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全球化背景中想象的个人世界
如果我们从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的“平的世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地球村”角度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也许是过分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似乎也很难简单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式的根茎状甚至是精神分裂式的角度去理解今天人类的个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很难清楚地说明人与人之间究竟是疏离还是更加接近甚至亲密：曾经非常熟悉的人已经不再沟通；我们又在电子媒介下与不知何处的人激烈地对话。我们不知道和平是什么，尽管我们没有生活在无人机投下炸弹的战场，可是我们又在灯火阑珊的情境中讨论士兵的死亡。
我们当然不能够相信即便是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中的艺术家之间究竟有什么稳定或者同质的因素保持不变——就像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还保持着相互理解的潮流。实际上，全球化给艺术家带来的不是一种共通性，相反，异质的现象在人们寻求一致性的过程中不断扩大，以致离散的、分裂的状况随时可见。在社会、国家、企业以及权力集团之间在寻求建立『共同体』的潮流过程中，人，尤其是今天的艺术家，却基于避免同质化而寻求更加私密的独特性。
于是，我们开始理解全球化的一种力量：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的同时，让个人的深沉世界更加隐秘。这当然是一种矛盾，可是，这正好是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观察到的：当今全球互动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张力。
一个新的空间将不同经历的艺术家集中起来，这是一种重建艺术『共同体』的企图，尽管这个企图丝毫也不宏大，但是，由此构成的展览具备了一种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否可以在个体的游离中建立一种更为复杂的、相互交叠的结构。
曾经的中国体制，人们希望建立一种“想象的一致性”，而在市场经济的时期，人们又试图确保“想象的个体性”，然而这样的『想象』在现实中是不能够被清晰地确认的。『一致性』的真实性的基础究竟是什么？而『个体性』存在的依据来自哪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个体性』真的实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自由目标吗？90年代、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人们似乎看到了『个体性』的发展，然而，这样的『个体性』的合法性身份是基于什么而存在的呢？
无论如何，互联网以及进一步的科技发展创建里新的全球化背景，可是，无法应接的碎片在单一的时间里只能够创造没有实际意义的全球化幻想，真正能够起到作用的是在选择的信息中建立一个符合个人目标和价值的『个体性』。这是本次展览能够使用『重构』的主要思考逻辑。这无异于说在『一致性』和『个体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
分离的艺术工作始终处在不断地移动之中，展览将他们联系起来放置于一个空间中让观众得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致性』中获得对异质的思考和触动。
展览可以让我们去观察历史意识、媒体策略，当然我们会注意到这些特征的相互交叉与重现，而这些异质与同构在观众的观看、考察或者欣赏中获得了思想与感觉的流动，这就是今天的一个展览的目的。正是在这个流动中，我们可能发现这样或那样的一种精神现象的凸现，而将这些现象推高到具有影响力的高度，便有可能构成新的阶段的语言神话。
宋永平的精神世界与他对过去的记忆保持着平衡，早年关于父母的图片与今天的涂抹在内在性上是一致的，即便是撒钱(冥币)也是与死亡有关的生命问题。生活中的迁徙并不会改变最初的思绪，这让人联想到人类即将被AI接管的命题。美元是一种国际政治符号，可是，这样的符号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世界未来？这是艺术家提出的问题。
的确，李郁与刘波的作品就象征着一种命运，重要的不是KTV里的光污染，关键是人的有机性质被缺乏人文内涵的方法复制出来，人的意义就显得苍白与无聊了。新科技的迅猛发展既是人类的创造，也是人类的危机，我们将进入什么样的图像世界？起码焦虑的心态是普遍的。
李勇政用视频制作了好几部让人思考的作品。然而，绘画仍然是他的一种艺术的实验，不妨说是一种对肉身行为的眷念。在AI技术日益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由手产生的偶然性究竟有多大的意义，这也许取决于人类对未来发展的参照系与抗争的能力。
利用手创造潜意识也是施展的艺术工作，他轻松地使用人们熟悉的绘画手段来再造图像，他显然接受了物理现实普遍存在着的超现实的幻觉，他甚至确认画布上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这样的态度让我们回到了欧洲早期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意念中，就像马克斯贝克曼所说：『我让看不见的成为看得见的。』
某种微妙的荒诞继续保持在计文于和朱卫兵的作品中，他们曾经那些多少被概括为艳俗艺术的趣味在用实物制作的作品继续保留，提示的问题是让人不置可否的，例如『不知哪个是真相』。可是，『真相』这个词在失去语境的时候就没有了针对性，这样，观众很自然地就将注意力回到了作品本身的趣味上。《眼力要好》给人的感受是大千世界里蚂蚁的生活，全球化语境中的人也不过如此——在微小的念头中寻找乐趣。
邵译农曾经利用了现成的材料(媒体)去表现一种历史感(《大礼堂系列》)，今天又用传统的绘画材料去表现一种来自自然的模糊感受，这样的变化接近一种对经历的记录，或者是日记。肉身没有根本的变化，而思想与感觉却随着时间发生延异。艺术家似乎没有意图向观众提供美学成果，而是讲述自己内心的故事。
张大力的作品同样在材料与平面之间实验。很难知道这不同的实验之间的跳跃是怎么开始的。就像现实生活中或者人类历史中突然出现的『断点』。艺术家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很多场景中，那些留下来的照片与艺术家的经历有关，更与时间和变迁有关，构成了一种实证的媒体景观。结果都是梦一样的存在，都会飞灰湮灭。所以，《鸽子》里的DOVE也可以作为一种散去的象征，而艺术家在多年的艺术生涯之后对生命的散去也会是平和的。但是无论如何，结果提供了一种图形趣味。
李俊的作品是摄影，但效果却具有绘画性的提示，这也属于一种趣味的借用，不过是改变了材料。从绘画的习惯中带出的印象用新发手法去表现，这样当然会将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别处。
在今天，中国艺术家对任何一种材料、方法的路线都有清楚的了解，但是每个艺术家的出发点都因为自己特殊的『上下文』而不同，曾经，从事绘画的艺术家尝试复合材料；从事雕塑的艺术家向往装置的自由；实验影像的艺术家也走向多媒体的制作；而在这次展览中，也有了AI生成的作品。没有任何艺术家会满足现状，他们总是通过不断的工作去突破今天。这种希望突破的观念是艺术实践的『一致性』，而艺术家们各自的结果却是『个人性』，而这样的现象正好是我们所说的『重构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