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今天的历史背景
审视“历史后果”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任务，每一位关心人类生活更不用说关心个人命运的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对“历史后果”给予评价和利用。从历史学的角度上看，已经过去超过16年的21世纪的今天，不过是20世纪不同人物与事件导致的后果。不仅如此，考虑到我们今天大量的话题来自20世纪，大量不断涌现的事实源于历史的成因，大量还没有发生但随时可能发生的事件都与十六年前的一百年里不同时期的问题有关，因此，在评述今天的“当代艺术”时，我们怎么可以断然不顾及“昨天”来单纯地讨论所谓的“今天”。
人们习惯使用“连续性”“断裂”或“变革”来讨论历史的演变，对于创造力薄弱的人——他们经常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或既得利益者——来说，历史的“连续性”的重要性被放在首位；而在那些激进主义者或风头主义者看来，“独特性”与“断裂”之于人类历史的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所有这类非此即彼的观点都仅仅是片面的声称，把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放进其特殊的语境并基于一种特殊的立场或者世界观给予描述、分析和判断，才是我们今天应持有的态度与方法。
我们当然可以说，21世纪的今天不同于20世纪，举例，不到二十年前的中国，当从美国归来的中国年轻学者于1997年已经用中文写出《我在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上》（作者为易丹教授）时，这个国家对互联网技术有真实感受与运用的人还微乎其微，而今天在中国偏僻的乡村小客栈，已经普遍使用了立即可以与世界任何地方联系起来的WIFI。除了物理意义上的外貌有相对的稳定性——已经非常相对了，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愿意，几乎每个人都是节点，可以与全球任何地方的人连接、对话，并导致双方和无限衍生的多方涟漪式的改变。然而，这不意味着对电话沟通的历史的否定，历史地说，不意味着对用木头制作用于远洋的船舶的嘲笑，不意味着对17世纪欧洲科学革命的贬低，更不意味着对工业化进程的诋毁。事实上，人类的思想与观念基因来自地理大发现的冒险家和商人，来自牛顿，来自瓦特，当然也来自达尔文或者爱因斯坦，来自所有那些发明对人类生活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文明成果的人。
的确，由于科学技术导致的交通和通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类不同文明和文化的交往是如此地加速密集与频繁，以致于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交往在技术上完全可以达到即时同步，无需“时间的等待”。可是，问题也在这个情景中同时发生：科学技术既带来了流通与便捷，也提供了关闭与控制，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结果是：无论处于所谓全球沟通模式还是地区沟通模式的人们总是受限于不同的权力的引导与干涉；即便是针对报道同一个事件，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不同的，更不用说在描述、分析与判断上大相径庭。
懒惰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爱用任何事情总有“正面”或者“负面”或者有其不同可能的作用来为问题的出现与存在开脱责任，可是，即便“新人类”“机器人”这类词汇正在提醒人们未来世界的“人类基因”完全不同于今天，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明承担责任是可有可无的。弗洛伊德很早就提醒了“无意识”这座冰山之巨大，人类的潜能不可限量，但这也难以构成那些心理自动主义者的辩护词。
的确，我们不可能简单地用年代学的方式将2000年作为21世纪与之前20世纪之间的分界线，这个态度当然也提醒我们应将20世纪的产生放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疯狂的殖民扩张致使西方列强建立了对世界的绝对支配，并构成了全球化最初的景观，例如我们要寻找大众和休闲文化的早期原因也一定要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去寻找，简单地说，20世纪的那些主要特征早在之前已经出现。
19世纪的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到受西方艺术（主要是来自欧洲的艺术）影响的绘画，生活在中国的西方商人当然希望西方文化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同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风格的水彩画、油画、素描从18世纪就非常普遍，并于19世纪在广东沿海城市已经广为流行。这个现象可以与“半殖民”这类概念结合起来吗？钱纳利们在广州的绘画传授以及关乔昌们的学习是事实上的殖民结果吗？
我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我在广州并没有感受到本应有的那些限制，这仅仅是因为我与人们的和睦往来。所有阶级的患者都曾在医院中住过——男人、女人、年轻人、老年人，刚满月的婴儿到80岁满头白发的老人，富人、穷人，政府官员及其属员，等等。欧洲人，包括苏格兰人、英格兰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等，不论其国籍，都非常友善。现在有两个很有前途的青年跟随着我，学一些英文知识，并希望将来成为医生。还有一些人已经申请了医院的职位。跟随我的一位少年是林呱的弟弟，林呱是一名画家，是钱纳利先生的学生。他热爱医生职业，他认为自己的年龄太大，很难学成当医生，他因此而感到遗憾万分。[1]
以上文字出自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于1837年写给他美国朋友的书信，这位虔诚的传教士从纽约乘船耗时144天于1834年10月底到达广州，他很快在广州建立了自己的医院（时人称为“新豆栏医局”）。林呱使用的绘画语言和方法我们一目了然。然而，翻阅欧洲这个时期的美术史，在英国的透纳（J.M.W.Turner,1775-1851）已经画出了据说事实上是印象主义最早的作品《暴风雪：汽船出港》（Snowstorm:Sreamship off a Harbour’s Mouth， 1842年，伦敦国家美术馆），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开始使用摄影器，库尔贝（G.Courbet,1819-1877）画出了他“表现真实”的《奥尔良的葬礼》（Burial at Ornans,1850年，巴黎卢浮宫），马奈（E.Manet,1832-1883）开始平涂《奥林匹亚》（Olympia,1863年，奥赛博物馆），莫奈（C.Monet,1840-1926）画出了引发流派概念的《印象：日出》（Impression:Sunrise,1872年，巴黎马莫坦博物馆）。实际上，1893年的鸦片战争以及之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结果，已经表明了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崩溃，直至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满清政府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这时，正在伴随欧洲工业革命进程出现的新艺术家有修拉、梵高、高更以及塞尚已经在欧洲广为认知，这些艺术家的风格与语言，不仅带动着整个欧洲和美国的现代主义，在20、30、40年代也影响着中国的艺术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各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领域不同方向的变化，伴随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的复杂并交互影响构成了全球化新的阶段。尽管冷战将世界大致分为两个阵营，但是大量文献表明了全球化的进程对文明的纯粹性有着不可阻挡的影响，工业革命的结果以及殖民文化的兴起最终导致的是文明单一性发展的终结。冷战格局好像是一次人类戏剧的排练，它经历了形成、高潮以及衰落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过程。冷战的结束的确让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充满胜利的情绪，毕竟对立的一方因被攻陷而失去了阵地接近彻底瓦解，以致这被理解为“历史的终结”。我们知道，历史当然不是一个可以终结的事实，它与人类共存亡。跟着，西方人看到了，种族和宗教仇恨以及恐怖主义丝毫不比苏联阵营的威胁来得更为让人感到轻松。一方面，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任何人都能够看到交通、通讯以及计算机技术加速了世界各地的相互联系，卫星电视导致任何国家的节目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播放——除非被单一国家的管理体制人为地限制，这些在开放的程度、速度以及规模上，是20世纪初享受电报、汽船和铁路的人们做梦也难以想象的。的确，不仅俄罗斯，即便是中国，从1978年开始，也加强了国际贸易的进一步开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因素四处看见，全球化的联系越发明显。另一方面，由全球化导致的人力、资本与资源全球流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和地区曾经的相对稳定性，你很难说发生在西雅图、或者欧洲某个城市抗议全球化的游行示威是没有现实依据的。然而资本没有顾及历史情怀的温馨特质，只要具有利润的可能性，她将不顾一切迎面而去。例如在艺术领域的明显变化是，90年代开始越发热闹的艺术博览会在促进艺术品销售的同时，也迅速模糊了艺术史家、批评家、艺术顾问、策展人以及经纪人、教师之间的界限，只要可能，一位严肃的艺术史家的身份可以是一场以销售为目的的艺术博览会的顾问；而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也可以成为艺术的策展人。
的确，资本降低了由意识形态构筑的政治壁垒，不过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结构不同，使得资本在不同场域产生了不同的性质和作用：一位欧洲收藏家（他当然也是艺术投资人）依据他的价值观选择了中国或者亚洲的新艺术，他将金钱（资本）投向亚洲当代艺术并在之后抛向市场产生了不可思议的高额利润——他在获得利润的同时也在引导价值观；而一个具有固执意识形态立场的国家艺术机构，也许仅仅将纳税人的资金消耗在没有市场结果的政府项目上，难以在投资收益上获得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文化与价值的证明。这种复杂性的原因当然来自价值观及其立场，但是，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文化背景的机构之间以及在具有不同利益目标的合作者之间，总是会出现并非简单属于市场化的冲突与矛盾，这多少有些像在一个中国城市里的肯德基被爆使用了极为不合格的原材料坑骗消费者的情况，你不知道是员工培训、文化习惯、管理制度抑或是执行监控上究竟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毫无疑问，各国观众在电视机前看到的每年一度奥斯卡颁奖典礼直播节目，都是同样一个美国节目。
显然，全球化的浪潮并不等于我们有了一个无所不包的视角，举例说：
首先我对这本书有关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内容不足感到抱歉，尽管这本书的开始就谈到了全球GDP的格局分布和中印等新兴国家的崛起。我希望能够有全球的视野，包括新兴国家，但是关于新兴国家的数据部分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主要原因是缺乏历史数据。我的书里希望能够追溯前一两个世纪，但是中国并没有关于所得税的数据可供参考。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相关数据，而且中国的税务数据并不完全。对于研究来说，所得税和财产的登记都是个人申报，所以具有严重的局限性。特别是像在中国，最高收入阶层经常没有很好的申报，税务资料也很不全，对财产的申报和征税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甚至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财产和继承税的存在，至少目前我们没有相关的材料和数据。[2]
2014年，当被问及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财富不平等的解决方案时，因《21世纪资本论》（2013年）红极一时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1971- ）首先表达了上述观点。皮凯蒂当然是在讨论经济领域的收入与财产分配问题，与我们将要叙述的艺术似乎没有关系，但是，这位年轻的学者所采用的方法与我们观察艺术问题的路径是相似的：历史地而不是理论或思辨地分析我们面对的问题。
同时，不仅皮凯蒂提及的关于中国几乎缺乏相关数据的事实足以构成经济研究的障碍，他表述的现实状况显然与我们分析中国的其他领域有着可以察觉的关联：没有数据的历史的文明原因？20世纪80年代开始产生数据的政治背景？“个人申报”隐含的道德缺失及其制度问题？财产与继承税这类税收在中国的可能性及其实际状况？从经济角度上讲，皮凯蒂也许直觉地提供了可供中国参考的解决方案，例如“中国需要发展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以限制财富不平等的现象，制约财富的累积”，但是，他一开始就带有对这个方案的怀疑，因为他清楚：“我遗憾地看到中国有关收入和财产的分配还不是很透明。”这里，涉及到了关于中国不同领域所遭遇的问题的关键提问：为什么是这样？所以，尽管“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历史经验对中国很有用”，但是，这些经验的基本前提——政治制度——与中国完全不同，进而人们可以提示说欧美与中国的文明背景也大相径庭，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中国与所有的国家都处于“全球化”的笼罩之下，也注定会有她自身的特殊性。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的艺术市场已经出现并在之后越发严重的种种问题——过度投机、非法集资、赝品事件频发以及以艺术产权交易为名的所谓“艺术金融”的滥觞，这些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相似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化趋势的逻辑结果。中国有特殊的文明背景，更有自身在近百年来始终陷入困境的政治体制与社会问题，结果，任何一个时期或者阶段所造成的人们内心有关政治、经济与艺术问题的交织都使得艺术本体论者不断失去话语权，人们越来越不把艺术看成是一个纯洁的灵魂寓所：在全球讨论中国经济的同时，为什么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成为一个四处可以听到的谈资，以致即便在一些批评家聚集的时刻也几乎难以听到关于“艺术”的讨论。概括地说，除了使用“艺术”这个词汇，艺术圈的所作所为已经无法作任何形式、思想与价值观的简单分类。
信息的不间断地交互流动似乎提示着建立全球化体制的要求，可是，除了联合国组织还在疲于奔命、争争吵吵的工作，一个所谓的全球体制并不存在，这当然使得人们在判断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出现的重大事件时，缺乏一致性，甚至根本就不能够判断。例如在2016年4月13日的FINANCIAL TIMES上，对马云收购《南华早报》（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西方评论与中国的报道完全不同，在Ma cannot win as owner of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标题下，评论者Tom Mitchell在文章里还使用了一个标题提示：Some people will always suspect him of doing Beijing’s bidding。事实上，即便是经济领域，只有生意的事实，不存在所谓的生意本体，其间也没有什么所谓恒定不变的共同规则。至于艺术，她本来就从19世纪末开始了她的特立独行——尽管这也是相对的，到了信息云处理的21世纪，艺术的标准更加缺失，这还不是说一位美术馆的清洁工将艺术家的装置当垃圾扔出了展厅，而是说：任何一位国际性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提出的概念，已经没有影响力，除了商业上的需要，“权威的”“著名的”“国际知名的”“资深的”这类词汇毫无意义，当代没有自己的“波德莱尔”“王尔德”或者“拉斯金”，美国的格林伯格或者丹托的艺术观点和词汇在中国语境下也根本文不对题。
一定程度上讲，全球变暖和环境问题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纷争，主要是因为生态环境的迅速恶化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根本性的。定期召开的全球环境会议表明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急迫程度，但是，在具体落实责任与义务的时候，各国之间仍然是躲躲闪闪、争论不休。这样，加剧的民族与宗教冲突、继续存在的意识形态纷争、不断在全球肆虐的恐怖主义[3]以及普遍的环境危机，让这个地球已经不堪重负，进一步举例强调说，环境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解决方案的提出与问题的演变和复杂性根本不成比例，这好像是说：人类对共同问题的解决所必须具有的一致态度必须通过大灾难才能真正确立——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全世界都在讨论关涉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可是，经济的高度发展促使了城市化的进程，却又带来新的城市问题；导致死亡的革命与政治运动的减退又被新的地区战争和种族宗教的冲突所代替；核武器虽然维护着国家的安全，却激化了世界的紧张趋势；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虽然带来了食物和丰富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工具的革新，却为强权与恐怖主义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方便。结果，基于文明与传统的背景、政治制度、特殊利益以及自然条件的差异，人类在沟通和交流过程中使用的概念和标签仍然丰富多彩，意志根本难以统一；同时，又基于全球化模式和区域化模式的现实性，结果，人们已经很难使用进步与否的相关术语来对应这个世界。即便是“民主”的性质也被赋予多重的，甚至稀奇古怪的解释。
进一步说，撇开任何一种国家关系的稳定性都不是永恒的历史问题不谈，我们看到的全球状况总是在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背景、深厚的民族心理以及持久而稳定的利益诉求国家之间存在着仍然难以填平的鸿沟，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当代文化不可能具有所谓的“全球化”标准。在艺术领域，艺术家们只有在面对直接和间接牵涉到自己的问题时，才有可能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并提出他们各自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在什么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这个问题因为经济危机、政治衰退、战争与恐怖主义四处爆发与肆行，文化与艺术问题的整体性被进一步削弱时，艺术如果还具有生命力就必须强调真正的内在声音，从艺术史上看，人类的艺术精神对宏大叙事和微观世界的感受总是敏感的。的确，正是在对每一个个体对世界的认识和意见的表达过程中，我们才可能找寻到历史的代码：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与为此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艺术及其人文精神的萧条源自全球化滥觞之后的价值观破碎或者形同虚设，在丧失价值观立场或者标准模糊的时候，艺术至多成为一种普通的心理叙事，或者病理性的表演，在思想、观念与人类的普遍性慰藉方面难以有任何历史性的贡献，这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无论如何，全球化使得不确定性与开放性进一步成为可能。即使世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人困惑不已，单一的政治和文化权力中心不再复兴，网络使得民主的概念得以普遍实施，任何一个节点随时有可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或者消失得无踪无影——规律的消失也给人类的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价值观的稳定性也许会因为文明背景的不同如像叙利亚战争导致的难民潮带来改变，对此，思考不同的解决方案构成了人们必须努力的方向[4]。
总之，历史的差异与新的一体化，断裂与连续性，强制与自然的改变，全球化与区域性，崩溃与衍生、改变与融合，如此等等，对这些词汇的富于思想和智慧的运动将帮助我们理解人类历史的代码，通过创造性的供给去对应人文和社会的萧条，保持人类的生机与活力。
悲观主义最主要的功能是问题的提示，人类需要理想主义。我们或许将重新回到黄金时代，在并非不可以企及的未来，寻回重构历史的代码。代码，也即是理想社会的蓝图，对于这个纷扰的世界而言，是孔夫子建构的人间秩序，是柏拉图的理想城邦，又或重现为罗马、汉唐、佛罗伦萨的荣光，无论它将演变为何种形态，一套由出生至坟墓，从观念到象征的精神秩序，终将会被全面整合起来。即使我们暂时无法用言语触及它的本质，也无妨通过历史和当下所留存的线索一窥堂奥。毕竟，无需维特根斯坦来告诉我们，对不可言说之事必须保持沉默——精神史本就是无中生有的徒劳，但无损于其伟大。
注释：
[1] [美]爱德华·V.吉利克（Edward V.Gulick）：《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2页。
[2] “用征税解决中国财富不平等”，《参考消息》2014年6月12日，第11版。
[3] 基于全球化背景，民族主义背后的文明的冲突——尽管不少知识分子提醒人们恐怖与文明类别无关——于2015年1月7日发生的《查理周刊》遭遇恐怖血洗而再次强烈地凸显出来。人们重提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并且在寻找造成这一事件的深层次的原因时，再次论及到了不同民族与信仰究竟在什么层度上可以实现和平共处？贫困与不平等以及西方的傲慢与偏见是否仍然是造成文明冲突的根本原因？11月在巴黎再次出现的悲剧，不过是全球不同国家都要面对的严峻问题。
[4] 例如难民潮虽然给欧洲国家带来的安全与相关困境，但是，人类从来没有规定说什么样的种族只能生活在固定的地方，人的自由迁徙具有天生、历史的合法性。同时，在接纳难民的国家中，东欧国家反而具有更多的抵触，他们似乎忘记了二战纳粹时期其他国家对他们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