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在65厂（这是一间生产国防建设产品的巨大企业）216车间会议室参加车间领导召集的政治学习。这次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由车间党总支书记对参加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年轻工人进行思想教育。这位姓鄢的书记严肃地告诉我们：“国家给予了你们一次读大学的机会，我们也拦不住你们。你们中间如果有人有幸考上了大学，那就去当‘精神贵族’；如果没有考上，就给我好好地在车间里当工人。”他的情绪是不好的，他对车间里数位想读大学的年轻人抱有敌意。我们这些在车间里工作一年不到的年轻工人很清楚他的意思，他认为我们大脑里仍然保留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唯有读书高”的思想，不安心工作，轻视劳动，看不起工人这个职业。我们知道，倘若没有考上，我们将不被重用和发展，这个时期的“重用”和“发展”的含义就是从工人升到班组组长、工段长、车间干部、车间主任、厂部门干部和厂的领导。
差不多一年前，我刚刚离开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漩口区百花公社。我所在的生产队在山冈上，在这里，我度过了两年半的时间。今天我对农村的记忆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能够记住的是：起早贪黑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背150斤的东西（粮食、茶叶或者化肥）在黑暗中或者阳光下的山里行走；每过十天有一天的假期可以到区镇上体验城市的感觉或者在留在山上写生。在高高的山上，有时白云就漂浮在山腰，内心会升起没有任何含义的诗意；如果在原始的深山里，我面对大山和植物也难以产生任何感受，至多会动物般地感受到自然的一种清新，没有思想，也不会有丝毫的感伤情绪——例如像古人陶渊明那样。如果国家在政策上没有任何改变，我认为自己也完全有可能会麻木而不一定痛苦地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因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已经开始给我介绍生产队队长的女儿，有些知青就是因为有了农村对象就永远留了下来。我对农村的生活没有流下任何恶劣的记忆，也没有产生过特别兴奋的感受，那是一段没有任何人生价值比较的日子，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必须经历这样的生活。能够肯定的是，日复一日的劳动使自己养成了对任何恶劣的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忍受和理解。
离开工厂，到了学校，最初几天的内容好像仍然是政治学习——文革遗留下的传统，讨论上大学的意义。有一位女同学在谈到能够读书时感激地哭了。不过，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了自己的生活真的发生了变化。几乎是所有的同学每天忘寝费时地读书和学习，晚上自习的时间大多是在教室和图书馆阅览室里度过的，记忆中的情况是，之前的年月也许学习了一些汉字和算术外，真正的读书是从1977年才开始的。我们的专业与政治、经济、历史和哲学有关，这样，我开始了对斯宾诺萨、黑格尔、萨缪尔森、早期马克思、普列汉诺夫的阅读，开始了《红与黑》、《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悲惨世界》、《唐诘柯德》的阅读。这些书是新华书店从仓库里找寻出来的旧书，书店用人力木板车一车车地拉到学校里来，每次遇到这样的机会，同学们几乎都会发生挣抢，直至空空的木板车离去。当时大家都注意到了，尽管有关于旧的中国书籍，如《古文观止》、《聊斋》、《老残游记》等等，同学们更关注的是西方著作。在这个时期，大家几乎是在本能的怂恿下去观看外面的世界，西方的一切充满神秘和新奇。只有读了书后我们才知道，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欲望很早就有了，只是在1949年之后，中国人的这种欲望被彻底地抑制，以至人们仿佛觉得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与西方打过交道似的。我知道，用中国古人的部分思想能够消除“人类进步”这个概念的意义，或者让我们指出进化论的局限性，就像早年梁启超对西方一战之后的社会困境所做的批评一样，但是，即便是今天我也觉得，从1977年开始，中国人才真正开始有可能成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如果民族之分对于人类还有意义的话。
我所认识的77级的很多优秀同学在学校一开始就不是很规矩地听课读书的。这样的人总是在上课期间到学校附近的茶馆喝茶、看书和讨论问题。正是在茶馆里的阅读、讨论和思考，使我们开始有了理性，开始真正理解为什么人应该对自己提问？开始发现类似“理想”、“抱负”、“目标”、“事业”这类词需要重新填塞内容，开始渐渐意识到刚刚过去的历史悲剧不应该仅仅由个人来承担，开始渐渐感受到了感情与个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偷偷倾听了邓丽君的音乐之后。
我在大学期间没有任何作为，成绩平平，一贯通过抄写同学的笔记去应付考试；自由散漫，经常逃课或者不认真听课；思想落后，因为总是给班主任提出奇怪的疑问，让人感到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思想与立场。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经历过艰苦的农村与工厂生活、在十年动乱后第一次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人来说，对任何形式主义的标准和要求都会产生反感。真实的状况是，我们终于在大学生活中体会到了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自由：我们组织讨论政治和历史问题的“五四学会”，鼓动同学参与学校所在地区人民代表的选举，讨论马克思早期哲学手稿和相关联的人的异化问题，即便嘴里磕着瓜子，也在对这个国家每天发生的事情给予评论和关心，的确，在内心里，我们关心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因为四川美术学院没有考上，我读的是四川师范学院（今天的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这个专业不能满足我画画的爱好，我便很快开始考虑设法与美术专业发生联系。我想到了学习美术的历史。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我并不清楚是否存在一门关于美术历史的学科，带着可能有一个美术史学科的假设，我查询了学校图书馆，管理员给我找出来的是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我很失望，除了在书中看到了达芬奇的名字和关于他的艺术思想的简单的介绍外，我没有看到关于中外画家的任何信息。我又到四川省图书馆查找，管理员给我找出了一本钱君匋老先生的《西洋美术简史》（1949年出版），由于不能将书带出图书馆，我花了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书抄录了下来，这是我学习美术史的第一本教材。很多年后，我将这份抄录的美术史送给了钱君匋，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念。
了解西方美术史的心情是如此的迫切，使得我不仅利用暑假到四川美术学院抄写文革之前油印的西方美术史教材，同时也在举办的外国书展里复印美术史的著作，以增加更多的资料文献。在第二学年的时候，我在只有公共课一年级英文的基础（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材第一册）上，开始了对英国美术史的翻译。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读书学习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可以想象，在英文基础极其糟糕的情况下翻译专业著作肯定会错误百出。英文系的同学几乎是嘲笑地告诉我：“你最好把你的教材学完了再去翻译，从专业的角度上看，你这样的急切是很可笑的。”这个道理我非常明白，可是，当时我看到英文版的西方美术史所产生的急于阅读和获取知识的心情的确是难以言表的。
77级的同学大多数出生于五十年代，他们之前的主要经历或观看的景象是文革十年的动乱：抛撒传单、挥舞红旗、街头辩论，抄家串门，至少，我对武斗期间旁观过的场面保留了深刻的印象，对所住的大院（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宿舍）里的阶级斗争记忆犹新，即便是“复课闹革命”之后回到学校，大多数的人也没有增加多少知识。以后，到了农村，记得也只有一本最为初级的英语教材（前面的英文大致是 Long Live Chairman Mao，Long Long Life Chairman Mao，Long Liv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这类句子）放在木桌的一角，从来没有去动它。那是一个不断“大批判”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年月，除了培养赤脚医生的基础知识，别的知识大致都是可有可无的。基本说来，刚进校门的77级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传统知识的背景、更没有西方知识的背景，他们没有任何坚实的人类知识的背景，自然地，也谈不上具备什么文明的教养。因此，当他们获得了读书的机会时，如饥似渴地、日以继夜地读书的精神状态实在让人能够理解。在当代艺术史领域，77和78级的学生中之所以产生了很多杰出的艺术家，也正是经历、渴望和思考之间形成的张力的结果。
每个人的思想和精神状况也许不尽相同，但是，大致说来，在1977年底进入大学的人内心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时，他们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再服从一个抽象的理念和口号，而是针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和崛起。尽管他们在毕业后遭遇了若干挫折和问题，但是，只要一回头就会发现，一代人的努力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也能够看到，今天，部分77级的人仍然还在做出他们人生最后可能做出的有价值的努力。
2006年10月4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