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艺术在经历了批判的准备、展开与回顾三个阶段之后，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对艺术家的要求已不再带有历史主义的同情心，它作为人类创造性精神历程的一部分，仅仅对充满智慧与创造力的艺术家给予关注，并在一个新的原则基础上，对艺术家的工作加以批判，这个原则就是在本文提出的“新风格主义”，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新风格主义时期”。
无疑，新风格主义的产生是85’思潮的逻辑结果。85’时期的艺术是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将西方各种风格的艺术作为批判传统样式和观念的武器的艺术。在这个时期，艺术的批判不在于建筑一幢新的艺术大厦——风格问题是不存在的，而在于摧毁旧的艺术模式。因此，对于中国现代艺术家来说，任何相对他们的知识是新的那些风格样式，都是有效的批判武器。真诚与灵魂的共鸣是掌握这些武器的内在依据，风格的借鉴与行为的模仿就成了艺术家胆略与勇气的形象证明。然而，这段历史的价值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观察，才能显现出它的份量，这就是说，批判的形式必须转化为创造的形式。批判的形式曾为我们提供了深重的痛苦，不可遏制的渲泄，呼天喊地的情感以及神秘莫测的“理性”，它们之所以具有合理性，就在于它们是对“欢乐”、“矜持”、“禁欲”或“服从”的不留情面的批判与攻击，它们以片面的真理去批判全面的虚妄。在这个批判的过程中，即便是虚无主义的态度，也成了一种批判的武器。可是，真诚并不就是艺术。此外，灵魂的共鸣如果见不到一丝特殊性就构成了新的问题：对痛苦的过分渲泄，对情感的强烈张扬，对“理性”的偏狭的个人主义的声张，事实上是不少中国现代艺术家身上存在的问题。如果痛苦真是那样值得留念，如果情感真是那样宝贵，而理性果真那样胜于智慧，就必须以创造的事实体现出来。然而，我们看到，“创造的事实”在过去的十年里微乎其微，中国现代艺术家的这一尴尬的处境是十分令人沮丧的。好在历史主义给我们增加了自信心，历史主义使我们认识到，过去发生的一切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构成了新的历史时期的前提与基础。过去的努力无论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它赋予了我们一个最为珍贵的启示：创造是伟大的。事实上，过去的努力已经使创造成为可能。这就为中国艺术家提出了一个更为艰难的课题：战略与风格的同时推进。就今天所处的特殊状况而言，风格的推进实际上是战略推进的一部分，因为语言的到位和语言的意义的可能性在今天可以通过“风格”加以检验。就战略而言，消除语言的意义在于重新确立意义。
新风格主义把风格的创造视为灵魂的创造性的至高无上的艺术要求。“风格”在过过去被当作花样翻新的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至少，在一些批评家看来，风格只与形式或符号有关。将风格的修辞学意义上的特性与它的内在核心割裂开来，在一些关心现代艺术的批评家那里与他们过分强调灵魂的燃烧有关。可是，燃烧本身并不是力量的象征，而只是力量的资源，对燃烧的控制与引导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妨说，控制就是力量，在这里，控制就成了文化，因而也就成了风格的代名词，因为它已包含了灵魂与其外化的双重含义，这就是语言的意义是否得到确证的最基本的依据。这样，我们就可以准确地把握什么是“灵魂的创造性”。在新风格主义看来，风格的创造便是“灵魂的创造性”的证明。而更为简要的表述是：风格即灵魂的证明。
新风格主义偏爱创造的艺术家而批评摹仿的艺术家。强调灵魂状态与生活状态之间的一致性在过去一段时期里是不少现代艺术家引以为自豪的现象。毫无疑问，这种一致性具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少艺术家那里，对这种一致性的陶醉已转化为自我麻醉和自设的陷井，真实性因它的绝对个人性而丧失意义，也即是丧失艺术的真实性，灵魂的真正价值即它的创造性被抛弃在了一边，飘浮在灵魂之海表面的浮物成了自我夸夸其谈的可怜证据。所以，新风格主义提醒这些艺术家，离开了创造性的灵魂只可能是精神的沼泽，这就难免多余的牺牲。创造的艺术家是对灵魂负责任的艺术家，他会把灵魂状态与生活状态放在一个富于智慧和建设性的高度加以一致性的展示，他会把人们孜孜不倦谈论的真实的内在含义确定在一个语言到位的创造性的文化位置上，而不让真实成为本能因素的托词，艺术史告诉我们，灵魂达到准确而到位的表达的时候，正是新的风格神奇般的显现之际，因为它体现了灵魂的本质——创造。甘愿作二名创造的艺术家比自愿做一个摹仿的艺术家更为吃力，因为他必须肩负起创造文化的责任，而摹仿的艺术家只是消耗文化。梵·高离开了表现灵魂的新的艺术语言，他的经历便与无数默默无闻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一样，毫无价值。作为艺术家的梵·高给我们真正的教导是这样的：冲动本身并不重要，除非它以一种创造性的形式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冲动只有在创造中才能升华为有价值的灵魂表现。这样，冲动也就具有了一般的意义，即它的普遍性。
新风格主义批评“新古典主义”、“新学院派”的形式主张上的片面性，这是以灵魂的丰富性为依据的。
“新古典主义”和“新学院派”由于具有写实主义的潜在偏爱，故而把写实技巧与学院训导放在了几乎忽视灵魂的程度，这就暴露出“新古典主义”或“新学院派”既无历史主义态度又不强调创造性的缺点。新风格主义丝毫不厌弃写实主义并对技巧与语言形式抱极大的热情。但它指出，技巧与语言形式永远只有在它们是灵魂的到位释义时才是有意义的。所以，新风格主义支持任何服从于创造精神的语言形式以及相应技巧、材料的可能性。
新风格主义强调艺术家视觉方式的转变与超越性，并向中国现代艺术家提示他们潜在的文化背景与现实的优越性。中国现代艺术家的处境是那样地特殊，以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有可能获得的丰富的形象和语言资源。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各方面更为特殊甚至独一无二的历史背景与环境中，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效清理，使具有创造精神的中国现代艺术家有可能为人类的精神宝库提供可观的财富。由于以后中国现代艺术家已不仅仅局限于区域性的视角与视点，且已将文化的基础提高到了可以全方位观察的程度，那么，对世界的更为不同的认识就有可能以新的视觉方式体现出来（所谓“国际化”或“国际定位”的说法，只有在视觉方式的特殊性这个意义上才能成立，否则是无意义的）。这正是新风格主义所希望的。
最后，新风格主义是一种不以盲目乐观主义为前提的理想主义。新风格主义并不认为未来的一个时期会涌现出成千上万的优秀艺术家，相反，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还应具备品尝孤独的思想准备。在新风格主义时期，重要的不是肤浅的文化批判和现代风格的批量生产，而是灵魂价值的创造性证明。只要在这个时期才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的艺术家及其风格，是否存在一个潮流是次要的。需要再次提醒的是，在这个时期，历史主义不再是有效的工具。精神虚弱、灵魂无力的艺术家将消失在自然生长法则的运行中，而唯有给人类以创造性成果的艺术家，才会被人类历史所记载。新风格主义的这种追求永恒的态度，足以证明它是一种健康的理想主义。
批判的形式必须转化为创造的形式！
风格的创造即是灵魂的证明！
江苏画刊，[美术月刊] 1990年 7总1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