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我因为筹备展览，从在威尼斯的书店里买到的THE TREASURES OF VENICE（WHITE STAR PUBLISHERS）中得知，在9世纪，San Servolo是本笃会教士居住的地方，从12世纪至1715年，主要由修女操持，她们在这里为士兵修建了一所医院。1734到1749年，这里修建了教堂。以后，部分建筑被转而作为精神病院，直到1978年才关闭。把这个孤独的小岛用作精神病院是可以想象的，她美丽，孤独，却与城市没有过分遥远的距离，方便，适合于家人的关怀与探望——我想是这样。我并不知道San Servolo详细的历史，我也没有非常的探究心去了解她的过去，从圣马可广场坐船去San Servolo，只需要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灿烂的阳光下，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她。不过，在绵绵的雨天，透过迷蒙的空气，只能依稀看到她的模样。在第一次登上San Servolo的时候，我拍了几张有水滴痕迹的照片，不能否认的是，我喜欢San Servolo，她的建筑，教堂与花园，不是别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她的相貌告诉我了时间及其含义。的确，与威尼斯其他地方相比，San Servolo没有特别的不同，甚至也没有特别的建筑，不过是曾经有修士、士兵和精神病人居住和使用过的地方，而今天，她是威尼斯国际大学（Venezi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的校园。如果不是要举办“给马可波罗的礼物”这个展览，也许再多的威尼斯之行，我也很可能不会登上这个空间非常有限的小岛，而事实上，我已经不少次数登上了她，游历了她，我透过她的视线，观看了岛外的风景，眺望了远处本岛上的建筑与人群，目送了不同形状与速度的船只，领略了大雨将致的乌云以及黄昏中的彩霞。我承认，对于那些长期居住在垃圾般的城市环境中的人来说，的确可以用“美丽”这类已经长期不使用的词汇去形容San Servolo，并且丝毫不会让人感觉到牵强、尴尬与做作。
5月24日，我是在没有任何激情的心理状态下启程再次来到威尼斯的，仅仅是要为展览作提前的准备。之前，吴山专和张培力的装置作品让我心里不安，他们的作品所需要的材料与工程技术要求，导致预算的增加和时间的急迫。想说的是，没有什么“美丽的”风景能够覆盖内心的焦虑与烦躁，尤其是，没有任何艺术在成为物理事实之前能够让人激动与欢欣，尽管冲动，尤其是艺术家的内心冲动被认为是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前提。因此我要承认，展览本身丝毫也没有让我有任何激情，就像我们每天清晨从床上起来需要洗脸一样，只有程序与时间表在指挥行动，无论展览是否重要，是什么性质，都需要按时开幕，我要去完成这个似乎只有去完成的项目。
直到25号，生活本身并没有提示任何戏剧性。我与吴山专、英噶（Inga Svala Thorsdottir），设计师殷九龙和他的助手走下飞机旋梯，我们到达了马可波罗机场。water taxi将我们一行送到了San Servolo，没有任何值得提及的事情，除了听取先前到达开展工作的学生孔立雯的工作报告。夜晚在9点半之后降临了，14号楼的路灯指示着我们，让我们领略黑夜中的San Servolo，以及红砖墙外远处的灯光与无底的海水。我又一次观察了教堂前面的院子，我决定将这个有古代雕塑的院子作为openning night的场地，此外，我们要通过院子到教堂的后院去关心吴山专的工程师的工作。站在准备安装霓虹灯的脚手架上，我们眺望了海面和本岛上的灯光，波光粼粼，灯光投射出教堂的“后背”。这时，通常的感受会给出“美”的评价，不过，工作本身是枯燥的、紧张的、担心的甚至是恐惧的，情况往往就是这样，美如果离开了目的和效用，也就不是美的。她没有让人有任何遐想，仅仅是物理世界。记得20多年前，读到康德（Immanuel Kant）的书，很多人有了“无目的性”这个概念，我们被告知，功利与目的是有害的。人的高级精神具有抽象性，美，朝着无限的高处上升而展开。可是，在夜晚，如果我们走过灯光幽暗的教堂回廊，想到的仍然是白天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麻烦事，心情仍然是下降的。没有什么精神是一直朝着抽象而去的，尽管人到终了会有抽象的意象。经常的感受就是这样，学术或者哲学的唠叨没有减弱现实的焦虑，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黄专在“梧桐”谈到了苏格拉底（Socrates）对“抽象”的坚持及其意义，他用“硬问题”来表述这样的坚持是何等的有价值。是的，我们向往那样的世界，好像艺术也具有实现这类向往的可能，可是，为什么人类数千年来没有达成哪怕是抽象的一致性呢？即便两个卿卿我我的情人，只要一丝原因，冲突和矛盾就油然而生；两个有智慧的知识分子讨论学术问题，也很容易被现实的一击而导致分离。我们是灵魂构成的——如果我们认可“灵魂”或者“spirit”这样的词汇仍然可以勉强使用的话，我们知道灵魂是不可捉摸的，活动的，不能控制的，不可躲避的，或者完全有自主权的，灵魂可以给出一切，包括黄专说的那些“硬问题”，可是，智慧是如此地相对与脆弱，只要面对物理世界给出的麻烦，一个女人离去的背影都会让你心烦意乱，世界在黑暗中，尽管这里白天的阳光异常灿烂，何况我将在次日开始去解决那些有关展览的琐碎工作，这就是这个晚上我的心情。
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那些没有将时间放在思考和对微观世界的体会上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情绪是值得或能够让记忆永久操劳的，每分每秒中的感知并不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仅仅是把似乎重要的事情联系起来，而省略掉了中间的一切。我们能够记住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可是，在清晨，如果领略一下San Servolo的一切：走过那些小径，步上木板搭建的眺望台，抚摩被风雨抚摩过无数次的柱廊，观看那些被时间侵蚀而出现的班驳，就可以知道，只有细节才是记忆的真正内容。细节属于物理世界，我们总是通过物理世界的细节来拼凑我们的价值，我们说建筑是如何的雄伟，充满风格与绝妙的趣味，可是，我们说的都是物理世界的事情；我们讨论威尼斯的美，那也是由那些不同宽窄的小巷、流水、船只以及花花绿绿的人群构成的，这些还是物理世界的事情；我们倾听圣马可广场回廊边的音乐，我们喝咖啡，甚至我们被音乐带到遥远的过去，那也是物理世界的记忆，我们想到历史中的人物，如果你去了古根海姆美术馆，或者在Academia博物馆里阅读到了提香（Titian），我们想象小巷里关闭着的有时间班驳的小门里的故事，想象迎面而来的路人的经历，当我们站在Rialto桥上观看Gondola上的船夫，也许，很快就想到了那些在法国印象主义者的作品中看到的风景，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是物理世界的东西。当你不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些弯弯曲曲的水巷中就不会有别的情人？叔本华当然提醒过我们：世界就是我们感知的表象。感知的重要性被无数的文字描述过，可是，有经历的人可能会更同意：感知，似乎仍然属于物理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为感知所感知。
26日的清晨，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水临窗边的大海。刚刚升起来的太阳将她的光线投射在远处一个小岛的白色的建筑上。这可是物理世界。如果一定要使用“感动”这样的词汇，清晨的风景比艺术更让我容易使用这样的词汇。这里很可能掉进了古人对艺术和自然的描述，让我们回想到无数艺术家和哲学家关于自然的判断。也就是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自然才被艺术家所忽视和轻蔑。通过读书，我知道了自然的含义已经被改变，我们在重新认识和理解自然，我们将自己的心灵世界也理解为自然中的一部分，甚至心灵就是自然。于是，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回到了哲学的语词陷阱中，成为历史与古人的俘虏。当我们到了安装TOBUY IS TOCREATE（英文的安排是吴的生造）的现场时，德国工程师已经在脚手架上工作了。通常，对于那些在烈日下工作或者劳动的人来说，阳光不是很美丽的，温度增加了汗水与内分泌紊乱的几率，导致情绪的不稳定，导致疲倦与困顿，导致对感情的不专一和不关心，导致对细节的放弃。不过，事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在炎热刺眼的阳光下，三个德国人——父亲Roger Juers与他的两个儿子——像机器一样一丝不苟地在这里工作。我们养成的生活态度，尤其是自由散漫的人会不接受“机器”这个词汇。它没有感性的力量，对于柔情似水的人来说，它几乎是暴力的同义词。在我到达San Servolo之前，我想象不出吴山专作品的脚手架和有机玻璃的字母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然而，当我看到了那些用有机玻璃做成的字母，看到了那些精致的螺丝钉，看到了德国人在烈日下的状态，我使用了“很专业”这个词汇。于是，理智，或者说“机器”唤起了激情，精确与完美成为我们喜悦的依据。这是我的感受。我告诉那位父亲：“你很专业。”吴山专告诉我，没有什么比“你很专业”更能够让他们感到幸福与愉快的了，他们为“专业”而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一切都在进行中，即便是非常粗的活路，例如将废土拉进展览空间——那是王广义的作品空间，也有一个宽宽的白色织物被安排在走廊，目的就是让即便是橡胶做的轮子也不要损坏了室内的地面。更多的工人出现在展览空间，拆卸壁灯，安装镶板，将膏灰刮在镶板上。之前，那是我在4月25日到San Servolo与Francisca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意大利方激情与紧张的严重欠缺，甚至只有没有太多关心的冷漠。现在，这里的一切都显示出开始与进步。下午4点半，当我再次走到吴山专作品的现场，安装工作已经结束，德国父子三人已经在草地上抽烟和喝着可乐，霓虹灯已经十分精确地被安装在了有机玻璃的字母板上，让我最担心的工程最早完成了，这时，张培力的安装现场才出现了白色的涂料。这是我在26日中最深的印象：“机器”与进步，专业与快乐。黄昏，我们在食堂的外边共进晚餐。我把一张父亲在黄昏中的照片挂在了网上，是想表达对德国精神的敬意，在国内艺术圈的工作范围里，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工作态度和质量。
我与吴山专经常讨论的是词语的独立性及其作用，尽管我们知道语言的重要性，可是，语言的物理力量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证明？无论是否同意，我坚持对语词保持警惕，在很多情况下，语词并不具备力量与影响力。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使用了“能指”与“所指”及其变化中的问题这类表述的原因，事实上，我们用一种符号和方式去表达一个概念，目的在于产生影响，将需要传达的意思传达给他人，影响的物理性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我在1992年就厌倦了形而上学的飘渺甚至觉得其隐藏着的蒙骗，我希望用让人感到可恶的“操作”来回应语词的模糊性与美妙的不确定性。坦诚地说，是物理意义上的权力让我感受到力量和影响力的。那是十七年前的事情，我没有阅读过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著作，尽管他的书已经在我的书架上。今天想来，每个哲学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动因都来自他的特殊的语境，我相信，福柯不了解我们的语境，尽管他相信他了解人类的上下文。批评家和关注别人的艺术家经常要对他们看到的展览评头论足：“假如”，“如果”，“要是”，这样的词汇很多，可是，一般的情况是，他们对于别人具体的工作并不十分了解，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正确性和智慧。在这个时候，他们脱离了别人特殊的语境，理解出现了问题，结果，语词没有起到太多的作用，也许，更加加强了歧义与冲突。26日的夜晚所拥有的惬意不是来自语词，因为吴山专的“语词”早在1992年的某一天就被他发现了，并且，2005年，我在杭州看到了他的“买就是创造”的中文字出现在高士明策划的展览上。26日的夜晚所拥有的惬意来自具体的物理世界，来自专业的态度与智慧，来自烈日下的劳动，来自我们的眼睛和手能够感觉到的世界。吴的“语词”背对着我们，在San Servolo的院子里，在黄昏里，我们只能看到语词的背影。
想象一下800年前Marco Polo父、叔、子三人在前往“大都”路上的情景，风雨交加，战事频仍，他们的初衷的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寻求财富，同时，没有资料表明他们寻求的财富不是物质财富。在Marco Polo的《游记》（The Travels）里，他所描述的所有故事都是物理世界发生的事。然而，那些故事影响了以后无数的欧洲人前往“东方”，寻求物理世界中的所有沟通。我们相信精神的力量，却很容易忽视精神作为本能的物理运动，当Marco Polo在他的乡亲面前打开他的财宝时，是所谓的“百万”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并赢得了人们最后的信任。这听上去很俗气，再加上学者的怀疑，人们甚至可以将Marco Polo的“神话”置之不理，可是，当我们再次到达Marco Polo机场，再次看到印有Marco Polo字母的船只，再次四处可见Marco Polo的名字时，我们发现了物理世界本身的力量。吴山专并没有兴趣与Marco Polo对话，可是，to buy is to create也一定是Marco Polo的意思，威尼斯商人家族相信在买卖的沟通中将会获得奇迹，他们一家人已经创造出了奇迹，这已经够了。现在，吴山专将Marco Polo的目的再次写出来，挂在Marco Polo的故乡的小岛上，这是对Marco Polo创造的奇迹最礼貌、最神圣的敬意。
夜晚的灯光充满温情，如果我们有一颗温情的心。
San Servolo很快被国内的人怀着难以名状心情简称为“疯人岛”，这是多么好的称谓。很快，将有更多来自中国的“疯人”聚集在这里，实现这个岛的传承。现在，我们恢复了形而上学，恢复了温情以及感性。正是惬意的夜晚，让我们开始有重点地观察自己的精神世界，因为“疯”就是形而上学。
27日上午的天空有很多乌云，那是张培力到达的时间，“疯人岛”等待着另一个“疯人”的即将到达。这个“疯人”的作品来自无意识的海洋，他要将在杭州的Piazza San Marco 送还给威尼斯人，最有趣的是，他决定将一个不断充气挺直又不断瘪气的Tower of Piazzia San Marco 送给Marco Polo。为了让这个塔能够很好地坚挺与收缩，他将面临枯燥的调试与长时间的操作焦虑。
晚上，我们乘着英噶租来的water taxi，去观看霓虹灯的效果。学校的景观灯让“疯人岛”呈现出夜晚的神秘与美丽，波光粼粼，有些寒气。而TOBUY IS TOCREATE已经在海面上印出了闪烁的效果，与隐隐约约的建筑倒影构成了新的夜景，红色的霓虹灯给了我们暖意。船朝圣马可广场方向开去，我们希望在远处眺望作品的效果。灯光闪烁的夜晚本来可以是美的，然而，在黑夜里的心情可能将这一切改变。事实上，孤独也是闪烁中的内容，想想那些并不欢乐的朋友，想想时间的蹉跎，想想一切都在闪烁中开始和消失，想想青春时期的理想与愿望，想想自己对自己的承诺，一切都像黑夜里的物，被吞噬，被隐去，被忽略，被抛弃。当船只游行在远离岸边的水中央时，岸上的一切并不具有吸引力，他们或者它们仅仅是冷漠的思考的对象，芸芸众生、来来回回、周而复始，都是描述岸边的词汇。我们就是中间的一员，是来来回回、周而复始的内容之一，可是，我们在黑夜里也可以观察我们自己，在移动的建筑、移动的灯光和移动的人群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消失与离去。不过，吴山专和英噶在船尾表现出温馨的状态与情绪，这是男女构成的局部世界，他们看到他们的作品已经成就，他们感到快乐与高兴。大千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所有的景致没有好坏，是我们的心情投射的结果。所谓的“美”也不过是心情的投射而已。对于那些远离他乡而又有亲人、情人、爱人、朋友挂念的人来说，往往，即便是看到异国他乡的风景，美是不多的，转瞬即逝的。换句话说，温暖的灯光或者粼粼波光不一定导致惬意，倒可能引起凄迷。我仅仅是猜测，对于船上的学生孔立雯和赵娜来说，这个夜晚可能是新奇的和美丽的，因而是惬意的（尽管我的猜测可能并不准确）。
再次进入一个重复的早晨，阳光将食堂外的环境照射得非常充分，天空蓝蓝，安静的San Servolo在此刻只有明亮但缺乏描述内容的风光。在检查了展览现场的工作进展之后，吴、张和我在VIU的咖啡厅的室外坐下来。我们讨论了“浙美”的历史（当然是80年代以来的），讨论了为什么“浙美”的人几乎都是观念主义者：黄永砯、谷文达、吴山专、张培力、王广义，我们当然也讨论到了耿建翌。在最近几年，这样的讨论不时出现，这是否意味着时间已经过去很多，人正在变得老去？也许这不是一个感伤的表述，而是时间的自然提醒，但是，这都差不多，经历就是时间，一旦太多，就是堆积，人会自然而然地去想起。
理解艺术是永远的话题，可是，人们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导致了对艺术持久的困惑。我们的谈话显然有一个特殊的语境，从2006年以来，艺术圈的人们开始更多地谈论80年代的艺术历史，直到混乱而糟糕的2008年，网上终于开始对那些被认为成功的艺术家展开批评或者咒骂。远离国内的喧嚣的San Servolo是个好地方，她让我们可以很安静地去讨论艺术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疯人岛”更像一个平静的天堂乐园，可以供我们清理人世间的问题。
中国人大都熟悉“竹林七贤”的故事。在灿烂的阳光下，吴山专再次提及到了这个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我并不认为我很熟悉这七个人的所有事迹，而宁可将这个概念看成是一种气质和态度，看成是一个做人的标准，甚至看成是一个脱离喧嚣的精神空气。尽管网上有太多关于当代艺术的文字，对于今天的“竹林七贤”来说，没有丝毫的意义。许多事实让我们感受到，语词之间的交流无法实现任何沟通与共鸣。那些能够沟通和拥有共鸣的人真的需要语词吗？不是，我们知道，他们仅仅需要酒、女人与领悟。西方思想家当然注重“理性”，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领悟”与“体会”是最重要的。时间每分钟都在流逝，除非你在实施善的行为，否则不应该将时间用在不能沟通的人那里。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他人就是地狱”的内涵可以改写，至少可以表述为“他人就是消耗”，否则，那些无意识的声音将销蚀你的能量以及智慧，沟通没有可能性，为什么还要去努力去沟通呢？对话没有可能性为什么要去对话呢？时间一直都在告诉我们谜底：时间本身就是答案。所以，吴山专终于说出来：“其实，关于世界（艺术），就是三五个人之间的认可、沟通与交流就可以了。准确地讲，我们只在意少数人之间的恐慌或友情。”张培力表示了对批评家使用概念的反感，他几乎不相信语词本身能够构成一个有价值的学术世界，只有感觉，直觉可以引导批评家对一件作品的认识与理解。
我在他俩谈话的时候，拍摄了一些照片，是旁边的几个欧洲女学生在阳光下十分裸露地喝咖啡和聊天的内容。有个女孩的背影非常漂亮，她构成了物理世界中的风景，也构成了一旁形而上学的基础——艺术家，或者“疯人”就是这样联想的。这时，德国人推着箱子离开了，我们握手告别。看上去，那离去的背影尽管受到强烈的阳光照耀，也仍然有一丝分别的感怀，当然，那样的感受很可能只是我自己的。
王广义、黄专、肖全等人到达San Servolo的时间是国内29日清晨1点过，却是这里28日下午灿烂的黄昏。同路的还有《三联生活》的苌苌和何多苓的学生喻传红，以及已经无须参与吴山专作品安装的水哥。快落入地平线的阳光非常好看，橘红色的调子构成了大家见面时的高兴的象征，尽管这样的象征往往短暂而忧郁。
晚餐的时间到了，更多的人仍然在食堂的外面吃饭。苌苌给我们（吴山专、张培力、黄专、我以及王广义）几个拍下了多少有些幽暗的黑白照片。晚上，黄专将广义、山专和培力组织到广义的房间，我的理解是为苌苌提供一次采访的机会。事实也是这样。尽管我谈到了展览的最初的想法，但是，我以为举办这个展览没有任何必然的原因。要不是一次偶然去苏州的机会，我是没有冲动的。不好意思，近年来我爱上了苏州园林，当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Samuel提出希望我能够支持叶放在VIU做一个园林计划时，我原则地答应了。以后，为了让这个机会更加有内容，让青城山美术馆群有一次有趣的展览活动，我最后决定了让美术馆群承担这次展览的经费。2月底，在VIU院长Umberto Vattani（翁贝托·瓦塔尼）的支持与努力下，一个由青城山美术馆群八位艺术家为主导力量的第53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特别邀请展（a collateral event of 53th Biennnale di Venezia）就诞生了。出于个人兴趣和与周春芽说过好几次要一块去苏州的计划，在决定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后，我想集中大家玩一下并利用机会跟大家商量展览的准备事宜，于是就在苏州安排了一次聚会。在最近的几年里，我经常去江南不同的园林。不过，4月9号那天苏州的阳光实在是太强烈了，网狮园没有了往日我体会到的润泽，园林需要雨、雾和潮湿，那是她的气质。所以，那天的园林不属于标准的园林，阳光灿烂，甚至有些过分的热，我还躲过一会阴凉地。的确，我本来也真的想听一听昆曲，尽管我完全不懂得她，也想让大家感受到传统的气质。这样的安排的确有些让人吃惊，何多说，如果不是我的这次安排，他可能永远不会到这里来。其实，我们在苏州雅集的另一个小任务，是共同完成一个册页，那是将送给VIU的礼物。
有很多人问过，为什么展览的题目叫“给马可波罗的礼物”？我想来想去，还是因为历史与园林提示了某种方向。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介绍过苏州与杭州。他使用了很美好的词汇去描述这两个城市的情况：
他到了华贵的城市“行在”（杭州），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天堂之城”。这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描述，因为，毫无疑问，她是世界上最美和最华贵的城市。（He reaches the splendid city of Kinsai, whose name means ‘City of Heaven’. It well merits a description, because it is without doubt the finest and most splendid city in the world.）
八百多年前，马可波罗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的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朝章国故、琐闻佚事告诉欧洲人，为欧洲人描绘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话”。马可波罗告诉威尼斯人，“地中海”不是世界的中心，新的世界地图需要重新绘制。在以后的东西方交流中，那些“神话”的书写者综合了人类不同文明。看来应该感谢马可波罗，就是这个简单的原因，我想，我们应该给他回敬一个礼物，去感谢他，呼应他。我们要去的城市是威尼斯，那不是马可波罗的故乡吗？没有任何一个要素不让我们接近Marco Polo这个符号和声音，有些离不开，躲不掉。我于2月9日在San Servolo11号楼的房间给艺术家们的第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展览的主题“给马可波罗的礼物”一目了然，她涉及到了东方与西方，历史与今天，文明与传统，以及关于全球化进程中当代艺术的立场与态度，所以，这次展览是一次很好的实验机会。鉴于展览的场所与环境具有优雅的时间色彩，所以，展览将同时也是一次与环境的高度融合。
这些描述有些空洞，但是，我显然受到了San Servolo环境的感染。我很希望大家到这里来玩一玩。国内的空气很肮脏，有海鸥叫和汽笛声的地方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去处！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身心在寻找一个更加适合它的环境。
王广义是第二个主要说话的人，他含含糊糊地交代了为什么要使用圆明园这个历史的素材。他说他根本不是为了对历史做出什么评价，不过是提供一个有可能得到多重解释的现场。从马可波罗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后，“意大利与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构成了极其复杂的关系”。他说，“圆明园作为历史的‘物证’，具有特别的意义。包含了复杂的文化与政治的冲突。同时圆明园又是八国联军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文化掠夺的‘犯罪现场’。当然，不仅马可波罗，就是圆明园的设计者之一朗世宁（F. Giuseppe Castiglione）也不会想到这一点。”他希望还原历史的“现场”，让马可波罗的后人理解到历史与文化的复杂性。我想，在这个现场里，对历史的感伤，对灾难的反省以及对充满悲剧的时间的缅怀，都成为今天的问题。其实，广义仍然有自己的立场，他的身体里流淌着一种民族甚至种族主义的血液，所以，他使用了“侵略”这个概念。一个美国人告诉我，在人类的现代社会还没有建立起来，国家疆界并不明确的时期，“侵略”这个词不要随便使用，你看看你们的成吉思汗（Genghis Khan），三次西征应该算什么呢？这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过，我读得出广义的含义。他不高兴西方人对中国的态度，他几乎是本能地具有一种文明冲突不可避免的心理状态。
培力对回答记者的问题有些发蹙。培力是一个不喜欢命题作文的艺术家，他从来是从自己的某种感受出发，就像他在头一天与老吴谈到的那样，感觉与知觉的复杂性导致了一件作品的出发点的产生。很多年前，他为一只鸡洗澡，直至这个生命濒临垂危；他摔下玻璃，再将破裂的玻璃用胶水粘连上，进而再次将玻璃摔碎，不断往复。你去问问他为什么在1988年之后要制作那些被夹有医用实物的玻璃作品，问问为什么要画出那些没有任何情绪的手套？在更早，我们知道培力画过有“萨克斯”的人物，那多少是他哥哥的爱好的被转换含义的记录。没有太多反映论的概念能够解释培力的作品，他自己也有关于自己的艺术的陈述，但是，他的文章“为艺术而战”似乎也与自己的作品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次，培力同样希望避免说明性的含义，可是，谁也不会怀疑，他提供的“塔”成为文明之间相互拷贝与交流的象征。好像是广义接着培力的话，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不过是互为“山寨”的过程，就是朗世宁设计的圆明园，也不过是一个山寨版的欧洲建筑。真正的经典又何尝不是一种范本的“山寨”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吴山专讲到了柏拉图的“二手水”的故事，通过路过河边一位妇女转手得到的水，将有可能具有什么新的含义？这当然是那位古希腊人的智慧的编造，是一种语词的相对封闭的游戏。吴的念头是断裂的，从来就没有连起来过，可是，散碎的符号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硬问题”？就像黄专几天前在“梧桐”说的那样，我们不能被简单的社会学逻辑和道德主义责任给干扰，人类艺术完成的仅仅是观念递进的任务。然而，什么观念被认为属于人类的遗产并成为观念史中的一环呢？语词再次构成了阻力，除非我们的权力为某个观念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撑，而这样的问题刚好不属于观念讨论的范围，所以，如何能够提供一个共识性的结论仍然变得非常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吴的作品总是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质疑的原因——一个艺术家的观念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成为有价值的东西？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
黄专说他疲倦了，讨论中途就回到他的房间睡觉去了。我们没有听到他的意见。很快，来自生理上的困顿将我们所有的人赶回房间，形而上学再次接受了物理世界的法则，我们都躺下了。
29日是广义去现场完成他的作品的时间。肖全跟着他拍摄了整个过程。广义将他夹有朗世宁圆明园设计图的十二块有机玻璃板安放在十吨建筑废灰上面，他暗示这个地方就是八国联军当时毁掉的圆明园现场，尽管他不断告知他不打算带有任何倾向，而仅仅是给观众提供思考与联想的可能性。这天清晨，肖全给我们拍摄了一些照片，清晨的阳光柔和之至，我们围着San Servolo岛边缓缓散步，领略空气的清新。记得在1991年的时候，我和肖全到武汉，与在那里的王广义、舒群、任戬、魏光庆见面。我们讨论1989年之后新艺术的可能性。从1990年到1992年，我去了好几次武汉，有一次还见到了培力。这正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概念流行的时候，大家经常讨论到了“本质的深渊”、“无底的棋盘”这样的问题。的确，当西南艺术家还在为严峻的政治与现实感到极度的不安时，在武汉的艺术家似乎已经将两年前引发的现实问题放在了一边。的确，商品经济的概念在1991年之后开始逐渐为“市场经济”所替代，直到1992年，人们不再囿于旧有的概念。所以，在武汉艺术家的嘴里，你可以经常听到“延异”这个词，那时，我联想到的是好几年前北方艺术家群体对“理式”或者“理念”这类词汇的借用。我还不清楚这个习惯是怎样培养出来的，我被武汉的空气所感染。一天，黄专在他的小屋里等着我们，据说，是艺术家们挑起来，希望看到我与黄专辩论学术问题，他们说黄专是贡布里希（Ernst Hans Gombrich）方法论这个路子的，后面是范景中（范景中后来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我也成为了他的学生）。那以后，我把在武汉美术院的严善錞，和在广州的邵宏、杨小彦联系起来，我觉得他们都是一帮人，我的知识不如他们，很快，1992年，我已经在广州美术学院的宿舍黄专的家里吃饭了，这时，湖北的人都迁徙到了南方。对武汉的记忆来自很多方面，肖全给我和广义在涵三宫拍摄的照片成为那时我们的精神面貌和现实的准确记录：独立、年轻、仍然保持着理想、准备再次出击、但是所拥有的资源仍然有限。广义的大批判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当我们熟悉的形象（工人、农民与解放军）出现在他的画室里的画布上时，我意识到新艺术已经开始。从抽象的概念到具体的形象，王广义始终关注的是一些被称之为“观念”的问题，他寻找人们熟悉的形象，却说这个形象与其本身的历史背景没有关系，他说他拆开了形象原有的逻辑，不过是让作品提供盲点。人们在他提供了打格子的毛泽东的同时，听到他说他要“清理人文热情”；见到了他的“大批判”，他却不认为那些“工农兵”与现实有什么关系。现在，他将朗世宁的设计图放在那里，告诉意大利人：这圆明园可是意大利人的作品，然而今天已经成为废墟。广义没有说他想指责意大利人，可是，他知道八国联军有意大利的军队。张培力说，有资料表明烧毁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可是我们也知道，历史文献也表明，在前前后后的破坏中，同样有关于意大利军队参与的记录。广义的作品从来就是这样，他提供人们熟悉的资源，却否认这个资源在自己作品中与原有逻辑的关系。事实上，他想打开任何可能性，他似乎确认，艺术的魅力就存在于可能性的无限衍生。
这天下午，艺术家们的作品都已经在展览空间呈现，Umberto Vattani很激动地与我交换了他对艺术家们的作品的感想，在办公室，他对展览作品一一进行了分析，他尤其表达了对岳敏君作品的充分理解，他在说到岳的作品时，把东西方文明的形式因素进行了很细腻的对比。当天，Umberto Vattani请我到LiDo 岛上的一个靠海的餐厅共进晚餐。黄昏里，从我们的餐馆可以眺望不远处的San Servolo，当落日接近地平线的时候，San Servolo渐渐变成了一个剪影。Umberto Vattani说，这里看上去的风景非常漂亮。日常生活中，我熟悉这样的描述，显然，这里的风景看上去非常漂亮。但是，给我印象深刻的是，Umberto Vattani说：自然是奇妙的，每一刻都会有变化，我们看到的风景其实是不会重复的，这样，我们在同样一个地方就能看到无数不同的美丽图画。这样的描述让我获得了启迪，我对日常的变化实在是太不注意，也太粗糙了，的确，几分种的时间，我们已经目睹了天空与海面上色彩的丰富变化，风景本身奇迹般的改变让我们感到如同更换环境一般。晚上九点之后，太阳迅速落下地平线，金黄色的世界变成了暗红色……黑夜终于降临。
30日，一些涉及现场包装指示系统的工作需要平面设计师殷九龙和他的助手去本岛解决。在San Servolo已经紧张了四天，终于，有空闲去本岛了。在苏州雅集认识的何多的学生喻传红本来要与她在威尼斯的朋友见面，这样，我们一块到了本岛，在圣马可广场的红色咖啡区域与肖全、殷九龙以及他的助手见了面。
在殷九龙等人的建议下，我们乘坐Gondola在威尼斯水城中游荡。我们一行在圣马可广场的露天倾听音乐，任何到过威尼斯的人会同意，这是美好的地方，尽管音乐很重复，但是，美的就是美的，很多听过的音乐仍然会让人内心荡漾。听觉会保持记忆，广场各个咖啡厅外面表演的很多音乐让人回想到80年代的情境，我经常用十分拙劣的磁带录音机听着从这个人那个人（在成都经常是易丹、周春芽、张晓刚）那里转录过来的西方古典音乐（当然也包括像拉赫玛尼诺夫这样的俄罗斯音乐），可是，那完全没有影响我们对西方音乐的欣赏与理解，今天，那些悠扬的旋律不过是旅游胜地里的一个消费内容，广场来往的游人所构成的轻松气氛减弱了我们当年内心对西方音乐的神圣性的对待。
这天是我唯一没有太多工作的一天，回到San Servolo，我们看到，除了张培力需要对他的“塔”进行更精细的调试，展览布置已经全部结束。
意大利6月1日上午不到11点的时间，最后的大队伍乘water taxi到达了San Servolo，两条船并行在码头边，人头一个个地从船舱里伸出来：岳敏君、张晓刚、何多苓、周春芽……他们一个个地上岸，高士明、刘淳、冷林、朱朱，一串人的名单：何多的女朋友郑越、从本岛过来见何多的李飒、聂荣庆、霜霜、BRUCE、孙越。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天气，任何一个普通的相机都能够将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象轮廓非常清晰的记录下来。我注意到，头两天就到达威尼斯的温成，在码头与接待厅来回穿梭进行他的拍摄工作。温成作为威尼斯展览工作队伍中的一员非常偶然，有一天，他电话告诉我：“我是温成，吕澎，我听说了你们在威尼斯的展览‘给马可波罗的礼物’，这个计划很伟大，我很有兴趣，是否可以让我来为你们做一个纪录片？”我记不清楚谁是温成，可是，我从口音感知到这是一个外国人，但是，突兀的要求让我一时没有判断。我告诉他，你做一个计划吧，我看看具体你能够做什么。很快，他通过e-mail将他的想法告诉了我，这个时候，我想起来了，我在展望的个人展览的晚餐上见过温成，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勤勉的拍摄者，那种工作的敏捷状态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所以，当我一读到他的e-mail中的说明与计划，我就立即给他回复了意见，同意他为“给马可波罗的礼物”展览制作一个专题片。事实上，温成在昨天就开始了他的采访，他抓住Umberto Vattani不放，结果导致Umberto Vattani为他的采访改变了其他的安排。在几天的工作准备与进行中，温成的工作态度和状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San Servolo的食堂、花园、咖啡厅；在威尼斯的水中、圣马可广场、小巷、餐馆，我们都能够见到他的身影，他按照自己的习惯，顺着自己敏感性，跟踪拍摄、组织采访，他总是以一种跳跃性的姿态在人群里面穿梭，哪怕是一次晚餐的结束，他也不放弃对一位喜欢中国艺术的意大利女孩的追问，以便收获有趣的素材。
在安排了住宿房间之后，艺术家们到展厅观看作品的布置效果。这天，到达San Servolo的人陆续到达本岛，开始了观光。我与朱朱单独在那些小巷里游历。我与朱朱是04年在南京认识的，那时，我们在一辆朋友的车里，他似乎很客气地问了我一些艺术圈里的问题。之前，我已经读过朱朱的文字。不过，他与徐累合作的那本可以变成两本的书没有给我很好的印象。在北京丽都广场的咖啡座，洪磊把他们的书《空城记》给我看，我翻了翻，觉得设计很讲究，不过，当时认为内文似乎有些矫饰。洪磊立即拨弄电话给徐累将我的看法转达过去，对方回答似乎有些模棱两可，我要承认，在没有认真阅读的前提下，任何人的意见也只能当作闲暇无聊时的一丝玩笑。后来，我读到了很多朱朱写的艺术家的文字，那些文字非常具有阐释性，分析很丰富，文笔很好，我想，那一定是朱朱诗歌写作的经历所赋予的。通常说，我不太喜欢艺术批评过分的阐释，可是，朱朱的文字倒不属于过分阐释的那一种，而是一种叙事，他在介绍艺术家的经历和分析作品时，总是通过文字引申出更加有内容的联想，这些联想不怎么抽象，倒有些文学性的描述，让人觉得很有内容。这么多年，批评家的批评文章，文字枯燥乏味，装神弄鬼，很难阅读。在我看来，一篇涉及艺术或者艺术家的介绍或者分析文字，需要三个主要的特点：上下文描述、观念阐释以及好的文笔。朱朱的文字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有很好的文笔。当然，没有什么语词是可以自足的，除非她是一种思想的表达，否则这个语词是没有意义的。我承认朱朱的语词是在很美的文笔中组织的，这意味着这些“很美的文笔”包含着观念的阐释以及思想的上下文。朱朱的文字中关于社会与现实的上下文描述很少，这是他的特点，这一定是习惯直指心灵的诗歌文字的诗人长期习惯的结果。何况，过多的社会与现实上下文的描述同样容易导致不着问题边际。我觉得，朱朱的优点，正好是我的缺点，朱朱的文字在感觉中让我联想到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艾吕雅（Paul Eluard）那档档法国人的趣味，尽管他的文字与之并不沾边，无论如何，他的文字给我很好的印象。结果，我们于2008年在湖南美术出版社的圣之空间联合策划了一个联体展览《个案——艺术史中的艺术家》和《个案——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在合作与交往中，渐渐成为相互很信任的朋友。
下午，我俩在圣马可广场与大队伍碰头小坐之后，就去了Rialto桥观看桥下和远处的风景。Rialto是威尼斯的历史象征，她曾经是连接这个城市的两岸的唯一桥梁，我在这个桥头上已经有了无数次观看，可是我承认，Rialto具有神秘的力量，让我每一次都有看不够的感觉，我突然联想到了2月里雨水中的Rialto周边的景致，那时人们在用扳子搭的路桥上穿梭，没有丝毫觉得别扭。尽管新闻报纸关于威尼斯遭遇严重水灾有充分的报道，但是，在这里游历的人们似乎觉得这是威尼斯天然的风景中的一部分，表现出适应与欣赏，没有觉得什么不妥。
黄昏中，我与朱朱在一个安静的小巷边的意大利餐馆晚餐。我们讨论艺术与学术问题；讨论男人与女人；……一包万宝路香烟就在晚餐中结束了。结账时，路灯已经亮了（这个季节的威尼斯要在晚上9点之后才渐渐黑暗），我们回到了圣马可广场，再次选择了一处有音乐的咖啡处坐下来，倾听那些不会让人疲倦的旋律。这个时候，我多少想到在成都茶馆听围鼓的情景，按照描述的习惯，人们爱用“高雅”去描述西方古典音乐，而总是，至少我周边的一些朋友，也总是认为像川剧，尤其是日常茶馆里的围鼓，是俗气的。真的是这样吗？过去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是，今天晚上，即便我正在异国他乡倾听“优美的”西方音乐，也很容易理解：不同的语境总是有不同的感受，如果将那些着装讲究的西方表演者放在苏州园林里面演出，也许我们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任何事情都是这样，语境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注意细节，就很容易肯定，文明的系统是如此地重要，不要轻易地去说“融合”，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文明系统中游历，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打破她们内部的逻辑关系。后现代似乎没有顾及这些，可是，那些敏感的创造者也许才真正懂得什么是“融合”，尽管“拼凑”、“挪用”是这么多年流行的方法。
离开广场中心，我们沿着回廊观看夜晚的圣马可，广场出口的一个咖啡馆音乐台下已经非常黑暗，有一对中年夫妇在随着音乐跳舞，其实，那些咖啡座位已经几乎没有客人，但这丝毫没有影响这对舞伴的兴致，他们只需要音乐，不需要观众。
在20号码头等待回San Servolo的船只时，吴山专发来了一个短信：天媒肖哥，拍摄成功。我知道了，有TOBUY IS TOCREATE霓虹灯的San Servolo夜景一定好看，作为威尼斯商人家族成员的马可波罗应该非常高兴。
6月2日是开幕式的一天，下午不到8点的样子，奥利瓦（Achill Bonito O1iva）来了。他在Umberto Vattani的陪同下，来与中国艺术家问好。奥利瓦是中国艺术家非常熟悉的意大利批评家和策展人，他在1993年策划的“东方之路”和“开放展”把中国艺术家第一次带到了威尼斯，带进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这一届（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非常重要。这个故事已经不用在这里叙述了，它几乎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常识。尽管展览之后栗宪庭对奥利瓦的选择仍然不满意，但是，没有这个意大利人，我们的确不知道中国当代艺术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经济的全球化与中国的市场经济终究会把中国当代艺术带到世界中去。就在1993年，王林在《读书》第十期发表了一篇叫做“奥利瓦不是中国艺术的救星”的文章，他的中心意思是说，中国当代艺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仅仅一个不了解中国的意大利人，无论他是谁，都难以有准确的判断，对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兴趣，不过是西方的视角和意识形态策略而已。所以，中国艺术的发展不能寄托在奥利瓦这样的西方人身上。不过，他引用了中方召集人栗宪庭的话：“然而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必须适应他们的规则，因为这是西方的展览。”也许那是一个艰难岁月，警觉者天生有一个提防的心理，紧张中国的艺术史被西方人乱写，紧张自己丧失了“决策”的权力，在2002年的时候，年龄很大的批评家贾方舟还是这样说，“真正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的、并能对它作出深刻阐释的只有中国的批评家。我们不能把中国当代艺术的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批评家和策展人身上。我们只有自己救自己。靠中国的批评家来扶持中国的当代艺术。”不过，时间到了2009年的今天，那些唠唠叨叨的批评家还没有认真地说出，除了被西方选中的那些艺术家外，哪些中国艺术家的艺术可以体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这时间可是已经过了十五、六年了，警惕被西方颠覆的心理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多少变化，很多批评家至今也是这样看待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的。“西方阴谋论”成为时尚术语，让那些如此判断者高兴得不行。
我一直不是很在意这样的问题，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艺术判断就拿出来，不必有太多的顾虑与警惕。所以，当Umberto Vattani推荐奥利瓦来做意方策展人时，我很高兴，能够与这个老头合作一下，不是很好吗？他也是人啊！一个意大利人，一个对诗歌和艺术具有洞察力的人，一个对中国当代艺术有所作为的人。他的英语讲得不是很好，所以只能简单地与大家聊天，Umberto Vattani很快就开始组织奥利瓦与艺术家们合影，在合影的过程中，奥利瓦把易英翻译的他写的两本书《叛逆的思想》和《马塞尔杜尚的一生》送给了我。我觉得他很友好，挺有趣的。
开幕式是在8点过十分开始的。首先是Umberto Vattani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知道，Umberto Vattani是真的喜欢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尽管他年纪很大了，但是，他精力充沛，思维十分敏捷，最让我吃惊的是，在我们2月访问期间晚上听音乐会的时候，他居然在等待开幕的前十几分钟里，在纸上已经将整个展览的安排与策划勾勒清楚，他还将开幕式的程序作了考虑，他在整整一张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下那些层次清楚的文字，让我非常感动。尽管12月26日接受参加展览的申请时间早就过去，也正是Umberto Vattani的努力，使得本次展览作为双年展的一部分成为可能。我用吃力的英文向在场的嘉宾说明了展览的策划思想，并一一介绍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接着就是奥利瓦即兴发言，他一会是意大利语，一会又用英文，我没有太听得懂他的意思，不过，他开玩笑地说，今天，我与他重新构成了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关系，继续着东西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我没有把他的这个比喻看成是夸张，而仅仅是理解为和谐气氛的风趣。王广义接着奥利瓦后面发言，他说，很遗憾，马可波罗没有机会看到今天中国艺术家送给他的礼物，不过，他相信，老马的后裔会接受这些礼物，并转告他们的先人。在王广义发言后，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张晓刚和叶放代表参展艺术家将大家于4月9日在苏州叶放的家里完成的册页赠送给Umberto Vattani，那册页上面有十位艺术家用毛笔画的石头、花瓶、梅枝、流水以及其他非常中国的东西。那天晚上，大家在酒后倾听琵琶和昆曲，并在三个册页上涂涂画画，在其中一个册页上，每个艺术家写了“精神”二字，可是，从那些乱涂的笔迹上，还是可以透露出每个人的气质。将册页送给Umberto Vattani是我的主意，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与我们的主题有些联系，毕竟是东方人要送给西方人的礼物，那些只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才能找到上下文的物品，具有特殊的教养与贴切。最后发言的是上海当代艺术馆馆长龚明光，他将九位男艺术家与一位女艺术家共同举办展览，比喻为中国的阴阳，次日在本岛宴请艺术家的午餐上，Umberto Vattani还重复了这个比喻。
开幕式讲话结束了，晚餐party开始，来宾与朋友们喝酒聊天不在话下。让大家吃惊的是，奥利瓦的舞姿很有风格。那是酒过三旬的时刻，他一只手夹着雪茄，另一只手居然将酒杯顶在头上，表情颇为诙谐，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肖全很及时地记下了这个瞬间。我端着酒杯与他有好一段时间的共舞。我不会跳舞，凑热闹的情况也很少，可是，在意大利人和欧洲人占多数的场合，我觉得跳舞变得非常随便，完全没有尴尬与不适。其实，也谈不上非常高兴，只是借着酒性，借着放松的环境。唯一可以理性地分析的是，工作已经结束，可以放松自己了。
在舞会开始一段时间后，张培力、黄专和王广义回到了14号楼。现场，只有张晓刚和何多苓很有兴致地观看着。我问刚儿感受如何？他说，虽然自己不去跳舞，但是，这个场面能够让人感受到活力与热情，这样的气氛很养人。刚儿已经很多年不习惯早早睡觉，他甚至害怕单独与黑暗，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感觉。他直到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对6月3日的研讨会没有太多值得记录的印象。只是在研讨会上春芽回答台下的提问很好玩，提问者多少有些质疑的暗示，这位中国艺术家用狗做题材的时间已经有很多年了，今天，再次用狗来参加展览意味着什么呢？周春芽回答说：“我觉得马可波罗不会反对我送给他的礼物。”台下一片笑声，这个回答的确很智慧的，我觉得。还没有正式展出的时候，就有游客在雕塑边照相，小孩骑在像马一样大的绿狗上开心死了。快撤展的时候，我听说，很多观众对周的狗特别喜欢，其实，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在研讨会上见到了莫尼卡（Monica Dematte）算是一件事情。在1992年的时候，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年轻的莫尼卡，那时，我仅仅知道她是意大利人，到中国来，喜欢中国的艺术。这个印象没有任何价值，不过是一个概念。以后很多年，我也是不多地见到过她，并在杂志上读到了她写的关于中国艺术和艺术家的文章。直至有一天，我在798现代书店里看到了她的文集《艺术：各自为战的运动——亲历中国当代艺术20年》（2008年）的出版，才有了一个看法：莫尼卡是这么多年来的中国艺术难以简单分割的参与者。我没有读过她的多少文章，我仅仅是凭借着不断看到、听到、读到的印象，构成了这样的看法。时间的确具有势不可挡的力量，莫尼卡看上去明显老了，就跟她非常熟悉的那些艺术家一样。在艺术家在台上回答问题期间，我们在下面有一小段时间的交流，台下的提问和台上的回答，以及不是很流畅的翻译，刺激了她不少含蓄的言论，她的最有趣的说法是：这里这么多中国人，又是中国艺术家的展览，所以可以说San Servolo已经成为中国的殖民地了。我回答说：看来是。
晚上是程昕东在本岛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小店请客。有很多人参加。在下午会议上提出过两个问题的意大利女孩也跟我们一块。会议结束了，可是，我见她没有离开的意思。她说她非常喜欢中国的艺术，她正在写作关于王广义的研究文章，她说她今天居然能够见到艺术家本人，实在是太高兴了。她看上去有很多问题要问，在学校咖啡厅露天的遮阳伞下，她问一个年轻的艺术家如何能够获得成功。我当然觉得回答这样的问题太累，但是也给她说了我的看法。她用自己的相机拍摄中国艺术家，状态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我们在San Servolo码头出发之前，她犹豫着是否跟着我们，我告诉她说，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这样，她成为这帮吃饭队伍中的一员。在圣马可广场，大家都跟她一块照相，的确，她漂亮，并且是轻松活泼充满个性的那种。在饭桌上，她坐在广义与刚儿之间，她觉得她实在是享受之至，她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让这两位中国艺术家在上面写写画画，那其中微妙的语词、幽默的调子以及生动的形象——张晓刚画了一只小狗，一定成为她今后生活与学习的作料。在这个晚上，广义又一次地说出了很多生动有趣、充满智慧的话，我想，那总是酒与女人的结果。
我得坦率地承认，6月4日参观的威尼斯双年展中的任何一个展览，都没有激起我的好奇心与思考，的确，走马观花而已。我难以像有些记者甚至批评家那样，对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绘声绘色地去描述。我将精力更多地用在双年展览展览的包装，指示系统的设计，书店布置，灯光布置。当然，有些馆我没有去。事实上，在短短的时间里观看如此多的艺术品，在精神与反应上是会迟钝的。走出展区，我在海边上眺望阳光下的San Servolo，真的很近。我注意到，眼前不远的水面上，有一只用特殊材料做的船，船上一只干鱼被挂在鱼杆上，有一个人坐在船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理解为一件正在参加展览的艺术品。每个观众都可以去解读这件艺术品的含义。至于我，望过去，即便是在强烈的阳光下，也多少感受到一丝凄凉。事实上，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这件作品，它在海上，与这个展览区域有明显的距离。可是，一只具有象征意义的干鱼被挂在空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身穿白色衣服，头戴白色帽子的“钓鱼人”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与内心呢？我还是用最通俗的逻辑来理解这样的情景：孤独的期待是没有结果的，鱼仅仅是一个象征，至于希望，总是画饼充饥。这件作品给我印象多少深一些，仅仅是因为我想我难以做到像那个“钓鱼人”那样孤独地长时间坐在那里，而几乎难以期待有什么奇迹的可能性，我的确没有这样的耐心。这件作品没有什么新的观念，却有一丝悲凉的气息。
这天，张晓刚邀请了几个人在中餐馆“海城”共进晚餐，以为可以在很小的范围内好好的聊天，然而，当我们到了海城饭馆，发现，还是很多中国艺术家和朋友在这里，事实上，大家都非常想念中餐。
意大利6月5日的黄昏，我们到达Amalfi。这座看上去让人联想到西班牙的小城镇有很古老的历史。Amalfi是意大利最早的共和国，建于840年。有一天，我们延着Amalfi海岸，乘着小船到了Positano，上个世纪，毕卡索（Picasso）、法国诗人科克托(Cocteau)到过这里，能够想象，这里曾经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家喜欢的地方。事实上，Amalfi海岸在20世纪50、60年代是所谓上流社会与时尚明星经常光顾的地方，原因非常简单：历史、建筑、地方人文以及领略不尽的风景。
在Amalfi的几天里，我们仍然讨论中国的当代艺术。也许是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经济危机、市场严重疲软、之前两年关于当代艺术的争论以及语言暴力的四处蔓延，似乎让大家感受到，一个时期真的结束了。尤其是，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没有被严肃、持久并富于成果的讨论，就被网络中泛滥的滥骂给覆盖了。的确，什么是我们今天艺术的真正话题？艺术家应该有什么样的新的视角来观看这个世界抑或观看自己的内心世界？冷林、晓刚、我，我们在H. MirAmalfi酒店的露天阳台上讨论这些问题。我知道冷林这个名字是1993年，那年我从《江苏画刊》上得知冷林策划了一个展览“是我”，很快，我在《江苏画刊》上回应了冷林的观点。我记不住我说了些什么，但是，冷林的名字和他的观点对我有了影响。几年后，他策划了第一个当代艺术专场拍卖，成绩如何并不重要，关键是，当代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努力下渐渐有了新的发展平台。那天晚上冷林说，现在是需要新的话题和艺术观的时候了。我们经历过了太多的关于东方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讨论，经历了很多来来回回的无休止的讨论，可是，在中国获得了全球影响力，中国艺术家和批评家对全球的信息有了自由、轻松的了解的背景下，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开放性实验的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究竟该如果进行下去？其实，我们面临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多多少少有点像1990、1991年的情况，惯性的历史被一个重大事件给强行中断，我们该从什么角度、话题重新开始？
Amalfi实在是太美了。最后一天的晚上，我们走进了一个似乎古老的艺术商店，里面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让我喜欢。当然，最给我深刻印象的不是这里的物品的异国趣味、风格与它们的物理呈现，而是在如此偏僻的小镇，我们能够体会和感受到这里的人们对传统的有教养的尊重。那些经过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和旅游产品是如此地考究与安排，我们在其中看到、感受到、理解到这里的人们对历史与文化的爱惜与保留。我注意到了一幅描绘Amalfi的油画，我觉得那不是一般意义的旅游商品。一向店主打听，得知，这是一幅由二十世纪初的德国画家画的Amalfi，价格为三万多欧元，当然很贵。在山上的回廊，两个在讨论也许是属于哲学话题的老人，衣服的褶皱被处理得非常肯定，远处的山脉充满空气，阳光似乎开始走向黄昏，技术无疑是高超的。我当然知道，产生这幅的画的时间正是欧洲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时期，可是，一个可能是学院里的教授到了Amalfi，显然容易被这里的自然和历史所打动，这位画家的内心和感受，应该是真实的。的确，我们在大量的商店与古玩店里能够看到类似的作品，可是，这样的经历我觉得也非常值得缅怀。对于生活中的人来说，我们不必处处都去使用“历史的”标准，很大程度上讲，对于一个肉身的人来说，生活本身是最伟大的。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康德的那句名言的意思，何况，生活的体验也就是历史的体验，我们的精神永远是在历史的游历中成长的。
6月9日的上午，我们一行离开Amalfi前往巴塞尔。这时，在我的感觉中，我的工作才真的结束了。
2009年7月27日星期一