和不熟悉艺术家的结果。但是，我毕竟不是一个有经济操作经验的人，而投资者毕竟是一个艺术的外行，这就为展览的销售工作带来了难度。实事求是地讲，“双年展”期间我是身兼经济操作者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人，由此产生的展览结果究竟怎样看，我想这也需要进一步斟酌，讨论。
冷静地看，国内的批评家人数很少，他们经济状况很差，这就使有可能成为新一代批评家的人大大减少，应景文章和身兼数职的情况就不难理解。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批评家的情况还不可能改变，这就更加需要通过建立健康的市场制度来解决。“双年展”给每个评鉴委员的报酬是三千无，这个价格在国内不算低，但这种报酬价格标准并没有形成一个制度，偶然性很强。今后其它展览或活动，批评家的知识报酬会是怎样，我们难以预料。但不管怎样，随着市场工作的深入，批评家的工作价值会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最近，国内批评家讨论并拟出了一个公约，这是批评家争取自己的权益的一个努力起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产生一个相应的保护批评家权益的机构或组织，当然，画廊也会因经营的需要，产生一种画廊或画商协会的机构出来，只要艺术市场仍然在发展。
艺术家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自己
参加“双年展”的作品风格是丰富多样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艺术家都为自己的作品定了价格，这说明：大多数艺术家已经承认他们面临着艺术市场问题这一事实。从参展的艺术家的来信、来电以及自定价格的情况看，由于市场新闻的刺激，由于自己的经济状况的恶劣，由于价格本身能导致成功的神话效果，不少艺术家的定价和索价大多偏高，有的高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们只了解偶尔得到的甚至并不完全确实的信息，错误地将自己的作品价格与这类信息看齐，而很少考虑自己的艺术水平、宣传广度、展览效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自己的定价相吻合。当然，艺术品的定价是极其复杂的，根据我了解的情况，艺术品买卖的最后实现，因素有时难以捉摸。我们当然可以根据经验来判断价格的高低，但是，对于一个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卖过画的艺术家来讲，一开始就定出让人难以接受的价格是不恰当的。艺术家往往把自己的作品价值看得很高，因此，他希望有一个很高的价格来呼应。结果，艺术品的价值和价格全在市场中得到检验，价格自己定得太高，卖不出去，作品就只是一张布，上面有一些形象和颜料而已。此时，艺术价值就只能在画室里体现。
实际上，艺术家卖画，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是为了换取金钱以便自己的工作能够持续。一开始，只要换得的报酬能够支持自己一段时间的生活与工作，也就足够了。只有不断的卖出，艺术家作品的价值才可能逐步得到社会的了解，价格也会在不断的综合操作（学术评价、展览、新闻宣传等）中提高。
回想过去，大多数艺术家都坚信从事艺术的主要目的在于一种精神创造，有许多艺术家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仍能够坚持作画。但是，在商业大潮的影响下，居然使一些艺术放松了这样的思想，反而盲目地计较起经济上的得失来，这是十分错误的。我在《江苏画刊》和《艺术·市场》上撰文说90年代“艺术必须为销售而生产”，这给一些艺术家造成了误会，以为我主张必须为金钱而作画。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艺术应该面向社会，如果只把自己的工作看成白娱，就错了，而在商业社会里，销售决定了作品是否有机会进入社会并产生影响，同时，也能反映出自己的作品究竟有否接受者。从事无接受者的作品创作，这本身就值得反省。至于有的新艺术一下不能为社会所接受，销售生效还有一个时间过程，这是事实，但是，这与自娱性的行为不是一回事，艺术家不论怎样，永远应对艺术负责。人类需要艺术，只要你的作品好，就一定有机会卖出，凡·高一生都想卖画，没有人接受，这是凡·高的苦恼，而不是他的愿望。就一些艺术家参加“双年展”而言，走另一个极端，强行要主办单位卖高价钱，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在这里，我要顺便提及的是，过去我们比较关注对行画垃圾的批评，强调作品的学术性。这次“双年展”的“前卫垃圾”也是数量不少，看上去似乎在搞新艺术，其实许多参展作品反映出作者对艺术的茫然，不懂得什么是艺术的创造。
“双年展”带来的问题还很多，诸如展览的操作程序和方式的改革，法律税收制度，保险制度，评审制度，这些都需要我们长期的讨论、研究和工作来解决。我们没有市场传统，所以，建立一个完美的艺术市场不是三、五年的事，这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从这次“双年展”的情况看，中国企业对投资艺术的认识仍然还十分薄弱，特别是广东这个改革开放时间最长的省份，许多企业拥有强大的经济势力，但也仍然因其眼光和素质，畏于这个领域。对于单纯的经济人来说，他还在等待、指望有一天艺术市场建立之后才涉足这个领域。但是，他们不知道，没有他们的参加，这个市场永远不会形成，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中国艺术的真正发展。那么，谁是这个宏伟事业的英雄呢？他既有智慧，又不怕牺牲；他既在为这个民族创造物质财富，又在为这个民族创造精神财富，在这一点上，西蜀艺术公司是永远值得骄傲的，哪怕它并没有在当前实现经济效益，甚至已经牺牲。
1993年1月3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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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篇文章是应《广东美术家》的副主编梁江先生之约完成的。本来由于“双年展”的后期工作太忙，且问题太多，我无暇写作，但考虑到在“双年展”开幕之前组委会有些工作没有预先做好，导致给广东美术界的同仁产生了误会。所以，我利用一个晚上赶写了这篇文章，算作是向产生误会的同仁的检讨。此外，我也借此机会对一些问题作了说明。这篇文章与“从‘广州双年展’看中国大陆九十年代艺术的发展与方式”及以后写的“我们仍然热爱艺术吗，”共同构成了我对“双年展”若干问题的交待。我想这样的交待对于今后的工作是肯定有益的。
该文发表于《广东美术家》199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