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wo

给画家何多苓的一封信

何多:问好!

来信收到,并已转易丹看了,你在信中表露出来的情绪是在你出国之前大家早就预料到的,只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事实陈述令人酸楚和悲哀。

的确,金钱已经扼杀了许多出国的艺术家,无沦他们是为了生计,还是为寻求自己艺术的发展,总之,他们被金钱吃掉了,在美国那个社会里,一个缺乏坚强国家后盾的中国人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其难度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谁会真心实意地帮助一个中国艺术家,使他的艺术得以发展,我非常同意你信中说的那个美籍华人的观点:“中国的油画最终得靠中国人来推向世界”,“最好的画家留在大陆,最好的画也在大陆。”事实上的确如此,我最近又走了一圈,看到了不少令人激动的作品。它们都是在1989年以后画的,显然,国内的艺术仍然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在美国的人会问:“这些新画画出来又怎样,谁承认,谁买,贫困的现实真能让国内的艺术家画出有质量的画吗,”如果有人真这样提问,那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的反问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屈从于把中国油画视为家庭墙上的小装饰的美国或日本这样一些铜臭味很浓的国家的画廊,屈从于使自己的才华仅用于‘花布’制作这样的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提问很古典,但我不能不这样问。其实,绝大多数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应该承认:他们根本没有进入真正的艺术圈,他们工作的档次同国内的某个工艺美术品作坊中的匠人手下的活计没有两样。对于那些只把自己的画笔看成追求金钱和绿卡的工具的人,我无话可说。而对于那些仍然想在艺术这个殿堂里作祷告的人,我倒真是有点着急。

我当然清楚,抱怨与着急都顶屁用,何况中国正在加快步伐朝着一个更加商品化的方向发展,因此,从整体战略上而不仅仅从纯学术上考虑“艺术如何成为可能”就十分重要。所以,我不但不赶紧打住,我还希望通过编辑《艺术·市场》把真正的艺术品推荐给社会,不管这种想法多么幼稚和具有乌托邦的色彩,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仍然是有规则的,谁也没有听说哪件行画或花布有伦勃朗、凡高这些人的作品价格那么高。因此,不仅让国内,也让国外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就非常必要。国内批发“人体”和风情的现象十分普遍,北京、杭州尤甚。如果这些搞批发的人十分明确是为赚钱,那也不错,但他们不必奢谈什么艺术问题。《艺术·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不得不承认商品社会中价格的象征意义)宣传、肯定、推荐、扶持具有学术价值和艺术史价值的艺术。中国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市场,这也是一个机会,把这个社会和判断标准通过《艺术·市场》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将会有助于一个健康的艺术市场的建立。中国小地主式的画廊老板太多(他们确实有他们的难处),他们大多并不太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艺术品,同时又急功近利。当然,白银每天都能流一点在手中很愉快、很安全,但画廊档次的降低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国外有很多高档次的画廊,我想,在若干年后,中国肯定会产生有水平的画廊,而《艺术·市场》多少能为此做一点工作,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挤一点写作的时间来搞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如果《艺术·市场》完全成了行画的广告场所,我也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其实,国内已经有公司和个人在收藏真正的艺术品,如果这种情况波普化,中国的艺术就有福了。正因为如此,一份具有战略意义的、指南性的出版物就显得十分重要,它会引导、刺激国内的公司、个人,更不用说收藏家对真正有价值的作品的关注。

我也知道我们距希望达到的目的太远太远,而且达到目的的因素还很多很多,从政治到经济,从高级文化到基础教育,甚至我们根本无法看到那一天,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一点事,每个人都在作无止境的期待,那么,中国人就会永远悲哀下去。

人一生下来就是问题,只要不想死,就必须解决活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基本人生态度。现在,我从两条途径解决艺术问题:一是通过写作对当代艺术进行研究;二是编辑《艺术·市场》和其它丛书,引导这个不可避免的但的确是令人反感的商品社会对真正的艺术尊重。

我们建议你还是回来算了,在国内,你能画出好的东西,现实总是令人不满意的,但也许这种不满意存在着我们艺术的源泉,而事实上,国内的学术气氛也渐渐浓起来,这不是说很热闹,而是说在变化,大家聚一聚会有许多难以言说的愉快和伤感,你是倾向于伤感的,而人类文化需要这种“伤感”。

……(略)

吕澎

正是伊拉克宣布撤军的这一天,“冠军已决出”。

199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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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何多苓从美国的来信

吕澎、易丹二位好:

来美国一晃快两个月了,画没有画一笔,情况倒了解得差不多了。

这里的中国画家,有个词是常挂在嘴上的,那就是“BUSINESS”,不叫搞艺术,叫搞Business,画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个“Business伙伴”,即画廊老板。既是Business,效果是第一的了,所以我不知道怎地也就忘了去看他们的画。只看租多少钱的房子,开什么样的汽车,即可判断其Business成功与否。卖不卖得掉,卖多少是这里的唯一标准、最高标准。Business这个词真是准确不过了。请你们设想下:晚上,我坐在捡来的破安乐椅上,想起国内十年来的新美术运动,吕澎手拿录音机那一本正经的样子,江河的文章,小翟的诗,周春芽画的鬼脑壳,是一种何等隔世的感觉。

以这里中国画家人数之众,而且其中不乏在中国美术史上有地位的人,他们的艺术演变显然是值得一写,也是现代美术史家(如二位)不应忽略的,可能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略)

这里有个有见地的美籍华人,原北京人,正在有目的地收藏中国油画,他的观点之一是,中国的油画最终靠中国来推向世界;另一观点是,尽管这里云集了中国美术界精英,但最好的画家留在大陆,最好的画也在大陆。他墙上挂着陈丹青的原作《康巴汉子》,另有一幅摹本,是陈本人来美国作的,两幅一对比就出来了多层意味,酸甜苦辣无须多说,一切尽在其中了。

记得《美术》曾发过一期“海外画家专号”,当时的感觉是许多阔别已久的人又冒出来了,现在他们都在我附近活着,有的新近画春风得意,有的伏案辛勤设计花布(每月可挣3000),有的冬眠养精蓄锐,一俟春暖夏至便杀向中央公园拉客画像,旺季可挣一万多。据说届时盛况可观,其中很多理工科学生,平时练了两刷子也来赶场,收入比端盘子好得多。我曾看过一张标准的十美元肖像,其标准化程度令人百感交集,郑胜天先生为“海外画家专号”撰写的专文中,并未提及这些更有教益的情况,也未提及美国艺术市场的双重标准,更未提及中国画家的双重人格,不能小说是一大疏忽。记得吕澎好象在筹办……《艺术市场》,还要了本人深刻嘴脸去作插图的,你那个“场”和这儿的简直不能比,最多算个青龙场(成都附近的一个农贸集市——编者),这儿可是骡马市(成都商业中心——编者),是托拉斯,唐联锁店,我看你赶紧打住吧,也许还保得住两个不识business为何物的家伙,画几幅卖不脱的好画来。在国内时以为自己已商品化得很了,到此才知仍是井蛙,落伍得一坍糊涂。画廊老板一番高论吓得我神经错乱,别人都来喝采:好了,你小子幸运,一来就有人指点了。

前一阵去了趟佛罗里达,曾夜游于美国最南端的Keywest海滩,星光粼粼,突然想起易丹的妙文《母亲及安大略湖的回忆》。遥想老兄当年的雅兴,后来还真回国了,真是老实得可以。这儿我周围的诸公才不至于傻到回去出席母亲(或太太)的咽气仪式,使几年苦修功亏一篑,中国人对于美同的执着,真应惊天地泣鬼神了。也有极少数极少数人回国的,如中央美院杨飞云即在我来前两天偕夫人走了,可惜未能赶上听听他怎样为归国罪自圆其说。我上回可是过了三年还谈不清呢,此间转(说——编者)他是太太嫌美国盐巴太贵了,肯定还有难听的,我未听到。

海湾战争,你们一定在吃火锅之余当世界杯来看吧。这儿可是头等人事,与安身之命有关。至少听说有人开战以来就未卖出一幅画去,等这封信爬到二位案头时,可能冠军已决出……

我可能天生命苦,第二次进军美国,看来也要在Business前退缩了,小翟当然更荒诞了,有人建议她去给《世界日报》投稿,觉得已是专业对口了。反正一来我早有前科,二来周春芽、王大承、易丹退护照的壮举作后盾,我也无后顾之忧了。

作为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二位,应该劝如沈小彤、郭伟等有望之青年,不要年纪轻轻就想往国外跑,从而葬送自己的艺术生命,还是好好享受几年清茶淡饭,无拘无束,吃吃火锅,缠缠粉子,画出一些无铜臭味的作品留给中国,再出去改行,到那时他们或许会追忆起当初的苦心经营的惨淡画面,觉得何等可贵……(略)

回信及该信发表在《艺术·市场》第4辑(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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